《文史天地》纪念贵州建省600周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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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建省600年文化审视

贵州建省600年文化审视

作者:熊宗仁 阅读量:15 点赞:0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总结贵州建省600年历史经验教训,如何实现后发赶超、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的新视域。从“文化”看贵州,会看到一个不同于一般经济社会视野下的贵州。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世界视野下,“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这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文化在当今中国的时代价值的概括,也标志着党对文化认识的又一次理论提升。对于正处于“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贵州来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支撑。在中央鲜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任务,全面部署和实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新形势下,在贵州省提出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贵州多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研究贵州省600年来的文化,不仅具有传统的学理层面的文化专史的价值,更对贵州文化建设具有启迪和借鉴的实践意义。

一、关于“贵州文化”的界定与解读

文化是什么?尽管表述各有不同,但从根本上来说,文化是人类全部思想和行为的记录,是人类文明创造的凝结,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总成就。这是人们普遍认同的“大文化”的概念,但它包罗万象的内容,显然对于一般研究者来说有不能承受之重。而作为意识形态和知识的文化,如思想、科学、文艺、道德等精神层面的文化概念,似乎又不能囊括那些伴随贵州600年历史,既成为贵州600年来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影响和作用于贵州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上层建筑的“小文化”。因此,笔者这里所指的文化,既涉及到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文化层面,又便于厘清贵州地域纵贯古今的文化源流、特点,也能提炼出影响未来走向的历史基因,姑且称之为“中文化”吧。

关于“贵州文化”,空间上自然是指今贵州省域内产生的文化,但它却不是与周边省(区、市)毫无关联地存在;时间上,也不局限于建省以来的600年,因为文化的长河是割不断的,600年来与600年前今贵州地域的文化是一个难以分割的系统;对象上主要是研究今贵州地域特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下社会成员内在和外在的行为规则;它是经过时间无意识的检验和人们有意识而保留下来的、已经成型的、可以传承再现的部分;它是贵州各族人民及其先民的历史可被认知的一面。它对贵州、对中国、对世界都是有价值的。研究贵州文化的目的,既要探讨贵州文化形成的原因、特点及其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也无法回避贵州经济社会发展长期滞后的文化原因,当然也必然会凸显贵州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文化动力。

贵州文化之于中华文化及周边省(区、市)的文化,由于自然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原来就是边际模糊的、互有关联与交融的。清晰的文化视野、模糊的边际;有限的地域、600年的时段并没有限制我们的研究。时间、地点、条件这三要素所造就的特定文化将会循着历史的逻辑作时空上的延伸,使我们对贵州600年的文化处于一个完整的动态系统之中。贵州文化无疑是有特色的,但对其特色的解读却是林林总总,原因正在于贵州文化形成的时间维度与贵州建省前后空间维变的节点不只是一个,而是多个。从不同的节点上去看贵州文化,自然会看到不同的景象。

二、移民社会的共性与贵州文化的个性

贵州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省,具有移民文化兼容并包的共性。但它早在大批移民进入之前,贵州古代的先民们便已经创造了自己的文化。贵州的文化史与贵州开发史、移民史是密切相关的。放眼贵州的开发史,一股股从古至今都未断绝的移民潮,奔流不息地把贵州从蒙昧带向文明,从古代推向当代。由分散的或集中的、自主的或非自主的移民所造成的文化碰撞交融,远不是“一物降一物”或“一物生一物”那么单纯,而可能产生既完全非此,也完全非彼的文化型态。

大约在两千多年前,今贵州地域就是中国百濮、百越、氐羌、苗瑶和汉民族等五大族系的交流融合之地。从秦汉对西南夷的开发,魏晋时期南中地区的民族融合,中经隋唐宋元诸朝,今贵州地域史籍的记载虽少,但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却是持续不断的。即使是明初汉民族因“调北征南”、“调北填南”而有组织地进入贵州,直至建省,也没有改变贵州“夷多汉少”的民族构成和“夷强汉弱”的文化格局。直至清中叶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后,才逐渐改变了贵州“夷多汉少”的民族构成和“夷强汉弱”的文化格局。就是此后贵州的民族构成是“汉多夷少”、文化格局上是“汉强夷弱”,贵州文化的灿烂多姿皆根源于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多元共生互补的优势。

