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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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梨之父”罗登义(下册)

“刺梨之父”罗登义(下册)

作者:吴世祥 阅读量:29 点赞:0

贵州,至今还不被人十分地了解,这不仅因为她交通不便,还因为她拥有了太多的神奇。神奇的瀑布,神奇的溶洞,神奇的红岩天书,神奇的贵州龙、海百合、银杉、桫椤……还有,神奇的水果之王——刺梨!

不认识刺梨的人,不了解刺梨的人,若仅“以貌取人”,也许会因我们将刺梨奉为果中之王而捧腹。说实在的,刺梨的畅想不仅毫无王者之仪,就是离将相的模样儿也相去甚远。刺梨没有伟岸的身躯,它傲以生长的,不过是一簇簇高不及一米、粗不过拇指的小刺蓬;刺梨也没有华丽的外表、耀眼的光彩,它很小,扁圆形的,还浑身长满了不讨人喜爱的刺。刺梨实在太普通了,普通得就像贵州的山民。在山上,在河边,在路旁,甚至在石头的夹缝里,你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是啊,贵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刺梨逢春开花,至秋结果,不知已经默默地生存了多少个世纪。贵州的山民们,恐怕没有一个不认识它的,也恐怕没有一个没吃过它的。贵州的山民们太熟悉它了,熟悉得似乎竟忘记了它的存在!知道有一天,一个叫罗登义的瘦瘦小小的青年学者将它写进了书里,它才以“登义果”这个颇带书生味的名称,一下子震惊了世界。

也许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或者,竟然就是种天意,罗登义先生和他所研究的刺梨居然有那么多惊人的相似之处。罗先生现已 93 岁高龄,他是国内屈指可数的顶尖农业生物化学家、营养学家、农业教育家之一,一级教授。先生虽然仍极有精神,但个子不高,而且很瘦,这样的身躯与伟岸二字也相去甚远。先生是贵州农学院的创办人、老院长,他还担任过贵州省政协副主席、贵州省人大副主任,如今退居在家,常着一件洗得发白了的中山服,卧室里仅有一张床,一张油漆斑驳脱落的书桌,一个同样油漆斑驳脱落的书柜,两张藤椅,一只方凳,此外无物,这实在也与华丽和耀眼之类的辞藻毫不相干。先生的性格,于耿直中也带着刺。我几经周折才得以进了先生的卧室兼书房,而一见面先生就说,他于名利早就淡泊,今天见我一面,是对我的“优惠”。先生生在贵州的大山之中,长在贵州的大山之中,当我们从先生漫长的岁月长河中捧起几朵浪花稍加考察,我们便不难发现,先生就如生他养他的贵州大山一样,外表朴实无华,内里却蕴藏了那么丰富多彩的宝藏。

1906 年,罗登义先生出生于贵州省省城贵阳。罗先生的父亲罗勋元,是前清的秀才、拨贡,当过中学和小学的国文教员,当过小学的校长。先生五岁启蒙,白天读贵阳模范小学,晚上则随父亲学习四书、五经。罗先生于科研之余的爱好就是作诗,现在兴致一来,诗兴仍然不减,这显然就是受了秀才出身的父亲的熏陶。

贵州这块地方,历史上与中原文化相距得实在太远了,尤其是与我们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北京的距离,更是远得不知屈杀了我们贵州多少有才华的人!翻一翻我们贵州的历史,那些敢于走出贵州而又能走得出贵州,走得进中原,走得进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人们,有多少成了名震中华的一代名人啊!西汉时期的大学问家舍人,为儒家重要经籍《尔雅》作注,“注古所未训之经,其贯通百家,学究天人”。至今仍是我们贵州的骄傲。东汉时的尹珍,随著名学者许慎学经学和文字学,因饱学而名声远播,后被朝廷请去当了尚书承郎、荆州刺史。进入明清之后,我们贵州更是才人辈出。抗清到底的何腾蛟、杨文骢,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康熙字典》纂修官之一的周起渭,以杀慈禧心腹安得海而名震天下的丁宝桢,清末杰出的外交官黎庶昌……一直到本世纪初的政治家朱启钤、革命家邓恩铭、军事家王电轮、当代的文学家蹇先艾……

