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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来信寻找的一位中国博士  ——记张永立教授(上册)

比利时来信寻找的一位中国博士  ——记张永立教授(上册)

作者:颜谦亨 阅读量:21 点赞:0

1984 年初夏,北京中国物理学会转给云南大学一封国外要寻找中国物理学家 TchangYong-Li 下落的信。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中国物理学会负责同志:

比利时鲁文大学校方委托我向你们打听一位名叫 TchangYong-Li(张永立)的物理学家,此人曾是比利时鲁文大学 Lemaitre 教授的学生,于 1938 年在此大学获博士学位,当时曾发表关于 Stoermer 问题的论文。他的导师 Lemaitre 是“宇宙膨胀学说”的创始人,现正在整理关于他的生平的资料,因此希望能找到他的这位中国学生的下落,粗略估计 TchangYong-Li 此人应有七十多岁了。

如果您们能在百忙中抽空查一下国内有否此人并告我或比利时鲁文大学校方,我则不胜感激并相信对发展比中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极大意义。

此致敬礼!


在比利时鲁文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许佳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二日


关于这封特殊的来信,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沿海城市的机关学校纷纷内迁。上海大夏大学于是年秋迁来贵阳,校址在原讲武堂(即贵州教育学院现址)。学校招生简章贴出后,原来无力去省外升学的青年学子,对此感到欢欣鼓舞,踊跃报考,许多人被录取,夙愿得偿,欣喜之情非言语所能形容。该学校师资力量雄厚,多为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如夏元瑮、张永立、吴泽霖、邵家麟、谢六逸、谌志远、孙亢曾、傅启学、金企渊、李青岩、马宗荣等。图书仪器均由上海运来,较为充实。但时局骤变, 1944 年 11 月 30 日,日军约二千人迫近贵州省独山县城,贵阳震惊,风声鹤唳。省府机关西迁毕节。学校提前放假,大夏大学决定迁赤水县继续办学。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告无条件投降,大夏大学又从赤水迁回上海。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里,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八年。教职员工特别是教师们辛勤地耕耘,为祖国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我是大夏大学在贵阳招收的首批学生,攻读数理专业,从 1937 年 12 月至 1941 年 7 月期间,承老师们谆谆教诲、认真教学,获益良多,打下了从事教师工作的坚实基础。时值母校大夏大学在筑复校 60 周年之际,不免忆及 60 年前学习、工作及生活的情景,因而也忆及当年不辞辛劳勤勤恳恳教诲我、对我影响很深的恩师们,张永立教授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表达对恩师怀念之情,现将张老师的生平简述如下:

1913 年 1 月 8 日,张永立教授出生于贵阳一个勇于接受西方科学文化的殷实之家,青年时代就酷爱并参与学术活动。1935 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在震旦大学学习期间主办《理工杂志》,并著《矢算初步》,分别在商务印书馆和文通书局出版。由于长期潜心教学物理研究,他的数理造诣深受震旦大学的中外教授重视。因此,在 1935—1939 年间他被推荐去比利时鲁文大学做研究兼攻博士学位。攻读期间在著名数学家德•拉•瓦莱•布

桑(Ch.J.delaueePoussin)、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雷美德(G.E.LeMaitre)指导下从事数学和物理研究,撰写了《宇宙线与乙烯分子的振动》一文,获数学博士学位,为我国在比利时获数学博士学位第一人,年仅 26 岁。曾在布鲁塞尔《科学年鉴》和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讨论星际单氘乙烯分子形成的物理性质论文多篇,如《单氘乙烯分子的振动模式及频率的计算》《单氘乙的拉曼谱》《C2HxOy(X+Y=4)分子势函数和基频的计算》《宇宙线的纬度效应和不对称效应理论》等。在分子振动理论中有以他命名的函数“张永立函数”,成为国际上讨论星际分子形成的早期奠基性论著,当时就普遍引起国际学者注意。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教授在其世界名著《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1941 年英文版)中,就曾多次引用上述张永立的论文。

20 世纪 30 年代末,张永立在建立宇宙线分布的锥体理论中,发表了《无限靠近赤道的宇宙射线的锥体》和《近赤道的宇宙射线轨迹》两篇论文,这是锥体理论研究的核心成果。因此,他与 FcM. 史笃黑,A.H. 康普顿、 G.E. 勒梅特等被誉为字宙线赤道锥体理论的八大奠基人。1957 年,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日本宇宙线物理学者访华代表团团长到云南大学作学术报告,特尊称张永立教授为锥体理论权威。近年来由于电脑被用来研究宇宙线,美国已得出高纬度宇宙线分布锥体规律,这给予当年张先生用手算赤道锥体理论以有力支持。

1940 年初张先生从比利时回国,历任上海震旦大学、大夏大学、贵州农学院、贵阳师范学院教授及贵州大学教授兼数理系主任。解放前夕去云南讲学,受聘为云南大学物理系教授,云大物理系光学、理论物理专门课教研组主任,并负责筹建云南东川落雪宇宙观测站。又任中国物理学会理论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云南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云南省科委委员。