对贵州文化的个性曾经有过不同的概括。站在本土文化为根和有文献记载,有考古发掘佐证的角度,有人说夜郎文化是贵州文化的特色;基于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的理念,有人又主张贵州文化的特色是喀斯特文化;根据文化与人类创造性活动的关系以及地域文化差异性的比较,有人又认为贵州文化的特质是多民族文化;站在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基础,人类活动必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的角度,有人则主张贵州文化的特色是山地文化。上述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也道出了贵州文化的差异性的某种特质,但却没有形成省内外一致的共识。这正说明文化比之经济、政治、社会更复杂,人们对它的认识要统一相对更难。或从主流文化的立场,或从精英文化的立场,或从草根文化的立场对同一文化进行认知,必然会有不同的说法。但这绝不会影响认知对象的客观存在。

作为多元一体共生的中华文化组成部分之一的贵州文化,相对于中原及沿海发达地区而言,从来也没有成为过影响力、辐射力强的成型的文化;相对历史上同属于司马迁在《史记》中所泛指的“西南夷”区域的文化,它也不是一个成型的、成熟的文化。着眼于历史与现实、自然与人文,对贵州文化个性的概括,无论从什么角度去提炼,都不会超越出“多民族文化”这一大的概念,但“多民族”却又不是贵州所独具的。因此,才为贵州文化个性的探讨提供了百家争鸣的广阔空间。

三、600年贵州文化发展规律与反思

文化的生命之树常青,是因为它随人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文化是由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观念模式所构成,它必然会随人的需要而改变,既可以放弃旧的文化特质,也可以创造或接受新的特质。贵州建省600年来,尽管环境和社会条件变化使某些文化发生了变迁,但不一定导致所有文化的变迁。600年来,贵州文化在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来文化的接触中,它既吸纳和借取了外来文化的要素,同时也传播或展示了自己的文化要素。在贵州地域内,既表现出文化的支配与从属关系,同时也表现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关系。贵州文化发展、演进,既在于内生的动力,也在于外在的压力和刺激。

造成贵州文化发展变化以显现出个性的原因,除文化自身规律使然外,就贵州地域内的原因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特定的文化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中由特定的人们创造和传承的。贵州是世界上喀斯特发育成熟的典型地区之一,山高谷深、地貌复杂,自古交通闭塞,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交通瓶颈迄今也未完全打破。恶劣的自然环境涵养了贵州人山一般的顽强性格和生存意志,但也限制了贵州人的眼界和开放的心态。大山的阻隔与封闭,导致了文化事象中的“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文化千岛”现象,极强的包容性与无奈的封闭性并存的局面十分普遍。

其次,绵延不断的移民潮。移民潮是冲破贵州封闭落后的源头活水。贵州虽有史前文明的辉煌,但由于存在文化链接的断环,我们无法确认史前众多的远古人类就是今天某种民族文化的最早的创造者,但我们却可以肯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即已开始的移民活动,是造成贵州多民族文化共生互补的主因。各民族文化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即使在被称为屯堡人所创造的“文化孤岛”中也不乏踪迹。文化的远源嫁接或交流,文化的变易与保守都同时会显现。

再次,边缘化的区位弱势。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综观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心的历史轨迹,大体上是一个自西向东、由北而南又由南而北的十字形。横向以黄河、长江干流为主轴;纵向则涵盖华北、华东、华中东部及华南,贵州则总是处于这十字形历史主航道的左下角,始终未能进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区位。这种边缘化的区位弱势,直接导致贵州文化的边缘化,在主流文化的话语体系中,“失语”状态便在所难免。即使在文化多样并存、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都能参与全球文化话语对话的今天,贵州本土的话语体系依然是被忽视或被弱化。文化自觉的滞后与文化自信的不足,常常使贵州的文化心态徘徊在“夜郎自大”与“夜郎自卑”之间。

贵州建省600年来,贵州人对贵州文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迷惘、自卑、自省、自励到自觉、自信、自强的过程。近代以前,总体上处于文化迷惘和自卑之中;而近代到现代,总体上又由自卑到自省、自励;而当代特别是改革开放、尤其是近些年从上到下对文化认识的提升,贵州人从文化自省、自励中开始走向文化自觉、自信、自强。正是在增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推动多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语境中,我们在审视贵州文化600年历程时,看到了它普遍起作用和反复表现出的印迹。

