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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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外祖父黄齐生及同在延安的亲人(上册)

忆外祖父黄齐生及同在延安的亲人(上册)

作者:李光斗 阅读量:29 点赞:0

我母亲黄素昭是外祖父黄齐生、外祖母王守瑜的独生女儿。1935 年我 4 岁时,父亲不幸去世,母亲时年 35 岁,青年守寡,带着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住在家境清贫的婆家,心情自然十分痛苦。外祖父黄齐生深知我母亲的处境,便和我祖母商量,让母亲带着最大最小的两个儿子(即当时 12 岁的大哥李光绳和 4 岁的我),离开婆家,到外祖父母家生活。1937 年秋,母亲毅然决定带大哥光绳和我随外祖父母奔赴延安,直接投身于革命的熔炉。我母亲曾和比她长 4 岁的表兄、我的表舅王若飞一道,在达德学校读过书,受到过进步思想的熏陶,对延安乃是久已向往。

当年 4 月,表舅王若飞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在太原监狱出狱,并于 8 月离开太原去了延安,当即电告外祖父母。外祖父接到电报,激动万分,喜得老泪纵横。于是决定要亲赴延安,看望他们老夫妻抚育成才的外甥。行前,外祖父要决定带哪些人去,还需编织去延安的理由和解决路费等问题。记得外祖父决定带我母亲同去延安时,我母亲喜形于色。似乎立即焕发了青春,成天有说有笑,再也不露愁容了。我大哥光绳,由于自幼聪明,外祖父决定要带他去延安深造。表哥黄晓庄,不用说,是长期在二老身边的,自然要跟着去。至于不满 7 岁的我,由于是二老宠爱的外孙,又暂不能离开母育,也就成了随行人员之一,后来又决定带两位怀志远大的男女青年同去。那位女青年据我大哥近期相告,乃贵州知名人士蔡恒武的女儿,名叫蔡之漳。

就这祥,组成了一支老中青少儿的八人队伍,准备开赴革命圣地延安。外祖父去延安的主要目的是去看望吃尽监狱苦头的外甥王若飞,同时是要到延安作详细的考察,用以揭穿国民党政府对红军长征及革命根据地的诬蔑。

一行八人要去延安,需得一笔可观的路费。外祖父四处筹措。后来外祖父的得意门生、他所办达德学校的继承人谢仲谋先生(后更名为谢孝思)和夫人刘淑华,资助了五百块大洋。得此资助,八人方于 1937 年 8 月乘汽车离开贵州。对于谢孝思夫妇如此慷慨解囊。我于 1989 年 5 月拜访两位前辈时,曾谈及此事。他们都说:“帮助恩师从事对社会有益的活动,当晚辈的义不容辞。”足见其品德崇高,1995 年贵州省制作的电视连续剧《黄齐生与王若飞》公开播放时,我目睹化名的谢伯父在剧情中的事迹,更是感慨不已。谢世伯今年已达 92 岁高龄,身体甚健。他已在苏州居住多年,将其视为第二故乡。我常去信问安请教,去年(1995 年)他还赠我一幅墨宝。书曰:“老安少怀朋友信,山青水绿菜花黄。”旁注云:“此五十六年前与先师齐生先生在滇黔道上逆旅中所见联语,心喜此于修己观物具大道理,终身不忘,光斗贤侄远道索书。即此寄之。”

外祖父领着我们赴延安的路途,是取川道经重庆,过成都入陕西境。在成都时,由于外祖父喜爱研究三国故事,有“三国迷”之称;他又常给我讲《三国演义》故事,使我很早也成了“小三国迷”;故而外祖父就带我们去参观武侯祠,瞻仰了刘备陵墓和蜀汉一个个文臣武将塑像,外祖父还津津有味地逐一介绍了这些历史人物的简历,因而也就更增加了我对三国历史的兴趣。事隔 40 年后,我能通过安徽省马鞍山市出土的东吴左大司马、右军师、当阳侯朱然的生平事迹,创作了一部长达 32 万字的古典章回小说《三国演义外传》,今年正式出版发行,可以说,此书得力于外祖父引导,因为他是我研究三国历史的启蒙导师。

