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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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蹇先艾(下册)

抗战时期的蹇先艾(下册)

作者:王鸿儒 阅读量:22 点赞:0

乡土作家都具有浓厚的乡土观念。以乡土文学著称的现代作家蹇先艾,自 20 世纪 20 年代始,就以不少的篇章献给了故乡受难的土地,以及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着、挣扎着的山民。乡土观念是国家观念、民族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挚爱乡土的蹇先艾,在祖国面临危难之时,他的乡土感情便升华为爱国的热诚。1936 年 7 月 1 日,他在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签名,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决心与所有爱国作家一道,“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的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反帝爱国的道路。

1937 年 7 月 7 日,日寇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反抗,拉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但是,由于蒋介石政府一意奉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遂使故都沦入敌手。蹇先艾不甘心接受敌人的统治和奴役,化装携家逃出北平,出塘沽,转青岛,经郑州、武汉,西溯长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 10 月下旬回到了他阔别多年的贵州。这时候,国民党军队却节节溃退,敌寇长驱直入。年底蒋介石政权弃守南京,迁都重庆。西南成了抗战的大后方。贵阳街头,拥塞着逃亡的难民,达官贵人,依然金迷纸醉。贵州的省会,成了一座畸型的海化了的都市。

同时,大批文化人也来到了贵阳。有的是取道贵阳去重庆或昆明的,如巴金、田汉、熊佛西、端木蕻良、方殷、沈从文以及画家徐悲鸿、潘天寿等,有的则在贵阳谋职安家,如谢六逸、齐同、方敬、李青崖、刘熏宇,有的甚至在贵阳度过了整个抗战的岁月。他们或者执教,或者办报,宣传抗日救国,使得素称闭塞落后的贵阳,文化活动的空气,骤然间空前地活跃了起来。而蹇先艾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了他的抗战文艺活动。

这批作家艺术家中与蹇先艾在贵阳从事抗战文艺活动关系最密切的,当推谢六逸。谢六逸,贵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研习文学,是贵州籍作家中最早倡导和参加新文学运动的一位。他学成归国后,1921年入商务印书馆做编译工作,与茅盾同事,同年加入文学研究会,著有《西洋小说发达史》《日本文学史》及散文集《水沫集》《茶话集》等。抗战开始之际,谢六逸任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学校由上海迁至贵阳,他也回到了故乡。故土相逢,蹇先艾与他常在一起谈诗论文,纵论宣传抗敌大事,二人密切合作,有力地推动了贵州的抗战文艺活动。

1938 年 1 月,蹇先艾、谢六逸不满贵阳文艺界沉闷的状况,觉得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理当以天下为己任,把宣传抗战的责任担当起来。他们约集了齐同、刘熏宇、张梦麟、李青崖等作家、翻译家结成了“每周文艺社”,在《贵州晨报》上附出《每周文艺》副刊,公推蹇先艾为主编。副刊每期五六千字,发表了不少密切配合抗战的杂文、散文、诗歌和短评,还展开过一次抗敌戏剧问题的讨论,赢得了不少读者,将一股唤醒民众、拯救民族于危亡的罡风,吹进了山城。蹇先艾当时是这样评价这一活动的 :“在这全民抗战的时期一杆枪是一个力量,一支笔是一个力量,一种刊物也是一个力量。我们固然不可以太骄傲,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看轻了自己!用笔杆来参加抗战或者做推动内地的文化工作。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事实上国家却也不允许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岗位,放弃了我们的责任。”(《毁?》)作家是以高度的救亡热情,实践了他离北平之前,决心回到大后方去,“用笔和口这两件武器”,向故乡的人们宣传抗战道理的誓言。《每周文艺》共出了 51 期,1939 年 2 月 4 日,日机轰炸贵阳,贵州晨报馆被毁,《每周文艺》随之停刊。

“二四”轰炸的时候,蹇先艾正在遵义家中。他将副刊迁来家乡编辑,已逾数月,故幸免于难。这一天,得到敌机轰炸省会的消息,而他亲手编好的第五十二期刊物又刚刚寄出,这样,他不能不万分焦灼地牵挂着《每周文艺》的命运,“在文化较为落后的贵州,在人力财力各种条件都不很完备的贵州,一个刊物的诞生真值得庆幸,而一个刊物的夭折,也真值得惋惜!”四天以后,消息传来,贵阳“大十字一带变成了瓦砾场,死