第一、贵州文化多样性的进一步增强及其价值的不断升值。新中国成立以前,在以汉文化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下产生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使贵州世居的17个少数民族和外来的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遭受歧视,难以彰扬。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多民族文化得到尊重、保护和发展,多民族文化的共生繁荣、和而不同成了贵州文化日益彰显的特色和亮点。“多彩贵州”这张亮丽的贵州文化的底色便是百花绽放的贵州多民族文化。在文化多样性的语境下,贵州民族文化的多样性相对保守中的传承未必全是坏事;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贵州多民族文化相对开放中的发展未必全是好事;在政治多极化的语境下,贵州民族文化个性的提倡与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共性的提倡应是一致的。贵州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正是中华文化根深叶茂、花繁果硕的体现。张扬多民族文化个性与保卫国家文化安全的价值目标是文化发展并行不悖的原则。贵州600年文化正走进文化现代转型的路上,传统的理论认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从理论上讲,这是成立的。但从世界文化史看,从文化演进和转型的实践看,为什么许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在历史上消失了,为什么贵州有些文化在600年间也有的消失了。民族的文化只有适应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能走出区域边界、走出国门,被文化承载者自身认同与欣赏,并被别样文化的承载者认同并欣赏的,才能成为世界的。在文化流变中,也可以说:“活下来的,才是好的。”贵州民族文化如何走出省门、走出国门,又成了贵州文化研究的一道时代命题。

第二、历史文化的积淀在不断丰厚中超常规但却合乎文化逻辑地走在时代的前列。贵州史前的辉煌,以夜郎文化为符号的古代文化并未因夜郎国的灭国而消失,夜郎的文脉与谪戍文化和屯戍文化、多民族文化交流融汇一直延续下来。到了近代,贵州在文化领域及其所引发的社会变革在许多领域或时段,都超越了经济社会滞后的基础,不仅紧跟上时代脉动,甚至引领了全国的时代风尚。这种文化跨越发展的势头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也曾在一些领域表现了贵州文化跨越发展的实力和潜能。在民主革命时期,由于贵州是红军长征停留时间最长、产生影响最大的省份,加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革命活动,为贵州留下了许多唯一性的宝贵红色文化资源和以遵义会议为范例的红色文化经典。贵州在抗日战争时期,既是大后方和陪都重庆的屏障,又一度成为抗日的前线。中国许多文化人、科学家、教育家都曾在贵州留下了他们活动的足迹。以晴隆二十四道拐为标志的滇黔、川黔公路,成为盟军援华物资的陆上生命线。抗战文化的丰富也是贵州历史文化的亮点之一。

第三、在经济社会巨大变化和文化的流变中,原生态文化得以较完好地保存并在现代转型中实现对接未来的传承。一切文化都是流变的,宛如一条从古到今再流向未来的长河;一切文化的本身也是一分为二的,有精华、有糟粕,有优秀的,也有落后的。原生态文化是指经历了长期自然生境的演变和经济社会的变迁而仍能将其核心元素及其外在表现形式较完好地保存下来,其核心元素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并不因形式对社会变革的适应性而改变。从来如此的“原汁原味”的原生态文化是不存在的。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原生态文化的遗存是十分丰富的,它造就了丰富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于是在贵州文化史的研究中,不仅要解决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还要解决文化的保护与利用。手持文化保护与利用的这把双刃剑,贵州不仅要去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浮躁心态对文化多样性的消解,也将承担起破解让原生态文化回归自然而又对接现代中两极维度临界点的探讨——这一世界性的难题。

第四、文化动力与惰力长期胶着,在某些地方、领域和某些时候,文化惰力制约了文化动力的发挥。这种情况自近代以来使许多新生事物虽破土冒尖,最终却因文化生境欠佳或经济社会基础差而夭折或成不了大气候。此类历史现象,追寻其文化之因,便是长期积淀的文化惰力,以“习惯”的方式,进入贵州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则之中。文化对经济社会以及人的自身发展同时具有动力和惰力的双重作用。反思贵州600年来基本省情特征,发展基础差、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和发展速度慢的情况,近两年来虽呈现出巨变前的曙光,但总体上几乎并未有过根本性的变化。是这一基本省情状况使贵州文化惰性日积月累地增加,还是原本就已存在的文化惰性导致这一基本省情600年未来有根本改变?或者是二者互为影响、互为羁绊?这也是贵州600年文化中带有规律性的一大特点。贵州文化惰力主要表现可概括为以下八个字:满(小富即安,不富也安,满足于现实,满足于片面的幸福指数……)、怨(怨天怨地、怨上怨下,唯独不怨自己……)、怕(怕苦怕难、怕官怕权,唯独不怕群众……)、等(等条件、等政策、等别人先行先试……)、妒(对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者妒,对先进者妒、对富裕者妒……)、慢(生活工作节奏慢,工作效率低,发展速度慢……)、繁(繁文缛节多、花架子多、迎来送往礼尚繁……)、假(虚报瞒报、蒙上欺下、报喜不报忧……)。这种文化惰性导致了贵州600年没有走出一个怪圈:“醒得早,起得晚;出门早,迈步小;说得多,干得少。”带着问题意识、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对贵州文化进行反思,是贵州“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的题中应有之义。

