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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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蒙大山走出的医学博士(上册)

乌蒙大山走出的医学博士(上册)

作者:拓石 阅读量:46 点赞:0

张超伦咋也没有想到,自己在而立之年,一个从乌蒙大山走出的知识分子,眼前竟出现这样的奇迹:

当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刚从旧时代的废墟上站起来百废待兴之际,在 1950 年上旬,他竟荣幸地出席贵阳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接着,仅隔数月在 1951 年 7 月中旬的两天时间里,他又奇迹般接到三张委任状:

一张是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任命通知书,任命他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卫生处处长(当时尚未设厅);

一张是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他为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另一张委任状任命他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

这一张张委任状,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红色大印,有国家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签字,有象征各民族大团结的五星红旗。

面对这一串串奇迹,面对这一张张委任状,张超伦百感交集,思绪万千。这是关怀和信任,面对这一切他不由泪水夺眶而出,记忆仿佛又把他带回云缠雾绕乌蒙大山深处的故乡威宁……

1918 年 12 月的冬天,寒风凛冽,天气阴沉,在贵州威宁县一个僻远的山村石门坎,一户张姓的贫苦苗胞家中,随着一声啼哭,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来到了人间。

这个孩子,便是从乌蒙大山走出的医学博士张超伦。父母面对怀中嗷嗷待哺的孩子,既喜且忧,喜的是他是夫妇俩的第一个孩子,给这个贫困之家带来了欢乐与希望;忧的是孩子生在军阀混战兵荒马乱的年月,家中缺衣少粮,家徒四壁,全家仅靠种土目地主几亩薄土,艰难度日,勉强糊口。

石门坎,是贵州省威宁县西北一个边远偏僻的苗家寨子,距离县城 210 里,海拔 2600 多米,四周崇山峻岭,沟壑纵横。由于地域偏僻,交通闭塞,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大部分居民是苗族,生活极其贫困,许多苗胞目不识丁。但因石门坎地处云贵交界地带,且有马帮山路相通,基督教循道公会西南教区为发展势力,向云、贵、川毗邻的苗族地区延伸,便把这里作为中心点,进行传教。为了扩大影响,英国传教士柏格里,便在这里建了大教堂,设了药房,并办了光华小学。柏格里和妻子还不时为教徒免费治疗一些小伤小病和种牛痘。那时,山村贫困无力办学,连县城威宁也没有一所完小。柏格里夫妇这些作法,无疑取得了苗族同胞的好感和信任,为摆脱饥饿与贫困,人们盼望“天堂”的美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赵超伦父母与大批苗胞便顺理成章地被发展成了教友。赵超伦出生后,刚一个月,那时柏格里已去世三年,但继续主持教会工作的洋人,仍按入教手续,给张超伦进行了洗礼。

石门坎光华小学,是循道公会办在苗族地区唯一的完全小学,赵超伦父亲便是这所小学毕业的,由于成绩好,毕业后就留校任教当了老师。

6 岁那年,张超伦踏入了小学门坎,与父亲一块住校以便就读,学校除了一般课程外,所不同的仅是讲点“圣经”里的神话故事,这门课程叫“修身”,并且学校十分重视劳动生产教育和音乐、体育教学活动。当时石门坎上学的差不多都是山寨苗家的穷苦娃,张超伦上学时,家里又添了几个妹妹,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他与同学一日两餐,全以苞谷洋芋当饭,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学校深知穷苦学生的苦衷,便鼓励大家利用学校荒坡种上蔬菜和洋芋等,以解决大伙的生活困难,而校中扫帚、撮箕等物也是学生们伐竹编的,虽然生活艰苦,但由于娃娃们知道上学的不易,学习都十分勤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张超伦每逢节假日跟随父亲回家,总要干不少家务杂活,积肥、打猪草、种菜,一到寒暑假更是忙乎,上山砍柴,还得背着背篓去背煤。

那时,张超伦父亲虽然当了教师,但薪金极其微薄,仅够买食盐,家中种了土目地主几亩薄地,每年还得背上粮食去交租。

他上高小时,就曾背苞谷去交过租,当时情景,张老至今仍记忆犹新:严冬,地冻天寒,冷风刺骨,他才丁点大,背着沉沉的背篓,弓腰曲背,一步一步往山道上走,累得气喘吁吁,压得肩背发麻……

那些岁月,贫富两重天。张老清晰记得,当地山区百姓因土地贫瘠,天灾人祸,租税繁重,生活十分贫困。而住在石门坎的一个英国传教士,一家四口,他家的生活与当地老乡一比,真判若两重天地。这个传教士有一对双胞胎儿子,正好与张老同学,但这四口之家,却有近二十人为他家帮工,有做饭的、洗衣的、种花草果木的、还有养牛喂马的……其中有一个帮工就是张老的幺叔。