伤一两千人,晨报馆被毁,《每周文艺》第五十二期也殉了难”。但敌人的猖撅并没有吓退这位爱国作家的锐气,事业的挫折并没有减低他宣传抗敌救国的决心。当许多不相识的读者来信慰问刊物和编者时,他慷慨地答复道 :“我并没有灰心,而且还要坚决地奋斗下去。在刊物徐图恢复之前,我觉得应当趁此培养我们的元气,蓄积我们的力量,多多磨练我们的手腕;机会一到,我们自然会呐喊起来,重新在文艺阵地上打游击,打冲锋,敌人是‘毁’不了我们的!”(同上)由于各种原因,《每周文艺》未能复刊,但蹇先艾凭着他对祖国的赤诚,在文艺阵地上,建造了一个新的战斗堡垒,这便是后来由他创刊的《贵州日报》副刊《新垒》。《新垒》创办于 1945 年 3 月 10 日,1948 年 5 月 31 日终刊,计刊出 199 期。

蹇先艾主编《新垒》的指导思想非常明确,他在《发刊辞》里指出,刊物发表的作品“取材仍然以‘有关抗战”为主,但同时也选发其他方面的优秀作品”。他努力实践了这一方针,惨淡经营,严格选稿。每日平均收到信稿十件以上,复信常过半数,以辛勤的劳动团结了一批省内外的作家。茅盾、巴金、沈从文、李健吾、臧克家、沙汀、艾芜、端木蕻良、熊佛西、李广田、林庚、彭燕郊等,都在《新垒》上发表过作品。当时在《新垒》上发表作品的作家、作者,面广人多,计达一百余人。所刊文章的体裁,亦丰富多彩 : 小说中以短篇小说最为突出,几乎每两期便有一篇,还刊登过长篇的节选;此外,诗歌、特写、随笔、报告文学、杂文、小品、评论、独幕剧、译文,不一而足,形成了《新垒》在西南一隅报纸副刊中鲜明的特色。

《新垒》发表的作品,在内容上具有下列特点 : 大量的作品揭露和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着重反映了中华民族英勇抗敌的正义斗争,如刘墨芷的《七里桥下》,丹治的《反攻前后》,社程的《火的经历》,陈平的《钱塘江上》等 ;《新垒》同时也发表反映苏联卫国战争和其他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斗争生活的译作,如《卡秋夏》(苏联瓦希莱夫斯卡亚作,毕黎译)、《鬼机》(英国司各脱作,蒋启良译)。其次,《新垒》也刊载了不少揭露国统区社会黑暗,大后方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作品,前者如丹治的《赵副官和蔡武》、陈北萌的《猪》以及肖霄的《未庄余闻》;后者则有河宗的《风雨之夜》、艾芜的《月夜》、任农的《生活》等等。这些作品都以鲜明的时代特色或强烈的战斗气息吸引着读者,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起到了鼓舞人心,激励人民去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作用;而在战后,则有力地暴露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帮助了人民大众争取民主,反抗专制独裁的斗争,确曾发生过不可低估的作用。蹇先艾在纪念《新垒》百期时说 :“编者经手编的刊物,这个要算最长命的了,谁说不是奇迹!

把自己保存的全份《新垒》浏览一遍真有无限的欢欣!”因为对抗战尽了心力,作家当时的欣慰,确是可以想见的。蹇先艾在办刊过程中,极注意青年作者的培养,办《每周文艺》时,他就尽量选发青年作者的稿件,如今他用《新垒》这块园地,培养了一批贵州的青年作者,如田景卉、荒沙、夕云、采风官、王冶新、李麦宁、吴吾等人,其中有几位还是他的学生。他不仅认真地修改他们的习作,将自己收藏的中外名著借给他们研读,还不时将他们的成功的作品在《新垒》上发表,大大地鼓舞了这些青年作者从事抗战文艺创作的信心。1946 年,蹇先艾为井卉、荒沙、夕云三人选编出版了一本合集《平凡的声音》,还亲自为他们作序。在序言中他勉励青年作者们,在文学之峰的攀登上,不要指望“速成”,应如登遵义金鼎山,三位作者才不过到了山脚下的脚踏寺,欲登玉皇殿,观云海,看佛堂,则“山路尚遥,非得继续努力前进不可”。他期望他们发出“奇异的洪亮的声音”,其拳拳之忱,可谓至矣!

