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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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下册)

中国比较文学的拓荒者(下册)

作者:王鸿儒 阅读量:34 点赞:0

自述:这个人,总爱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因此往往累得半死而成果寥寥。

季羡林:像她这样秉性的人,在解放后三十年来的连绵不断的政治动中而能够不被溅上一身污泥浊水,戴上五花八门莫须有的帽子,简直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她也确实没有能幸免。


1982 年夏末秋初,纽约这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酷暑虽已过去,气候却依旧炎热。只有在曼哈顿岛北面的一幢大厦里,仿佛将所有的喧嚣和酷热都关在了门外。大厅的扩音器里,不时传出来自不同国度的声音。这正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比较文学协会第十届年会。来自欧美及东方数十个国家的数百名专家、教授云集在这儿,正在进行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交流。一位个儿不高,长相却秀丽、端庄的中年女性登上了讲坛。她以十分娴熟的英语宣读了向大会提交的论文《中国文学史教学与比较文学原则》,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兴趣与关注。这也难怪,来自中国大陆的声音,在这样的场合,是睽违多年了;而现在,首次将中国大陆比较文学研究信息带给大会的却是一位正当盛年的女学者!

这位女学者正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师乐黛云。她之所以受到格外的欢迎与重视,不只因为中国大陆的比较文学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缺席太久,也不只因为她是这次年会上来自中国唯一的女学者,更因为她的论文获得了众多专家的认可与好评。她的论文被选入《美国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这可是与会三位中国学者提交的三篇论文中唯一被选中的一篇)!作为一个中国学人,她为能登上国际论坛与各国学者展开对话而兴奋;她也充满了自信,相信只要通过一些日子在国外的学习,她一定能够赶上国际比较文学的研究水平,做出更大的成绩,并把这门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带回国去,推动国内比较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可是她出国进修一年的时限已到。她已经接到了几次校方催她回国的通知。开始,她还可以用留下来参加年会的理由抵挡一阵,眼下会议已散,倘若再不归国,她又将何以自处?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国大陆,百废待兴,改革开放之潮虽然正在城乡铺开,但像出国滞留不归这种事,轻则是不听组织打招呼,迷恋西方生活方式;重呢,那就有“叛国”之嫌。回国?留下?乐黛云,这位从云贵高原的大山里走出去,走向北大,又走向世界的贵州女子,此时此刻,她将何去何从?!一次多么艰难的选择!

其实,乐黛云经历类似的艰难选择,并不是头一次。

1948 年暑假,乐黛云以优异成绩分别考取了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及中央政治大学三校,并接到了母校贵州中学保送她升入北京师范大学的通知书。北大那时候在一般青年学子的心目中,就是中国的牛津、东方的剑桥,上北大自然是她的首选。可是北方那时正值内战,为安全计,父亲要她留下来念自己任教的贵州大学。乐黛云万分委曲,她不惜以死抗争,父亲才不得不答应了她的要求:上北大。

北大果然名不虚传,自蔡元培先生担任校长以来,数十年间所形成的北大自由精神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来到这儿求学的每一位学子。乐黛云这个从山国里跑出来的女孩子,在故乡时接受了新派父母与西方文化的影响,对自由的精魂更仿佛有一种天然认同的能力。她睁大了好奇的眼睛,注视着这里的一切;凝神静听,担心漏掉了她所崇敬的先生们的每一句话语。其中尤其是听沈从文的国文兼写作课,废名的现代作品分析,她更是怀了浓厚的兴趣。先生们的教诲不仅丰富了她的学识,也陶冶了她的人格。在治学的严谨与身体力行方面,对她产生了一辈子受用不尽的影响。与此同时,她也积极参加北大地下党组织的进步活动。1949 年元月下旬,她与同学们在繁忙中迎来了北京城的和平解放。

乐黛云年轻的心,如同解放后北京的晴空,阳光灿烂;也像年轻的共和国,充满了蓬勃生机。她成了一位品学兼优的学生。1950 年暑假,乐黛云被选派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学生代表大会。会后乐黛云又经历了一次选择。回国之前,她突然被领队的秘书长召见,问她是否愿意留在全国学联驻外办事处工作,待遇相当优厚,还有机会到莫斯科大学留学。这在许多人看来,是组织上的信任,也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没想到却遭到了乐黛云的拒绝。这一方面是出于她内心深处对政治的恐惧,同时更是出于北大人向往自由的情结,是她对于文学、学术深怀的眷恋。此后不管是春光明媚,还是凛冽霜天,都没有能够改变她的意志。如同她后来所说:“我惟一敢肯定的是在那生活转折的各个关口,纵然再活千遍万遍,我的选择还是只有一个——北大。”

