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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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六逸与鲁迅先生(下册)

谢六逸与鲁迅先生(下册)

作者:黄泽佩 阅读量:28 点赞:0

谢六逸,1898 年 9 月 27 日出生于贵阳,1945 年 8 月 8 日因贫病交迫抑悒而卒于贵阳。1917 年贵阳师范中学毕业后,他便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著名高等学府早稻田大学,是 1921 年第一批入会的文学研究会会员。1922 年回国,随即又积极投入中国新文学运动,很快成为新文学运动重要的骨干。沈雁冰、郑振铎都很器重他的文学才华,并赐以“贵州督军”的“尊号”。1926 年,谢六逸应聘出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从而成为集作家、学者、教授于一身的文化名人,驰骋于文坛上,创作了大量自具风格的小品文,是当年重要的散文作家之一。他称自己的小品文是“迫切时候的叹息”。他的小品文,当然算不得金刚怒目式的匕首和投枪,但也不同于远离时代的闲适空灵,而属于婉曲藏否的嬉笑怒骂,在中国现代散文百花园中独放异彩。

对于新文学运动主将的鲁迅先生,谢六逸一贯持拥护、尊重、敬佩的态度。不料,由于阴差阳错,谢六逸竟与鲁迅先生发生了笔墨瓜葛。

1931 年 10 月,民族主义文学派策划成立了所谓“上海文学界救国会”。为了掩人耳目壮其声势,他们背着谢六逸,把他列名为“救国会”的发起人之一。于是,社会上便谣传他是“民族主义文学者”而将其奚落。对此,谢六逸明知不说,一直沉默着不吭声气。然而,不知真相的鲁迅先生,在 12 月 11 日《十字街头》杂志第 1 期上,发表了《沉渣的泛起》一文,斥责“民族主义文学者”为“沉渣的泛起”,批评“救国会”的“文学家”们,是借“救国”之名,来推销反动文艺和美国腐朽的文化,使谢六逸受到了严重的误伤。这时,谢六逸就再不能沉默了。他觉得有站出来亮相进行辩诬的必要,便发表公开的《声明》说 :


近来有一二种刊物(例如亥文学导报》)里面的文章,常将我的名字列入“民族主义文学者”之内,受此殊荣,惶惑特甚。

我揣测加我以这种头衔的有两类 : 一类是他本身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引我为同类。一类是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理论,有精密研究的人,他们见我说话、写的文章、穿的衣服,证明了我是一个民族主义文学者。除此两类之外,称我为民族主义者的人,都是误会。

根本上我不懂得什么叫民族主义文学,对此种理论,既没有写文章斥骂的义务,也毫无附和和称扬的意思。直到今日,我还是一个依赖教书过活的薪给生活者,自然是属于小资产阶级,在没有其他方式可以代替之前,不免依然灰色的地,灰色的地……的地生活下去,但也希望大时代的到来,静待本身阶级的崩溃。

                                                               1932 年 1 月 12 日


这篇《声明》,发表在 1932 年 2 月 1 日出版的《文艺新闻》上,既是对于误会者的澄清,又是对于谣传者的抗议。鲁迅先生见到以后,他对谢六逸的误会自然而然地就消除了。

谢六逸在大学里讲授《小说概论》等课程。1933 年,为了配合《小说概论》的教学,他编了一本《模范小说选》,以供学生研习,并交出版社出版,使之广为流布。他在《模范小说选》序言中,称自己用千里镜望沙漠似的中国现代文坛,认为“五百罗汉”(指作家们)中只有五个可以入选,意即“百里挑一”,并说早已准备别的作家来骂他“是近视眼”。

鲁迅觉得谢六逸此举虽属严格却不公允,便作了五言小诗一首,来调侃讽刺他。诗曰 :


名人选小说,入线云有限。

虽有望远镜,无奈近视眼。


鲁迅先生的这首五言小诗,不知是出于留点情面以弥补前此对谢六逸的误伤,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缘由,鲁迅先生在世时固然没有发表过,就是他去世之后,1938 年版的《鲁迅全集》的《集外集拾遗》中,编者也未加以收入。直到新中国成立,谢六逸去逝大约 10 年之后,新版的《鲁迅全集》,才在《集外集拾遗》的《教授杂咏》三首之后,加收了这一首,成为《教授杂咏》的第四首而与读者见面。因此,谢六逸在世时是不知道鲁迅先生曾经写有小诗批评过他的。诚如前面所说,谢六逸尽管受到过鲁迅先生批评的误伤,但他从不因此而对鲁迅先生产生怨尤。1935 年,谢六逸多次函请鲁迅先生,给他主编的《立报》副刊《言林》撰写文章,以发表对抗日救国的见解。鲁迅先生解除了对谢六逸的误会之后,曾以友好的态度,先后两次回信给谢六逸。前一信(《351004 致谢六逸》)说 :


赐函收到。在日报上投稿,弄出许多无聊事,所以从去年起,就不再弄笔了,乞谅为幸。


后一信(《351224 致谢六逸》)说 :


惠书诵悉,看近来稍稍直说的报章,天窗满纸,华北虽然脱体,华南仍旧钳口可知,与其吞吞吐吐以冀发表而仍不达意,还不如一字不说之痛快也。


由此可见,鲁迅先生虽然没有应谢六逸约稿而写文章寄去,但在回信中已经申明所以不能应约的缘由,乃是受“钳口”政策的压制,实在出于不得已。谢六逸深知鲁迅先生处境的艰难,也就谅解了他。

1936 年 10 月 19 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谢六逸深感悲痛,即以“毅纯”的笔名,在 20 日出版的《立报•言林》上,发表了《悼鲁迅先生》的文章。此后一周间的《立报•言林》版面上,都有悼念鲁迅先生的诗文。24 日,他特辟《鲁迅先生纪念特刊》;25 日,谢六逸又以“无堂”的笔名,刊出他《挽鲁迅先生》五言诗一首,诗云 :


鲁鸡啼甫旦,迅尔盗然逝!

先路千千言,生年五五岁。

精心何洁白,神志特坚锐。

不料乍西归,死哀人尽涕。


全诗八句,句首八字连起来便是“鲁迅先生精神不死”。这就清楚地说明,谢六逸不仅个人,并且通过他自己主编的《立报》副刊《言林》,让文化界同人,对于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急先锋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哀悼,表现出一代先贤诚挚宽厚的胸怀。

谢六逸一生致力于新文化运动,向往着大时代——无阶级社会的到来,静待自身阶级的崩溃,不幸却死于不当死之时,竟未听到欢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锣鼓声!茅盾在悼念谢六逸的文章中,既悲亦愤地为他的不幸而鸣出了不平之声 :

不幸而生当这翻天覆地的大时代,当一名教授养不活家,于是不得不兼职,不得不化时间精力于粉笔,黑版,办公桌,不幸而又“书呆子气”太重,在贵阳那一个投机活跃的市场他都在喊生活无路,当他的学生们有好多已经飞黄腾达而他却有所不为——这就是他“活该”抑悒以死的全部“罪状”!


                                                              《文史天地》1997 年 5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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