除办刊物宣传抗战,除培育青年作者之外,1940 年 2 月,蹇先艾与谢六逸等人还筹备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贵阳分会,他被选为理事,在会上作了题为《一个新的战斗堡垒》的演说,他谈到成立分会的意义,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拿起笔来投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认为“文艺作品……只要有内容的,有思想的,积极向上,反映现实的都是最好的作品”。他主张作家不应分什么新老,都要团结在抗敌御侮的旗帜下,共同将侵略者驱逐出国门。这些意见与党在抗战时期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取得了一致的步调,因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贵阳地区文艺工作者的团结。文协分会成立后,出版了几期不定期的会刊,推动了大后方的抗日宣传工作。

蹇先艾在抗战期间,不仅从事抗战文艺的组织活动,而且身体力行,数次深入农村宣传,热情地参加群众集会、火炬游行,研究宣传标语的写法,提倡漫画和街头剧,他鼓励通俗文艺的写作,号召作家们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旧形式,如大鼓、山歌、评书、戏曲等。在《一个先决问题》一文中,他更明确地赞同“文章下乡”的口号,主张大众化、通俗化,“创作给乡下人看的抗敌文艺”。他十分推崇老舍在这方面的成绩,建议贵阳的作家、作者们,都应努力“把文章写得非常浅近,大量地编制抗敌的旧剧、大鼓书、唱词以及通俗小说”等,而且他特别强调了“扫除文盲”的工作,以为只有如此才能扫除“文章下乡”的“障碍”。他还提出了应急的措施,譬如编辑通俗的士兵读物(《饥馑与救济》),反对措词艰深的宣传标语,提倡“具体、简单、通俗”(《标语》);他认为农村宣传最好是以漫画代替标语,用歌曲代替口号,演街头剧等等。他十分重视戏剧在抗敌宣传中的作用,以为话剧是抗战中“最好的宣传工具,把一个故事在舞台上很美地表演出来,给观众欣赏,刺激起观众的爱国情绪,比贴在墙头的标语,和‘满口新名词’的演说,实在有意义,有效力得多”。他对于农民的戏剧欣赏趣味有过认真的调查和恰当的分析,指出“乡下人对于戏,可以说看的成分多,听的成分少,情节太简单,偏重对话的剧本,拿到乡下来演出往往就不会相宜。他们喜欢场面热闹,不喜欢场面冷落;他们喜欢剧中人多,不喜欢剧中人少;他们喜欢看‘悲喜剧’,更甚于悲剧 ; 他们能接受独幕,而不能接受多幕,他们习惯于听土话,而不习惯于听国语”,他认为只有了解了农民的好恶,演出才可望成功。这些意见和主张,在国统区都极难实行,但我们从中确可以看到,为了宣传抗战,作家是怎样地煞费苦心,认真思索。其责任感之强烈,实堪夸赞。1940 年元旦,他执教的修文高中的学生组织游艺会,排演抗敌话剧《通行证》,蹇先艾居然扮演剧中一个日本士兵的角色。设想这位秉性忠厚、不善交际的作家,放下先生的架子粉黑登场,与学生同台演出,何等有趣!结果“虽然遭了一部分‘自己不肯动手,却喜欢一味批评别人’的旁观者的冷笑,我却仍然心安理得”。为了宣传民众,共同抗敌,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作家由此体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是何等地令人钦敬!

当然,蹇先艾在整个抗战期间,最大的成就还是他的文学创作。数年之间,他在领导文协分会、编辑刊物和繁忙的教学工作之余,创作了不下百余篇各类作品,出版了散文集《离散集》、杂文集《乡谈集》、短篇小说集《幸福》以及中篇小说《古城儿女》。在祖国的西南角上,他把自己心血凝成的作品,贡献给了神圣民族解放战争,从而加入了抗战的合唱。而他在整个抗战时期的文艺活动,也具有同等的价值,理当载入中国抗战文学的史册。


                                                           《文史天地》1992 年 3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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