北大毕业后,乐黛云留在系里担任现代文学史助教,她的指导教师是以《新文学史稿》名世的北大教授王瑶。她入了党,不久之后也有了自己的小家,夫君是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汤一介。家庭和美,事业顺遂,她像一只涨满了风帆的船儿,真的要出海远航啦!谁也没有料到,1957 年那阵无情的反“右派”狂风,吹得她晕头转向,樯倾楫摧,刮落了她的风帆。

那是为了筹办一份年轻教师们自己的学术刊物。当她为了筹措经费去向先生们募捐时,她受到了王瑶老师的严辞拒绝。这位充满睿智的文化老人,以他平生阅人历世的经验,向她提出严厉警告:绝对不要搞什么“组织”,出什么“同人刊物”。乐黛云听从了业师的劝告,却已经来不及了。乐黛云同她的年轻伙伴们被一网打尽。她本人首当其冲,成了北大中文系“反革命集团头目”“极右派”,被开除团籍、党籍,开除公职,发配下乡,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 16 元。厄运到来时,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出世刚满月,系里某位领导发了善心,让她延迟半年下乡。半年期满,她已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来不及同正在乡下办学的丈夫告别,第二天就凄凄惶惶地踏上了去接受“监督劳动”的乡村公路。

乐黛云在北京西郊大山里劳动改造的经历,后来她在国外进修时曾写入《面对风暴》一书。那种苦难一直持续到 1962 年年底。五年的青春岁月,正是一个学人在学术上奠定基础,开始有所建树的黄金岁月,可是乐黛云那双本该紧握教鞭的手,只能去提起放猪的牧鞭;她那本该在中国最高学府中肩负学术重担的肩膀,却只配去将那些修水库、垒猪圈的石头一块一块地扛下山来。将近两千个日子,她只能在没完没了的苦工和蔑视的目光里度过,在看不见尽头的焦虑和对家人无尽的牵挂里捱过。她每天“累得半死,回住处倒头一睡,千头万绪,化为一梦”。幸而被监管的“右派”里只有她一个女性,她得以住到一户老贫农的家里。而这户农家的老俩口,正如同承载我们的大地一样,宽广、厚实、纯朴、善良,给予她无私的呵护与关爱,这才帮助她度过了饥饿的年代。

刚到乡下的艰难时刻,是文学帮助了她。做北大学生时,她曾读过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这本书里所体现出来的革命者对人类的爱,对理想的忠贞,愿为人类献身的精神,让她大受感动。而现在,当乐黛云身处逆境,几乎难以自拔的时候,是伏契克面对死亡的乐观主义感染了她。凭借一个异国革命者的精神力量,她战胜了曾经的艰难困苦。

当劳累与饥饿缓解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更难耐的寂寞。这时候,又是文学拯救了她。秋末冬初,乐黛云将分派给她放养的小猪赶进山里。她独自立在核桃林外,霜天凛冽,冻云不飞,四下里看不见一个人,只有死一般的寂寥。她感到沉闷,仿佛透不过气来。百无聊赖中她抬眼去看天上的云片,“那些破絮一样的云,如同一帖膏药,糊在我寂寞的心上”。这是长期在北大执教的季羡林先生写下的句子!她很喜欢读季先生的散文。眼前正是一片在严冬中掉光了树叶的核桃树,横斜在空中的枯枝光秃秃的。自己年轻的生命,与这树的经历多么相似,难道自己真的就成了枯枝?她继续默诵季先生的文章:这枯枝并不曾死去,“它把小小的温热的生命力蕴蓄在自己的中心,外面披上刚劲的皮,忍受着北风的狂吹;忍受着白雪的凝固;忍受着寂寞的来袭,切盼着春的来临”。她心安了,便“每天赶着小猪,或引吭高歌,长啸于山林,或低吟浅唱,练英语,背单词于田野”。

乐黛云终于回到了北大。曾经的错判被悄悄地、有限度地改了过来。她恢复了公职,尽管只能做一个资料员,她还是很高兴。一家人团聚了,而做资料工作,对于她,“倒真是因祸得福”,“一来我可以躲在资料室里,逃过别人的冷眼;二来我必得一字一句,对照各种版本,求得确解。这是硬功夫,大大增强了我一向欠缺的古汉语功底;三来这些极美的诗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任意遨游的美丽的心灵世界。”