岁月一晃,已是 1929 年。张超伦小学毕业了,他当时还不到 12 岁。张老回忆说,石门坎当时没有中学,我只得到昭通去读中学了。我知道,因为穷,家中日子难熬,但为了改变家乡的贫困和落后,为苗胞乡亲争口气,我决心完成学业,父亲支持了我。昭通与石门坎相距 70 多里,虽仅有一天的路程,但兵荒马乱年月,很不太平,这条路上有四五处是土匪聚集之地,经常有客商和马帮被抢。每年寒暑假回家和返校,有时我总不敢选走近路,要从彝良绕道而行,这一绕得两天行程。我还记得,那时常有一些军阀的士兵从昭通下镇雄、毕节经过石门坎,就到学校拉一些年龄稍大的学生给他们当背夫。

在昭通,张超伦就读的宣道中学只设初中,也是循道公会办的。入学后的一个星期天傍晚,任教区长的英国传教士易理潘召集苗族学生责问道:“你们今天为什么不去做礼拜?到哪里去了?你们给我讲清楚!”轮到张超伦时,他回答说:中午我看足球赛,我不信教,不是优等生(领教会资助的学生),所以不做礼拜。这次对话,更坚定了他“不信神”的思想。

当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学校停办了。张超伦十分难过,无可奈何地回到了石门坎补课,以寻机会报考高中。

正当这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大举侵略我国东三省。当时石门坎有一个邮政代办所,是为洋人开办的一条邮路,日本侵华的消息,张超伦是从邮差送来的报上知道的。

国难当头,张超伦怒火填膺。夜里失眠了,横竖睡不着,胸中燃起一腔对日寇的怒火。他第一次意识到“贫困落后就要挨打”这条真理。这年 10 月,他和学校老师一起,多次趁赶场天走上街头,四处张贴“反对日本侵略中国”“抵制日货”“还我河山”等标语,还唱《满江红》《打倒列强》等歌曲,表达对侵略者的一腔仇恨。

1932 年秋,张超伦考取了五个教会在成都联合办的华西协合高级中学,这所学校只招收男生,为进步力量所掌握,是民主空气浓、教学质量高的学校,设有文科、理科和师范科。张老读的是理科,各项实验课都是到大学实验室做的。为使同胞早日摆脱无知愚昧和贫困落后,上高中二年级的张超伦,大力协助将毕业于华西大学文学院教育系的同乡朱焕章,借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举办乡村教育的作法,结合家乡需要,编写出四册为一套的《滇黔苗民夜课读本》,石印近千套分送威宁、滇东北、川南地区的群众读用。

1935 年,张超伦参加全四川省第一次高中毕业会考后,毕业了。但由于家中贫困无钱供上大学,便回石门坎教书,这时正好碰上一个叫王树德的英国传教士,要离开西南教区到上海区任圣书公会经理,他说在那里收入高得多,他还慷慨承诺,打算供一个石门坎品学兼优的学生上华西大学。石门坎的校长朱焕章极力推荐了张超伦。

1936 年,经过严格入学考试,张超伦被华西协合大学医科录取,终于圆了他的读书梦。当初他是靠私人资助学习费用的。但好景不长,两年后由于时局混乱,资助的人自顾不暇,逃到香港去了。面对困境该如何办?他想,一定要完成学业,绝不能半途而废,想到家乡缺医少药,想到多少苗胞渴盼知识,却无钱上学,为了家乡的父老,再苦再累再困难,也要挺下去!

这时,张老的父亲在昆明当布道员,工薪微薄,还要养家糊口,无力给他一点资助了。他想,我学习勤奋,品学兼优,是可以得到全额奖学金的;如再在课余去搞点翻译,打点字,干点活,通过勤工俭学是可以渡过难关的。张超伦就读的协合大学医学院是一所名牌学院,不仅严格按美国标准施教,而且很重视人文科学教育,增设的中国文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以及第二第三外国语文等都是必修课,特别是在大学内迁期间,与中央、齐鲁两所大学的医学院协作办学,师资力量极为雄厚。它的教学管理非常严格,一科不及格可以补考,两科不及格转学。与张老同时考进医科的学生,只有十分之二的人完成学业获得学位。激烈的人才竞争,优胜劣汰法则,在这里体现得极其鲜明。

七年艰苦不寻常。张超伦终于以刻苦勤奋的顽强拼搏精神,用优异的成绩,走完医科大学历程,毕业了。同时通过严格考试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和本校医学博士学位。