罗登义先生正是属于那种敢于走出贵州而又成功地走出了贵州的人。蹇先艾先生在他那些精彩的文章里,已经将走出贵州的艰难叙述得淋漓尽致。但当我们再来回顾罗登义先生走出贵州的经历时,仍然是那么地动魂惊心。

罗登义先生从贵阳南明中学毕业时,是 1922 年,那年,罗先生才 17 岁。 17 岁的罗登义,决心不为大山所束缚,他生于贵州大山却一定要走出贵州大山,因为他的心早就飞出了贵州,早就飞到了才上演过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北京。

现在,从贵阳到北京,乘飞机只需要两个多小时,坐火车则需 40 多小时。然而,在 1922 年的贵州,飞机、火车对于贵州还是天方夜谭里的东西。贵州人要走出贵州大山去,唯一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的两只脚。

罗登义先生跟父母要了 100 元钱,邀约了两个同伴,背着一点简单的行李,就上路了。

贵州山高、谷深、水急,道路之难行,决不在蜀道之下。但比路难行更叫人担惊受怕的,那就是遍布全境的匪患。先生现在谈起那段经历,仍是心悸不已。先生说,他们第一天只行到龙里,龙里距贵阳 40 里。第二天一出龙里,就见到了土匪抢人留下的痕迹。第二天住贵定,贵定距龙里又是 40 里。出了贵定,则每走一步都有被抢的危险。

先生说,那时贵州土匪抢人叫“关羊”。土匪总是成群出来作案的,或十多个人一伙,或二三十人一帮。作案的地点,则是选择在峡谷中落窝的地方。这种地方,行人不走到近前,就看不到那里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土匪们所谓的“羊圈”。土匪们埋伏在“羊圈”的四周,待行人走进“羊圈”,就跳出一两个身强力壮的土匪来将行人痛打一顿,然后叫你老老实实地爬在地上,不准出声。等到关了一定数目的行人后(一般是十多个),“羊圈”四周的土匪便蜂拥而下,脱下行人的衣裤,撕开行人的包袱,砸烂行人的箱子,抢下他们想抢的一切东西,便扬长而去。被抢的人若不反抗,则遭一顿痛打便罢,若稍有反抗,便连命都不保。先生他们一出贵定,便随处可见被土匪们丢弃的烂箱子、烂包袱布之类的东西。先生他们也真命大,或者说运气好,因为竟有一两次,他们走过“羊圈”时,土匪们才刚刚“关羊”不久,至多是差吃一顿饭的功夫。

到了黄平,先生他们已经住进栈房,还是差一点就遭抢了。那时行路,非要日上三竿才敢起身,日头偏西便要早早投宿,一天也就只走个 60 来里。先生他们在黄平住下,吃点东西,早早地就睡了。那时的黄平小镇,就是一条小街,30 来户人家。大约睡到 9 点来钟,满街的狗突然大叫起来,将先生他们惊醒了。紧接着,便听到栈房老板娘拍门和叫喊 :“先生,土匪抢人来了,你们快到我家房背后的坡上躲一下!”罗先生说,他们当时吓得浑身发抖,手忙脚乱,摸黑跌跌撞撞地爬到栈房后面的山坡上躲起来,大气都不敢出一口。狗吠、人哭、小孩叫,整个黄平小镇乱成一团。折腾了一个多小时,闹声才逐渐平息。他在担惊受怕中走了 6 天,到了重安江。到了重安江,可以乘船了。乘船顺清水江西行,这是当时贵州进中原、上北京的主要路线。乘船免去了行走之累,然而,却又来了个翻船的危险。先生说,这条水路,有处“十里长滩”,水陡流急,船行其间,颠簸不已,稍有不慎,便船翻人亡。“那时,我们贵州有多少外出求学的学子,或被匪杀,或遇船翻而葬身他乡啊!”先生说罢,清癯的脸上,现出沉重的惋惜。确实啊,这些葬身他乡的学子中,谁知又有多少个可以出类拨萃的人物呢?贵州哟,该为你一哭!