就这样,乐黛云在不公平的待遇里为自己找乐,一面也就在人生与学养两个方面不断地吸吮、储备。在看不见前途的微光里,这一切都只能依靠对于生命的热爱,对于学术追求的执著去支撑。走出山国的女子乐黛云,也许还比她的同事们更多了一点大山一般扎实、坚韧的情怀。山里人乐天知命,能够随遇而安;却又往往不愿服输,敢打硬仗。这帮助她度过了后来在“文革”中更为漫长而艰苦的日子。

乐黛云成熟了,她已有能力应对 1982 年 10 月所面临的那一次选择。恰在这时,加州伯克利大学给了她一个访问研究员的位置,她不再犹豫,不顾一切地赶到了那儿。

乐黛云在伯克利工作了两年。她的学术顾问是著名的跨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的西里尔•白之教授。从他那儿,她得到不少新的启示。对于什么是比较文学,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研究的方法,学科的建设,乃至向比较文化方面的延展等等,都深深地吸引了她。她越来越感觉到,在世界文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只有放在世界发展的背景下,进行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才能让更多的人们了解并读懂它。而不同文化体系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国别文学,就是要通过比较文学的研究,互识、互证、互补,从而实现对人类不同文化的沟通和理解。她在更加宏观的文化背景上思考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完成了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第一本著作《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接着又在她的美国朋友卡洛琳女士的帮助下,完成了那本 20 年回忆录的写作。该书出版后,美国《纽约时报》《洛杉机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及英、德、加拿大等国的 20 多家报纸相继发表书评,极为推崇,并因此荣获美国西部“湾区最佳书籍奖”,在海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984 年,乐黛云的学业完成了,又到了回国的时候。而国内此时却正在反“精神污染”。乐黛云的心被扰乱了。与她同时来到美国的一位好友劝她留下,说此时回国无异自投罗网,万一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你这后半辈子算完了。乐黛云这时在国外已颇具声名,留下来不成问题,何况汤一介先生当时正应哈佛大学邀请在美国访问,他们的一双儿女也正在美国求学,留居美国在许多人看来都会是他们顺理成章的选择。但是他们却出人意料地回来了。乐黛云心里那个北大的情结解不开,她那个要振兴与重建中国比较文学的愿望放不下。

秋天,他们回来了。北大校园里出奇地安静,连她滞留国外的事,也很少有人提起。“时代真的是变了。”她说,“我一时还不习惯已获得的新的自由,仿佛刚从夜梦中惊醒的宿鸟,还不习惯耀眼的阳光,但很快就要展翅高飞了。”

不久国内即掀起文化反思的热潮,世界上无所不在的文化冲突随着改革开放也在中国大地产生了震荡。中国文化传统正面临着现代化的猛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能够为世界文化的这一新的发展路向提供些什么资源?它需要扬弃些什么,吸纳些什么,才能免于游离在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之外?……种种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都提到了中国文化学者的面前。在急切的社会需求之中,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的乐黛云、汤一介夫妇,立即参与了中国文化书院的筹建与成立。在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诸先生的支持下,他们举办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首期报名参加函授学习的学员即达一万二千余人,一时蔚为大观。这次比较文化的普及教育无疑为比较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不知疲倦地讲学,没日没夜地写作,不断地接见来访者,乐黛云进入了她的学术生命繁荣旺盛的黄金时代。

十多年过去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证实了乐黛云的预言,其发展的盛况有目共睹。乐黛云一面带着博士生,负担着繁重的教学与学会的工作;一面从事比较文学及比较文化的研究,出版和编译的学术专著多达十余种;一面又以最大的热情撰写那些介绍和普及比较文学、比较文化方面的文章,担负起启蒙的任务。这些年里,她不仅推动了国内比较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更奔波于欧美、非洲,在国际性的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让世界听到了来自中国的声音。这一切都为乐黛云赢得了殊荣:她不仅在国内被多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还获得多个奖项。1990 年,她获得了加拿大麦克马斯特荣誉文学博士学位,随之担任了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主席,并在世纪之交被英国传记学会授予 20 世纪 2000 名世界杰出学者银质奖章。

乐黛云不仅是中国的学者,也是世界级的学者,是贵州人的骄傲。如同一位拓荒者,她在中国比较文学的重建中,功不可没。季羡林先生在谈到乐黛云时,赞扬她不留恋太平洋彼岸那为许多人求之不得的“人间的乐园”,也无心捞一顶能够唾手可得的“乌纱”,却只选择了回国,选择了北大,并且一呆就是一生。他说:“我觉得,在当前的中国,我们所需要的正是这一点精神,这一点骨气。我们中华民族所赖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也正是这一点精神,这一点骨气。我们切不可等闲视之。”

这正是绝色霜枫的精神。

绝色霜枫,乐黛云当之无愧。



                                                            《文史天地》2004 年 4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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