1944 年,家乡石门坎发来热情的邀请信。信是朱焕章先生寄的。那时,家乡石门坎历经无数艰难与波折,终于办起了“西南边疆私立石门坎初级中学”,朱焕章是中学校长,他知道张超伦一向担忧本民族的文化状况,因此他要张超伦到石门坎共商办学大事。张超伦毅然回去了,协助朱校长办学,教了半年书。

1944 年底的一天,一个英国人步行 70 余里来到了石门坎,专程来拜会张超伦博士。这人是云南昭通福滇医院院长,诚聘张超伦医师到该医院执医。张超伦说:“我去你那里工作的前提,是要给我减免贫苦病人药费的权利。”这个洋人点头允诺了。

张超伦于 1945 年初去了昭通福滇医院当了医生。在医院他一头扑在工作上,为救死扶伤,整天在病房忙个不停,用一颗爱心,为患者精心治疗,时时将病人维系于心。他给许多贫苦病人减免大量的医药费,并自动兼任麻风病院的诊治任务。他精湛的医术,他的敬业精神,赢得了患者和同仁们的由衷赞佩。

张超伦在福滇医院工作到 1947 年。这时,一个华西校友邀请他上贵阳工作。1947 年张超伦到了贵阳。最初在贵州省防疫大队任职,便有机会到全省看看。平时常驻花溪乡村卫生实验院(实习基地),全面开展医疗、预防、保健业务。次年,他被委任为贵州省卫生处专员。

1949 年 11 月,贵阳解放前夕,张超伦义无反顾地投身人民的反抗洪流。这年 6 月他与进步组织中国民主同盟有所接触,并与贵州少数民族“苗彝自救会”有着密切交往。在花溪他鼓励动员贵州大学少数民族学生投身革命洪流,为迎接山城和人民的解放,积极奔走,顽强斗争。

1949 年 11 月 15 日,这是令张超伦永生难忘的日子。这天,贵阳山城解放了!解放军部队开进贵阳了!人们热情挥动着手中的小旗,一张张脸上是兴奋是喜悦是热切的期盼。《解放区的天》《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的歌声此起彼落,夹杂着响彻云霄的锣鼓声和鞭炮声。见此情景,张超伦百感交集,泪水禁不住夺眶而出。

1950 年 7 月,张超伦奉命到省卫生处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会议提出了以“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这次会议,贵州仅出席三名医学专家,张超伦被推选进了主席团,还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发言中,他反映了西南少数民族山区疫病流行、缺医少药、就医困难情况,提出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上门就医、送药先行的建议,受到与会重视。

由于人民卫生事业任务繁重,政务院于 1951 年 3 月将贵州省卫生处改为卫生厅,任命张超伦为贵州省卫生厅厅长。他是建国以后贵州第一任卫生厅厅长啊!

为了更好地开展卫生医疗工作,1951 年 11 月,西南卫生部指示张超伦参加中央卫生部第一期高级行政干部培训班学习,听取苏联卫生专家顾问全面讲述苏联社会主义卫生保健事业发展的经过,以此开阔人们的视野。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成立后,张超伦又参加了第三期长达一年的政治理论学习。

在那些日子,五兵团政委、省委书记苏振华曾与张超伦亲切交谈,对他的工作给予了热情支持:“老张同志,医疗卫生工作,可是攸关人民生命与健康的大事,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你今后的任务不是行医,医生只能够为部分病人治病,而你的主要职责是要把全省医疗卫生这副重担挑起来,抓好管好!有啥困难提出来,我们会尽力地支持你!”

支持,这决不是领导们说的空话,他们的确认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1950 年秋,省委、省政府拨了不少资金为省立医院购置外科医疗器械,次年,即开始修建大型医院。这一切使张超伦十分感动。他把组织的关怀与信任,当做鞭策和鼓舞的力量,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用长期医疗工作中,丰富的实践和管理经验,在全省认真贯彻执行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为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宝贵遗产,大力培养各民族的卫生技术人员,重视民族卫生工作和控制、消灭危害最严重的疾病等工作。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他主编了《贵州医学杂志》,创办了《贵州卫生杂志》《贵州卫生报》。荣任了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三届省政协常委

第一至三届省人大代表。1953 年起,张超伦还兼任中华医学会理事、中华医学会贵州分会会长,直到 1983 年改选后才离任。

然而,正当他一头扑在事业上,不舍昼夜努力工作时,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在那是非不分、人妖颠倒的年月,张超伦被打成“三反”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接着,磨难接踵而至,被批、被抄家,最后被遣送到羊艾农场劳动改造。

最令张老心痛和难过的是,许多宝贵的历史和技术资料、证书、书籍、照片等都被抄走了,散失了。唯一留下的是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签名的委任状和西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贵州省人民政府委员的委任状。