罗登义先生是幸运的。先生在重安江乘的船,是苗民驾的小木船,虽然宽不及 5 尺,长不过丈余,船蓬矮得只能弯着腰进出,但毕竟有惊无险地闯过了十里长滩。经过十多天的航行,终于抵达湖南的洪江。

在洪江,先生第一次看见电灯。

先生笑着说:“第一次看见电灯,可惜这电灯不亮,电力不够。”到了洪江后,就改乘大木船了。这大木船里可以摆桌子,可以正儿八

经地坐着吃饭。到了常德,过洞庭湖时,更改乘小火轮,直到汉口上岸。在汉口,先生第一次看见汽车。

在汉口,先生也蒙受了因是贵州人而招致的欺侮。

在汉口,当地警察对从贵州出去的人,都要毫不客气地搜身。贵州人蒙受的这种欺侮,又恰恰是当时的贵州统治者们造成的。

那时,贵州是鸦片的主要生产地。贵州的军阀就是靠种植鸦片起家,靠贩卖鸦片发财。鸦片这种毒品,长的花偏偏特别的好看。贵州的省府贵阳,就处在这种既美又毒的花的包围之中。从贵州出去的人,确确实实有不少就是贩卖鸦片的。因此,罗登义先生他们才一上岸,几个彪形大汉就朝他们围了上来。

17 岁的罗登义,何曾见过这种阵势?他又吓得浑身发抖不已。但这也不能怪登义先生胆小,那些警察搜身,搜得彻底,而且极其野蛮。他们不仅搜查行李,搜查衣服裤子,连鞋子也要脱下,割掉鞋底搜查。当然,这些警察主要是搜查鸦片,然而,谁又敢保证他们不搞一点儿顺手牵羊呢?

从贵州大山里走出去的罗登义先生,对大山外的世界是那么陌生,是那么惊恐,又是那么好奇。汉口沿江,全是外国人的租界,有英国人的,有法国人的,有日本人的,有美国人的……登义先生第一次看到,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可以到处横冲直闯,而有许多地方,作为主人的中国人倒反而不能进去。17 岁的罗登义,心沉重了。

在汉口,先生登上了北行的火车。先生还记得,他坐的是三等车,车费是 17.5 元。从汉口到北京,他坐了两天两夜。

先生终于到了北京。从贵阳到北京,一路上未作任何停留,整整走了一个月!

当时,贵州到北京读书的学生,有官费生和自费生两种。官费生,是贵州省政府根据北京在贵州招生的大学招生人数、招生条件先行考试,合格后,再送到北京的学生。招生的学校要复考,考生经复考合格才能就读。贵州省政府给官费生每人每年提供 180 元学费。自费生,则是自行到北京报考就读的学生。贵州省政府不予任何补助。180 元够不够呢?我问。“当然够。”罗先生说,“那时在很多大学的附近,都有私人办的公寓,包吃包住,每月才要 10 元钱。”罗先生是自费生,这又是先生不够幸运之处。先生中学毕业时,正值云南军阀唐继尧的弟弟带兵打进贵州来,贵州军阀自顾不暇,谁来管你读不读书?自费也罢,罗登义先生毕竟是到了北京。经过近一个月的紧张复习,考期也就到了。

按先生父亲罗勋元老先生的要求,先生是应该读法政大学的。秀才出身的罗勋元老先生,希望自己的儿子读法政大学出来后,走上从政的道路。说白了,就是将来好弄个官当当。罗登义先生是孝顺的,他不能公开违背父亲的意愿 ; 但罗登义先生又是有主见的,他一点儿都不想当官,他想搞的是科学。于是,他就阳奉阴违了。

先生按当时北京各大学考试的时间顺序,参加了北京法政大学的考试,又参加了北京工业大学的考试,最后,参加了北京农业大学的考试。当然,每个学校都要收取报考费。先生说,每个学校的报考费都是 2 元,再交一张自己的相片。