四、贵州文化与贵州精神

贵州文化的动力经过600年的积累已开始了厚积薄发,贵州文化的灵魂塑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贵州精神,贵州精神的培育、塑造与弘扬,将以贵州的文化崛起推助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贵州精神不是与生俱来,不是与贵州的发展同步并行,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贵州地域的文化灵魂,是由一代代贵州人传递的文化基因和创造的精神成果。600年来,在各个历史转折关头,贵州人都创造了无愧于那一个历史范畴的时代精神,只不过人们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对它的总结提炼概括而宣传开来罢了。当代的贵州精神尽管有不同表述,但作为文化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不可不对其概念的内涵作出学理层面的探讨。

笔者认为,贵州精神的提炼,需要政府的主导意识、专家学者的精英意识和贵州各族群众的公众意识的统一,而不是官员或学者们凭主观意识精雕细琢、咬文嚼字便能产生的。贵州精神不仅仅是一种理念、一个标签、一份时髦,而是实实在在存在于贵州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之中的形神兼具的东西。它对贵州之外的人,是一种地域个性的展示,是对贵州特色的感受,是对贵州人文氛围的体验,是贵州历史文化和风土人情的展现;而对于不同层次群体的贵州人,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精神动力,一种道德情操的濡染,一种他律与自律交融的行为状态,是引领贵州科学发展而把历史、现实、未来沟通的精神品格。因此,它的提炼并能被认同和践行,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是贵州精神必须符合贵州历史文化积淀的特色,在贵州发展进程中全方位地成为动力;二是必须是在当代所独具的品格并确实已产生了积极影响的差别优势;三是贵州精神必须与贵州未来发展的愿景相吻合,与贵州人素质的全面提升方向相一致;四是贵州精神必须是贵州各族干部群众精神风貌的自然展示,是他们思想言行自觉或不自觉就能产生的共识、共信和自律。这是笔者对贵州精神表述上的理论见解和内心的渴望。

如果用贯穿历史、现实和未来的文化事理逻辑去思考,用近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并非个案的诸多史事去分析证明,贵州在经济相对的贫困之下,却潜藏着文化的绝对富饶;在政治经济领域相对的边缘化之下,却形成了文化遗产富集的中心区域;在相对滞后的现代化进程之下,却蕴涵着可供人类思考的人与自然和谐的辩证哲理;在文化发展遵循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之下,却已表现出并实现着经济洼地上有文化高地,文化是可以跨越发展的实例与600年终于盼来的机遇。这是贵州人走过漫漫600年后所看见的贵州文化的曙光。

从贵州发出的构筑精神高地,冲出经济洼地的时代强音,已经在全国引起了关注与热议。这既是贵州文化崛起、经济跨越的现实所需,是四千万贵州各族人民梦寐以求的期盼,同时,也触动了已经站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度的中国敏感的文化神经。在反思与回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程时,我们不无忧心地发现,理想动摇、信念不坚、道德滑坡、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等既有违礼仪之邦的传统文明,更有悖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代风范的乱象怪事,并非某地某时某人的个别现象,而是已经危害了我们社会的健康肌体,如不及时根治,其后果难以逆料。因此,构筑精神高地的文化价值,绝非仅限于贵州为冲出经济洼地,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的应时之举,而是关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未来走向、关乎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超越现实功利的百年、千年大计。

精神高地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曾经和正在以它所设计的范式构筑自己的精神高地。从人类社会思想文化史的视域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民族或精神的文明发展进程,都是不断构筑经济的物质殿堂与构筑文化的精神高地为追求,是同步双向的发展进步,才会有当今社会的不同层级与不同形式的文明成果。