我们到延安后,被安排住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很快见到了闻其名而未见过面的表舅王若飞和表舅母李培之。在我的印象中,表舅身材不甚高大,但非常健壮。我们也见到了他的独生子王兴(小名叫毛毛)。

到延安住下不几天,表舅便介绍我母亲和大哥到初建的陕北公学学习。说来这也是一桩奇事,37 岁的母亲和 14 岁的儿子同在一个学校接受革命知识教育。看来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熔炉里才有这等新鲜事。入校后,母子两人都穿上了灰军装,于是既是同学又成了战友。特别是一身戎装的母亲,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好似年轻了好几岁。

初到延安,由于在贵州吃惯了大米饭,我一时对陕北的馒头小米饭还感到不习惯,由此我还闹出了一个大笑话。

到延安不久,毛主席亲自到我们住地看望外祖父母,亲切地称外祖父为黄老先生,称外祖母为黄师母,外祖父母也称毛主席为毛先生。我和晓庄表哥也有幸见到了这位历史伟人,外祖父还将我们两兄弟介绍给毛主席。外祖母恐我们俩影响大人们说话,让我们到别的屋子里去。毛主席和外祖父母谈了好一阵话,已近中午,外祖母笑容满面地走来告诉我俩,毛主席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我俩自然高兴万分。外祖母立即为我们换上新衣服,跟着毛主席走到他居住的窑洞,刚下班的表舅也被毛主席邀去作陪。桌上摆的菜,虽称不上丰富,但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下,算得是最上等的宴席了。我这不懂礼貌的孩子,一下就看中了桌上的那一大碗红烧肉和较长时间未吃到的大米饭。于是饭一上桌,我便狼吞虎咽地吃开了。正在相互敬酒畅谈的毛主席,见我这个样儿,笑着伸手摸着我的头说:“这孩子真胖,怪逗人喜欢的。”说罢还连拈两大块红烧肉放进我的碗里说:“小客人,慢慢吃。”这时外祖母捅了我一下,暗示我要“文明礼貌”一点,一时我弄得不知所措,瞪着一双小眼睛看着毛主席,顿时逗得主客一阵好笑。外祖父对毛主席说:“这个在贵州吃大米饭长大的孩子,到北方后,对小米饭馒头还吃不惯,今天碰上毛先生用大米饭招待,就放开肚子吃啦!”说罢,众人又看着我一阵笑。表舅忙说:“陕北很少有大米,今天可是毛主席对南方客人的特殊招待。”并对我说:“小斗(我的小名),吃吧,别撑着就行啦!”

可这顿饭吃下来,我还真撑着了,小肚子鼓得圆圆的,勉强一晃一晃地走回宿舍,便一头倒在床上动弹不得了。这样一来,“在毛主席家吃饭,撑胀了肚子”便成为我生平的一桩笑料了。解放后,见着我大哥、母亲、外祖母时,他们还都提起此事,引以为笑谈。

又过了几天,表舅将我和晓庄表哥送到边区政府办的干部子弟小学读书。这所学校距党中央所在地不很远,是设在一座半山腰的几座窑洞里,表哥上高班,我上低班,这当是我启蒙入学受教的第一个课堂。记得老师们全是穿灰军装的女军人。这是一所供给制的全日制学校。我们入学后,也穿上了灰军装,宛如一群小八路。学生们中有不少是革命烈士遗孤,因而这所学校被边区政府关怀备至。老师们对学生爱如子女,在生活上处处关心 ; 在教育上,老师们更是循循善诱。我和表哥很快就习惯了过这样的集体生活。我在这所为革命育苗的小学里,受教虽然仅有半年多的时间,但许多年后仍有着深刻的印象。

使我深感遗憾的是我无缘长期受教于这所革命摇篮学校。1938 年 4 月,外祖父结束了在延安的活动,返回贵州时,将我和晓庄表哥一道带回。当时我只当外祖父母因喜爱我,走到哪里就得把我带在哪里。1982 年我在北京见着表舅母李培之时,表舅母才告诉了我真正的原因,是外祖父恐我这个要人照料的孩子,留在延安会影响母亲和表舅父母的精力,特别是为了让刚参加革命工作的母亲减少牵挂和拖累。