笔者孤陋寡闻,不知现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大学考试是如何进行的。然而,罗先生他们当时在北京的这种分开考试的办法,我觉得倒很有可取之处。我们现在实行的高考是统一考试,统一时间,统一试题然而这种统一,弊端实在不少。首先是对考生不利。考试与体育竞技一样,也存在着一个临场发挥的问题。一些平时学习成绩不错的学生,考试时,因心理原因、经验原因甚至是当时身体不适等诸原因而不能正常发挥,结果考得大失水准的情况时有发生。这样的考生,要么就得再等一年,要么,从此就与读书无缘。这是一种人才的浪费。假如分开考试,一方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志愿对口报考,这就减少了选择学校的盲目性 ; 一方面,增加了考试的机会,各种压力也就相应地会减少许多,有利于考生正常发挥自己的学习才能。统一考试对学校也不利。之所以有那么多名目繁多的学校,其实就因这些学校各有各的主攻方向。主攻的方向不同,对学生的要求就应该有所不同。统一试题,统一评卷,实际上是剥夺了招生学校自主选择的权利。倘若由招生的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自己出题,自己评卷,这样招进来的学生,与学校的主攻方向,无疑就要对路得多,这就有利于学校出人才,出成绩。统一考试对社会也非常不利。统一考试,就造成了统一入学,统一放假,统一毕业。因此,每年的两个假期,不仅仅给航空、铁路、船运等交通部门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同时,还给旅游、治安等行业都带来了难以处理的麻烦和困难。假如说,以前因毕业生统一由国家包分配,因而这种统一时间和统一试题的考试还有它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在已进入毕业生和用人单位双向选择的今天,这种统一考试的方式存在的合理性就越来越小了。国家对毕业生的就业只指导而不包办,我们还需要这种机械得不能再机械的统一考试吗?

罗登义先生按照自己的意愿,考进了北京农业大学,主攻生物化学和营养化学。

先生的大学生生活,我们若要加以概括的话,那就是简朴加勤奋。先生读北京农业大学,每年的学费是 10 元钱,但住宿不再收费。若吃食堂,每月的伙食费是 6 元。先生对每月 6 元钱的生活费,那是很有些心痛的,因为父亲的薪俸很微薄。于是,先生便自己煮饭吃。而这时的罗登义先生,也才十几岁啊!若叫现在的大学生也来自己煮饭吃,他们不以为世界的末日到了那才怪。先生自己煮饭,虽然吃得简单,但每月只花费 3 元钱,于是,先生这才稍觉心安。

先生的勤奋,则表现在他读书的同时,就开始了写作。当时,中国有两个学术团体,一个是中国科学社,出的刊物名《科学》;一个叫中华学艺社,出的刊物名《学艺》。《学艺》杂志水平是很高的,因此投稿的,主要是各大学的老师们。用先生的话来说:“当时能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人,都是些呱呱叫的人。”先生在读书期间,也就很呱呱叫了几回。他凭着他的钻劲所获得的知识,也凭着贵州山里人那种无畏的精神,就敢向这些杂志投稿,而在整个大学读书期间,先生就发表了七八篇有分量的文章。这就使得他的同学,他的老师,对他这个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瘦瘦小小的学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1928 年,罗登义先生大学毕业。这一年,他 23 岁。大学毕业的罗登义先生,出于一种礼节,也许还出于一种感激,南下到了上海,专程去拜望学艺社主要负责人之一周昌寿先生。

周昌寿先生,字颂久,已是科学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我们贵州麻江县的人,留学日本,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专攻物理学达 13 年之久。昌寿先生回国后,国内物理学教材,大多系他所编。他见到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的罗登义先生,一问之下,竟是贵州老乡,当下便十分欣喜。

“好,好!你是我们贵州的人才。”周昌寿先生对罗登义先生说,“我哥哥是贵州大学的校长,正要我给他物色老师,你可愿去?”

于是,罗登义先生拿着周昌寿先生的介绍信回到了贵阳。当时担任贵州大学校长的周恭寿先生,字铭久,是前清的举人。正是他出资并带着弟弟周昌寿一道到日本去留学的。他见了罗登义先生,即委以贵州大学学监和教授之职。学监相当于现在的教务副主任,教授则是教师的最高职称。