在理论上,我们认同且坚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但在实践上我们却难以消除现实中经济长腿与文化短腿的强烈反差。思想的先进与行动的滞后、理论的提升与实践的跌落,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断地轮回与更新。当我们面对经济丰收、文化歉收的严峻现实时,由贵州提出的构筑精神高地的时代命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贵州这有限的时空了,它必然引领我们的思路向整个中国延伸,向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未来延伸。文化的跨越必须依赖于思想的超前与解放。

贵州是中国一部分,贵州的精神高地与中国的精神高地,也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构筑贵州的精神高地,离开了中华文明的源流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离开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道德基础和实现路径,它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和规划设计的蓝图。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每一个进步的足迹,都给我们留下了那一个时代所推崇、所倡导的精神高地的质与形、体与用的借鉴。精神高地是一个时代所能够提出的对于真、善、美的至高至上至纯的境界,是适应那个时代要求的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高尚的思想品德和精神状态,坦荡的胸襟情怀和社会心态,是一个人永远攀登也难以到达的峰巅,但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群体所能够创造的奇迹。正是精神的峰巅不断连绵,精神的奇迹不断涌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为人民服务”等等,才挺立起不断开拓创新、延展提升其内在特质与外在形式相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

跳出贵州省域的地理局限,超越贵州冲出“经济洼地”、“经济低海拔”的短期功利,站在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高度,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引领的方向来思考和领会构筑精神高地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我们对如何构筑贵州精神高地乃至构筑当代中国的精神高地的目标、实现路径以及内在的特质与外在形式,就会有认识上的拓展与深入,对21世纪贵州文化走向的大趋势就会更加清晰。

精神高地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峰巅,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并以其大众化实践为基础,能够与时俱进而不断拓展提升的道德伦理与理想价值的金字塔。基于这样的认识,构筑贵州精神高地这一命题,就具有了超越时空的理论与实践双重创新探索的价值,成为21世纪贵州在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上的共同追求,当然也是我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必须不断增强的软实力。

五、建省600年后的贵州文化走向

回顾贵州文化600年的风雨历程,我们有深心的遗憾,有理性的慨叹,更有新的振奋喜悦和热切期盼。逝者如江河之东流不可唤回,而来者如朝阳喷薄正可迎接。以文化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的自省、自觉、自信、自强;创造、创先、创新、创优的热潮已在贵州17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蓄积、涌动。在这一适世界之潮流,顺中国之大势,得贵州之民心的大潮中,既在和潜在的贵州文化走向中的潮头浪花已经可见可感。

第一、从资源优势向现实优势转化。贵州文化600年演进的轨迹,已经蓄积了太多的能量需要释放。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交流、文化开放和文化兴省、兴国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将迎来贵州久远的期盼与一个促进文化繁荣发展的机遇相结合,为贵州多元多样多品位的文化资源,经过事业和产业这两大平台的普及和创意、冶炼、打造,成为多形态、多业态、多门类的有形与无形的精神食粮和文化消费品,使贵州丰富的文化资源在有效保护中得以科学开发,成为贵州从贫穷走向富裕的内生动力,成为中华文化中更加耀眼的支脉。

第二,从多民族的丰富文化资源向独具优势的特色文化产品、精神产品转化。贵州有18个世居民族,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36%以上,人口超过10万的少数民族有9 个,民族自治地方占全省总面积的55.5%,而且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的地方,多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较少受到经济全球化、传统城市化的影响,保留了极为丰富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现代人特别是文化人和艺术家寻根追梦的后现代生态家园,成为保留较好的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一个经典样本,成为文化保护与开发、文化普及与提高、文化回归与创意取之不尽的宝库。但不是所有的资源都必须开发,所有的文化都要走向市场。在贵州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应该有选择地打造独具特色、拥有差别优势、能产生品牌效应的文化种类、文化门类去凸显贵州的差异化发展之路,减少同质化竞争的能量内耗。多民族文化资源整合、特色更加鲜明的贵州文化形象和形态,正呼唤我们去创新发展。