1957 年春,张先生在云南省人民代表暨政协委员汇报会上激动地问 : 铊到哪里去了?这是一声含有深邃洞察力的呼吁。

云南素有“有色金属王国”的雅号,矿业开采历史虽久,开采技术却落后得令人吃惊。当时个旧炼锡分析含锑成分一次需要八小时,工时损失不小,因此,张永立教授建议采用苏联大型“摄谱仪”分析,不但速度快,而且仅需一小时即可获得结果,而且精度高,还可以测出许多微量元素。

张教授早年留学时就有开发利用西南资源的浓厚兴趣,他在比利时作《赤道附近宇宙线分布规律》主体课题之余,十分关注光谱分析技术的应用。

后来,他去了解云锡冶炼过程时,就揣测到,此中还存在一种尚未被重视的稀有金属——铊。可是炼出的锡竟没有铊的谱线出现,张教授问道:“铊到哪里去了!?铊定是跑到烟灰里去了!”后来果然从烟道灰中,找到富集在那里的铊。

后来这个故事传到在昆明小憩的周总理耳中,总理关切地指示,冶炼烟灰应好好保藏,留给掌握了先进技术和积累了雄厚资金的后代去提炼。铊,这个柔软而泛银白光辉的元素,在电子工业中是制光电倍增管、红外通信和低温仪表的原材料,近些年来人们又开发出铊系列超导薄膜。

张教授逝世前不久,还著有《相对论导论》(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包括狭义相对论、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场论、广义相对论等部分,内容丰富,引入概念和公式自然,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可使读者易于掌握这一难度较高的物理理论,充分体现了张教授深广的学术水平。他长期在云南大学物理系讲授《量子力学》,是解放后在全国高校最早开设这门课的教授之一。

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教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无情的批斗和折磨。据夫人马瑚珍回忆说:“在‘文革’中被抄家,先生的很多书籍和照片,全部在‘红卫兵’的监视下被烧毁,古花瓶等被打碎。先生栽了几盆花,也被说是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先生被拉去批斗后,回家来仍要看书,他说:‘看书从来是我的习惯,解解闷嘛!’所以他有个浑名叫‘书呆子’。”

关于他逝世前不久的情况,夫人马瑚珍说:“永立逝世前不久,物理系要他给老师们讲讲激光,他很高兴。此时他未解放,专案组的人员对他说:‘张永立你要将功补罪。’他回家对我说:‘他们可能要我给他们讲激光课后,才会解放我。’从这天起,他不怕累,拖着半身不遂的病体写呀,写!讲稿都写了很厚一叠纸,一去讲课就是三个小时左右,回家来,已是面色通红。我很着急,扶他去床上休息,一会儿他对我说 :‘瑚珍,我一辈子爱科学,并努力学习好,到今天得到的是一顶“反动学术权威”的大帽子,想也想不到的事。’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他内心是多么的痛苦和难过的啊!我想哭而不敢哭,怕更增加他的难过。22 日那天,永立已将激光稿写好,打算休息一天,24 日去讲,在 23 日他又说系上的

某某某几个人都解放了,唯独专案组的人不谈他的解放(当时他天天都要去向专案人员汇报),是不是他们已定了,不能取消这顶帽子,这样一天天他心情不悦,内心忧虑,写稿劳累,以致 10 月 24 日(1972 年)与世长辞,我们全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先生墓地在昆明筇竹寺附近的山上,后改建为郊野公园,山上所有的坟均迁移,市政府、园林局通知,仅保留四位知名人士的坟,作为纪念。先生的坟即为其中之一。

张先生拥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张夫人马瑚珍女士娴淑好客,教子有方,因而先生得以专心致志从事科研及教学工作。有四子一女,长子张浩文,党员,教授,昆明理工大学计算机系主任、计算机中心主任;次子汉文(聋哑人)在昆明市文化局电影院工作,三级美术师;三子张筑文在云南昆明电子设备厂工作,高级工程师;四女张丽文,党员,在昆明火车总站工作;五子张嘉文在昆明二十四中教物理。由此可见先生的事业是后继有人的。

先生不但在学术上有非凡的成就,而且桃李满天下,为祖国培养了众多建设人才,当代数学家秦元勋、越民义及美籍华裔教授易家信等都是他的学生。至于张教授的生活习惯,张夫人回忆说 :“关于我爱人在云南时期的生活爱好,列举一二,永立每天的时间,三餐和上课外,多是看书和为研究生讲课,或到学校图书馆翻阅新资料。在他去世后,一位图书管理员告诉我,张先生生前多在外文书库看书。有时他也喜欢打网球,这是‘文革’前的事了。全家就餐时,他常常讲故事,说些幽默的笑话故事,使得孩子们大笑不已。”


                                                              《文史天地》1997 年 1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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