虽然登义先生现在笑着说那只是“土教授”,但仍足见恭寿先生对他的重视。

罗先生在贵州大学,讲授的是普通化学、科学概论等课程。解放后担任过北京市市委书记处书记、林业部部长等职务的雍文涛同志,就是罗先生这时期的学生。罗先生说,他虽然只当过雍文涛同志不到一年的老师,但雍文涛同志却是一个非常讲情义的人,一直以师礼对他。解放后,他每次到北京,只要文涛同志得知,总要来看望他。“唉,文涛同志才刚去了。他是我们贵州出去的老革命啊!”先生说至此,语音硬咽,神色戚戚。

要是罗登义先生不是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那么,贵州大学学监兼教授这个职务,于名于利,对当时才 20 多岁的他来说,是很不错的了。给他的学监月薪是 80 元,虽然按当时贵州省政府的政策,所有员工的工资一律只发 7 折,即只发 56 元,但作为教授,他每上一个钟点的课,就有一元钱的讲课费,这样,他每月收人就有 80 来元。罗先生说,这 80 元是很管用的。那时,每到星期天,只要天气好,先生总要邀约七八个知己结伴去黔灵山。上山前,给菜馆打个招呼,到时菜馆就会派人挑一桌席送上山去。而这样一桌席,连酒在内也就 8 元钱,摊到每个人的头上,则只 1 块多钱而已。若仅是居家度日的生活费,每月三四元钱就足够了。当时,是有不少人很羡慕先生这种潇洒的。

但是,罗登义先生却不安于这样的生活。先生说,那时的贵州大学很落后,没有什么设备,搞不成科研,写不成文章,眼看着时间就这么浪费掉,心里很着急。

先生尽管着急,却一时也无法可想,因为当时贵州省的省主席周西成,自办起贵州大学后,连学生都不准再到外面去读大学,能教大学的教师,当然就更不会让离开了。

然而先生却似有天助。第二年,也就是 1929 年,周西成垮了。于是,经周颂久先生的推荐,罗登义先生到成都大学任教。

罗先生在成都大学讲授有机化学,月薪 80 元。成都生活比之贵阳,那又好得多,每月 3 元钱的生活费就过得很舒服。但先生只教了半年。原因是,成都大学的教师成分较杂,有留英留美回来的,有留日回来的,也有如先生一样在国内大学学成的。出身不同,待遇也就有异。到国外去镀过金的,至少可以弄个副教授当当 ; 仅在国内学成的,本事再大,当上讲师也就顶天了。教职上不去,不仅仅是影响了收入,要想进行科学研究,也就要受种种的限制。于是,罗先生下了决心,也得到国外去走上一趟。

自费留学,先生本人的经济不支,家中的能力也不够。先生便毅然回到了北京农业大学,老老实实地从助教干起。先生走出这一步,确实是需要一点勇气的。北京农业大学助教的工资,每月只有 60 元。20 元的损失,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 先生从贵州大学的学监兼教授,一下子降下来当助教,倘若没有强烈的事业心,这面子也不是很好放的。君不见现在有多少人,为了能弄个副高正高当当,削尖脑袋,四处钻营,甚至不惜朝同事的头上泼污水,好踩着同事的肩膀爬上去,连自家的人格都不要了,哪还管这副高正高是土还是洋。

罗登义先生在母校北京农业大学当助教,一当就当了 4 年。这期间,先生发奋用功,成绩斐然,在各大学报发表了 20 多篇论文,而且大多数是用英文写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先生的成就,终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 1935 年,先生请得中华文化基金会的奖学金,到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院深造。

1936 年,罗登义先生获明尼苏达大学农业生物化学硕士学位。1937 年返国,在上海上的岸。罗先生的恋人已在上海等着,他们就在上海举行了婚礼。随后,夫妻双双北上,罗先生又回到北京农业大学,而校方给他留着的职位,则已经是副教授了。这一年,罗登义先生 31 岁。

作为一种史料,特别是作为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北京的一种史料,从罗先生那里获得的一些数字,我记录于下:

罗先生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教授的工资,是每月 240 元。

那时,先生租了一套四合院。四合院的正房坐北朝南,一共 4 间。这是先生和夫人的卧室、书房。东、西厢房各 3 间,作会客室、保姆住房,厨房、澡堂等用。这样一套四合院,月租金是 25 元。副教授是有脸面的人了,进出得有自己的包车。包车比之街上拉客的车来,要新,要华丽,这是我们在《骆驼祥子》中已经知道了的。包车连车带人,月租金是 19 元,但车夫一般有个不成文的附加条件,那就是主人的应酬要多,因为主人外出做客,受访的人家是一定要给车夫赏钱的,一般是 5 角,这就够车夫一天的生活费了。家中要请保姆,保姆的工资是 2 元,也有 3 元的,但保姆也有不成文的附加条件,也是家里的应酬要多。来了女客,总是招待麻将。女客们打完麻将,走时,不管输的赢的,也是一定要给保姆赏钱的,少了拿不出手,因为还关系着给主人的面子,因此一般是一人赏 0.1 元。保姆得到的这种赏钱,要比工资多得多。

罗先生说,那时每月最大的开销就是应酬。“不应酬不行。不拉点关系,你就根本没有办法站得住脚。”

但这样的日子,罗先生只过了半年,因为七七事变爆发了。

日本入侵,先生不愿当亡国奴,便决定南下。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非常仇视,尤其是对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旦抓获,往往是秘密处死。先生为了逃离北京,自己剃成光头,让夫人将烫的发也剪了,装扮成一对小商贩夫妇,乘火车逃到了天津。在天津,先生被盘查了很久,幸而沉得住气,才混过了关。在天津乘船到青岛,再从青岛坐火车到南京。在南京呆了几天,每天都有日本飞机来投炸弹,无奈,又只得离开南京,继续南下,到了南昌。那时,南昌有个农业科学院。

罗先生在南昌农业科学院也觉得不太平。后来,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北洋大学等搬到西安,办了个西安临时大学,罗先生即应聘到西安临时大学上课。这时,罗登义先生已经是教授了。

西安也被日本鬼子闹得不清静。西安临时大学不得已搬到汉中附近的小县,这样搬来搬去的大学,办学条件自然很差。这期间,罗先生也只是疲于奔命。在小县呆了一年,临时大学农学院就被并到武功的农学院。然而合并不到一年,因两个学校不和而闹起了学潮。这时,正好当时搬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来请先生,先生即应聘到了浙江大学。

罗先生到了浙江大学后不久,即随浙江大学搬到了贵州遵义和紧邻遵义的湄潭县。从贵州大山里走出去的罗登义先生,就像是上天的特意安排一样,辗转一番之后,又回到生他养他的贵州大山里来了。

湄潭深藏在贵州大山的腹地,山清水秀,物产丰富。在这里,虽然交通闭塞,教学科研设备紧张,药品仪器十分匮乏,但是却有当时国内其他地方所没有的相对的安静。罗登义先生在湄潭浙江大学,除担任生物化学、营养化学和食品化学三门课的讲授外,便抓紧时间进行生化营养的科学研究,而湄潭丰富的野生资源,则为罗先生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研究对象。浙江大学在湄潭呆了 6 年,正是这 6 年,罗登义先生的生化营养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罗登义先生前后研究了 180 多种水果。在对这众多水果的研究中,他发现了刺梨这种野生水果极有营养价值。他撰文指出,刺梨丙种维生素的含量特别丰富,在每百克果肉中,含丙种维生素 2054 至 2729 毫克,平均含量为 2391 毫克。这样高的丙种维生素含量,是四川广柑的 50 倍,綦江红桔的 100 倍,比梨子苹果的含量更要高 500 倍,闻名世界的弥猴桃,其丙种维生素的含量,也只是刺梨含量的九分之一。刺梨的巳种维生素的含量也非常丰富,在每百克果肉中,巳种维生素的含量,由 5981 毫克到 12895 毫克不等。这个含量是柑桔类巳种维生素含量的 120 倍,是蔬菜类含量的 150 倍。罗登义先生还通过两个大学生进行生理试验,证实刺梨所含的丙种维生素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可给率达 70%,因此,正常人每天只需吃半个刺梨,就可以满足对丙巳两种维生素的生理需要。先生对刺梨的研究震动了科学界。英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李约瑟教授,特地将刺梨称为“登义果”。后来先生又领导、研究出刺梨汁中含有丰富的 SOD,并具有抗衰老及抗癌的作用。