长夜终于过去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拨乱反正,中国共产党革命统一战线得以恢复,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这时,张超伦已是年过六旬的老人了,但他却以青年人的朝气去迎接新的时代。1978 年 2 月,张超伦被推荐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第一次全委会议,并当选为常委。1981 年至 1997 年被连选连任政协贵州省第四至七届专职副主席。1983 年 6 月,他服从民主党派事业发展的需要,作为交叉成员加入了农工民主党,同年,被农工民主党中央指定为农工党贵州省筹委会第一召集人,次年 9 月当选为农工民主党贵州省第一届委员会主委,1988 年连任第二届主委;其后,被推选为第三、四、五届名誉主委。他是农工民主党第九至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并分别当选为第九、十届中央委员、常委,第三届中央咨监委员会委员、常委。在此时间,他还挂了许多社会职务,如对外友协贵州分会副会长、贵州省苗学会顾问等。

但面对新时期,如何去履行政协、农工党的职能,实现参政议政、民主监督呢?为这,张超伦着实动了一番脑子。他想,鼓得敲在点子上,必须围绕中心、服从大局、突出重点。这样才能抓住根本,取得成效。具体要做的事情是多方面的,但他认为,有的放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和深入实际搞好调研是核心工作。过去,张超伦曾长期兼任贵州省政协提案委员会主任。他通过认真学习思考,深入调查研究,不断积累经验,紧紧抓住提案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这个关键,下大功夫,使大力气,提出《贵州省政协提案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常委会审议通过,付诸试行,结果提案质量提高了,委员们参政议政的水平也提高了。

1985 年,张超伦率领农工党省委考察咨询组出发了。他又回到大山深处威宁。他为了落实智力支边,让“老、少、边、穷”地区早日脱贫致富,选定地处偏远的威宁自治县作为农工党省委的定点帮扶的贫困县。

在县委县政府的支持配合下,考察咨询组深入现场,到工程技术、医疗卫生、教育方面有困难的一些单位,进行实际调查、分析、论证,提出可行的建议。

制糖厂因缺乏原料停产,咨询组建议改产医用酒精,企业走出了困境;毛纺厂生产工艺落后,毛线染色不均匀,经他们帮助联系,送技术人员到天津纺织学院培训归来,产品质量达到了先进水平,产量翻番,经济效益也大有好转……

七届省政协期间,张超伦兼任医卫体委员会主任。1995 年 10 月至 1996 年 7 月,这时他已届古稀之年,却不畏跋涉艰辛,旅途劳顿,仍来去匆匆地奔波。

长期从事过卫生行政管理工作的张老,深知农村卫生工作,是人民卫生工作的重点。为了从更广泛角度加深对当前贵州农村卫生工作状况的认识,更好地参政议政,他带领医卫体委员深入各地、州、市十几个县的城乡进行考察与调研。同时,还带领考察组赴云南、湖南、河南等省参观、考察,以开阔视野。通过实际考察,他对当时的全省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掌握了丰富资料,经过深入研究,摸清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解决我省农村卫生工作几个突出问题的建议》报告。报告提出的“八五”期间,我省农村卫生事业虽然有了新的发展,但各种疾病仍然比较严重,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对此他提出了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五项建设性意见。《建议》受到省委、省政府重视,纳入了《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文件中。

岁月如歌。张超伦的人生岁月,有过童年的贫困艰辛,也有过青少年的发奋勤学、自强不息。他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学有所成,成为一名医学博士;他经历过抗日烽火的洗礼,点燃他一腔爱国之情,满怀对敌人的无比仇恨,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新中国成立后,他勇挑重担,努力工作,认真贯彻执行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为加快创建和发展人民卫生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但最令他毕生难忘的是——在怀仁堂,曾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那是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委会期间,一天,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国家领导人在热烈的掌声中来到了民族组,当组长向主席介绍了每个委员的姓名和民族时,毛主席紧握着张超伦的手,亲切地问:“苗族人口有多少?现在的生产、生活怎么样?”顿时,一股幸福的暖流在他周身奔涌,当他简略向主席汇报后,毛主席高兴地说,那很好嘛!席间,张超伦情不自禁地代表苗族同胞,向毛主席敬了酒,表达了苗胞们对人民领袖的热爱与感激之情!

寒来暑往,年复一年。为寻求真知灼见,更好履行政协职能和参政党职能,张超伦迈开双腿,一次次深入贫困山区,侗乡苗寨,城市村镇,进行考察与调研,足迹踏遍贵州山山水水。在风风雨雨的求索路上,洒下他辛勤的汗水,留下他坚定的脚印。

如今,张老已年过八旬,他深知贵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系统工程,任重道远,脚下要走的路,还很长很长……

愿生命之树长青,祝张老健康长寿!



                                                     《文史天地》2003 年 6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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