第三、从原生态文化的保护传承向文化的生态文明转化。原生态文化是近些年的文化热点之一,但“原生态”这一概念在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被越来越多的商业运作扭曲变形,失去其本来面目。贵州拥有众多原生态文化,但它的价值并不仅仅限于“原始”状态,更在于经过传统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之后,人类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而原生态文化中的特点、品质正是当代人苦苦求索的“自然”、“和谐”状态。但这种“自然”、“和谐”不是倒退式的回归,而是科学理性走向未来——生态文明。贵州的原生态如何回归自然与和谐,如何成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借鉴与文化基因,既是在破解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主导21世纪贵州文化的重大使命。

第四,从文化的跨越发展走向文化的科学发展。600年贵州文化的曲折发展过程,证明了贵州既不乏文化资源,更不泛文化要素、文化智慧和文化先知先觉的人才。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中的文化对其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文化可以超越经济水平发展,更可以引领经济走向,这在贵州尤显突出。站在科学发展的峰巅,反观贵州文化600年的来路,审视我们后发赶超中矫枉过正中的文化躁动、急功近利,我们不能不呼唤更多的科学理性,去减少和克服现实中的情感冲动、不正确的政绩观的驱动,警惕贵州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能成为空中楼阁,贵州的精神高地可能成为沙上之塔。这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的隐忧,更是科学发展观中无处不在的文化价值要求。贵州处于经济社会既要“赶”,又要“转”的急切赶超和绿色转型之中,文化赶超和转型也势所必然,因此,600年后的贵州文化崛起之路,舍科学发展,别无他途。

第五,从重视物质层面的文化向重视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转化。贵州人600年的兴黔梦中,物质的富裕成为首要追求,精神财富的追求被迫退居次要位置。贵州600年一以贯之的贫穷落后,不仅表现在物质文化的落后,同时也表现在制度文化的落后和精神文化的落后;探究这种历史性落后的原因,不仅有经济原因,也有制度原因和精神原因。因此,贵州的富民兴黔之梦中,从文化的视角去解读,自然就包含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的完整的文化体系的构建。在贵州文化崛起的战略选择中,模仿战略属下,赶超战略属中,而创新战略属上。理想与现实总有落差,古人有言:“学其上者而得其中,学共中者而得其下。”正反映了这种落差。文化的保护传承对贵州固然重要,而且引起了上下的关注并在国家、省的层面有制度性的保障,而文化的创新这一贵州文化崛起的核心问题和最佳路径,无论在意识上和制度设计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内生动力正待培养,而外在的竞合中并无优势可言。因此,加大对文化创新的资金投入,政策支持,人才培养,已经是当今贵州文化走向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它是政府的意志、学界的意识,企业的意图和民众的意愿。这“四意整合”的新格局,必将使贵州文化从边缘进入主流,闪耀更加夺目的光彩。

第六、从表现形式和内容的多元一体向一体多元转化。贵州文化形成过程无疑是由多源汇聚形成了现实中的多元一体格局。在文化多样性日益受到重视,鼓励文化多样性的政策导向和市场取向中,难免产生民族文化多样性、地域文化个性的张扬,而忽视民族文化多样性中的中华文化一体性的前提,地域文化的个性所应彰显和折射的,应该是中华文化优秀共性中的个性。正确处理文化传承发展创新中单一民族文化与56个民族共创共享的中华文化的关系;地域文化是中华文化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不可分离的板块之间的关系。这是原则也是基础。笔者认为,中华文化和贵州文化“多元一体”的通常提法,应该改为“一体多元”。这是现实,也是趋势,更是必然。强调多元构成一体,是指形成过程;而强调一体包容下的多元,是指现实,更是指未来。这不是文字组合中的先后次序变化,而是关系中华儿女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大事。因此,在建省600年后的贵州文化建设中,应遵循历史文化和民族国家发展的规律,不断增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及此前的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国的国家认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共同家园的民族认同,不断增强贵州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化认同,不断增强从五湖四海先后进入贵州地域生产生活的人们都是贵州人的身份认同。唯其如此,贵州文化崛起的内生动力外在推助力才会日益增强,中华民族复兴的文化软实力及其辐射力、影响力才会更加强大。

在600年不断的文化自省中,我们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在600年不断积累的文化自觉中,我们找到了贵州文化在中华文化、世界文化中所处的地位及其特点;在600年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信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贵州和贵州的新希望;在600年不断呼唤的文化自强中,我们增强了作为贵州人的志气、信心和担当。贵州文化崛起之时,就是富民兴黔实现之日。这是祈祝,也是期许。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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