除了对水果进行研究外,罗登义先生还根据我国国情,将很大的精力投入到普通老百姓的营养问题研究上。高粱、小米、黑小豆、小麦、玉米之类的杂粮,是当时我国北方地区的老百姓的主要食粮。罗先生研究后指出,在这些杂粮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种类不全,所以营养价值不高 ; 但是,如果将它们混合食用,如黑小豆与黄小米,黑小豆与糜子米,彼此间的蛋白质就有显著的补缺作用,这样就能增加这些粮食的营养价值。先生的研究,为改进普通老百姓的营养,寻找出了一条新的途径。

在贵州的大山里,罗登义先生以他丰硕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他在科学界的地位。他先后被推选为中华农学会会报编委、中国化学会理事、中国营养学会理事、中国生物化学会理事、中国科学社《科学》杂志编委。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江大学搬回杭州。担任着浙江大学农化系教授、系主任的罗登义先生,虽然和浙江大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但仍难忘桑梓情,被家乡父老留了下来,担负起了贵州大学农学院院长的责任。解放后,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院都来诚聘罗登义先生,先生从个人的科研事业考虑,何尝不想到这两个地方的任何一处去?这两处地方的科研条件,无论是设备,或是仪器、药品,都要比简陋、落后的贵州大学好得多。但是,当时贵州省的负责人苏振华将军亲自出面,要先生留在贵州。“苏振华当时还是军事管制委员会的主任,他的话就是法律。他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去,当面给我讲要我留下来,你说我留不留?”从先生这近似笑话的回忆里,可以看出先生之留在贵州,多多少少有些无奈。

确实,要是一解放罗先生就回到浙江大学去,或者应聘到中国科学院,那么,先生在科学研究上,也许将取得更加骄人的辉煌 ; 但是,留在贵州的罗登义先生,并没有丝毫虚度光阴,作为一个教育家,在中国的教育史上,无疑地,他又写下了精彩的一章。

先生继续担任贵州大学农学院院长。1953 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贵州大学的文、理、法、工 4 个学院被调走。农学院的 4 个系也被调出 3 个,只剩下一个农艺系,几十个教职工,一百多个学生,并改名“贵州农学院”。先生被委任为贵州农学院院长。一个农学院只有一个农艺系,即便是对经济落后的贵州来说,也是不适应的。于是,先生根据贵州的实际情况,主张建立农、林、牧等各科系,以适应贵州农业生产的需要。经党政领导同意,各科系终于陆续建立起来。

如今,贵州农学院已发展成为有 6 个系、10 个专业的高等农业学府,为国家培养出了大批农林牧科学技术人才,毕业生已达 7000 多人。罗登义先生从事科学教育数十年,学生遍及海内外,其中不少学生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先生对于高等学校的领导管理、教学方法、科学研究、学生培养等,都有丰富的经验。及时将先生的这些经验加以整理,将会给我们贵州的教育事业留下一笔宝贵的财富。

贵州的野果刺梨,因先生的研究而扬名四海 ; 罗登义先生,无疑也将因研究刺梨而名垂于世。然而令人奇怪的是,1979 年版的《辞海》,居然没有刺梨这个条目。20 世纪 40 年代初就为外国人所知的刺梨,何以竟会被国内如此权威的大型工具书《辞海》轻视了呢?

似乎不仅仅是《辞海》的编者们不知道刺梨。据罗登义先生说,中美建交不久,美国就有一个很大的饮料公司到我们国家来要求购买刺梨汁,但接待的有关部门也不知刺梨为何物。显然,这类事情的出现,是很叫人,尤其是叫我们贵州人感到非常遗憾的。反之,刺梨作为我们贵州的一种优势资源,我们贵州人在宣传它利用它等诸方面,是不是又下够了功夫呢?

我们曾经说过,罗登义先生在他秀才出身的父亲的熏陶下,自小喜欢吟诗作赋。在此,谨引先生的《自叙》诗以作本文的结束 :

忙忙碌碌数十秋,粉笔生涯,白云悠悠。少壮求知勤奋修,全力苦干,忘愁忘忧。成年寸心欲何求?科研工作,育才传流。一生志向岂能休,尽管白头,何俱白头。




                                                            《文史天地》1997 年 6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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