1938 年 4 月,外祖父母领着我和晓庄表哥回到贵阳,此时已是初夏。一到家,外祖父就忙于到各处作演讲,畅谈延安之行的所见所闻。我和表哥被送进达德学校读书。

几个月后外祖父母又突然将我送回老家。我当时不知究竟,后来才知道是因外祖父宣传进步思想,特别是宣传延安见闻,国民党不能容忍而加以政治迫害。外祖父只好带着外祖母和晓庄表哥暗地里离开贵阳去重庆了,把我送回老家金沙县。不想从此一别,我便与外祖父和晓庄表哥永诀了!

我回到老家后,由祖母抚育。祖父李安鼎是一位饱读经书、为官清廉的人,曾于清末民初就任黔西、织金、贵筑等县的县知事(县长)。他秉公办案,正大光明,惩治了不少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因而他在任贵筑县知县期间,被权贵势力陷害入狱,险些丧命。1947 年他在金沙县病逝时,家贫如洗,棺木和丧事用费皆当地人捐助。年幼的我,自然要受到祖父诗书传家的熏陶。祖父临终时,说的那段遗言,对我影响极深,至今不忘,他说:“我为官一生无财产留给你们后代,保持清白之身,也是盼你们自立为人。”祖父对我外祖父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和参与社会的进步活动,极表赞许,他常称道这位儿女亲家能效法孔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乐也”的情操。1946 年 4 月 8 日外祖父遇难后,祖父在病中闻知噩讯,万分难过,痛惜不已。他曾对我叹息说:“真可惜啊!你外公是一个能为社会、为老百姓办大事的人才啊!”也正是由于外祖父的影响,祖父对革命表示理解与支持。据大哥告诉我,1941 年在延安时,曾接到祖父一封信,信里说:“现在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焉得穷人不闹共产主义。”

应该说青少年时期的我,不断受到革命前辈的教育与启迪,使我立志要效法参加革命的所有亲人。为此,1944 年 5 月得知表舅王若飞从延安赴重庆进行国共谈判时,我曾和我姐姐大胆地给表舅寄去一封信,希望追随亲人参加革命工作。表舅收到后即时回了信,但此信未到我们手里,而是落入一位姓蔡的教师手里。姓蔡的老师持信找我们姐弟告诫说:“上峰已命我追查你们两人,我已回禀查无此两人,替你们掩盖了,今后可别再写这种信。”在我们的请求下,他把信给我们看了。表舅的信仅一页,大意是:你们年纪还小,应好好学习,具备知识,将来为国家为人民办事。还说了我们在延安的母亲、大哥都很好。此信让我们看后,蔡老师便收了回去,说由他烧毁。现在回想此事,真因未能保存表舅这封信而感到遗憾。可当时只当那位蔡老师是保护我们,还感谢了一番。1958 年我从部队回家探亲,曾打听那位蔡老师的下落,方知他解放初期在县公安局工作,1952 年镇反时,查清他是国民党特务,已被镇压。

1949 年 12 月初,金沙县解放,第一任县委书记、县长李旭华得知我家有两位亲人早年参加革命工作,亲自到我家慰问。我当时已 18 岁,正好初中毕业,家庭经济环境不能供我去遵义上高中,正赶上这个好机会,便向李县长要求参加革命工作。他热情地鼓励我去报考正在本县招收学员的毕节军分区文艺工作队。

考试录取后的第三天,我便和 12 名男青年、7 名女青年离开了家,在回师毕节的解放军护送下,步行到军分区文工队正式参了军。1950 年 6 月,我在侦察连任文化教员。并参加了剿匪任务,1951 年 2 月随队赴朝鲜作战。离开贵州,恰好给了我早日和分别多年的亲人们见面之机缘。

我首先见着的是母亲黄素昭。那是 1952 年 10 月 5 日,我们部队临时从朝鲜战场撤回国内,装备苏式新武器即将结束之际,部队驻在辽宁省锦州市。因母亲在沈阳邮电局工作,部队领导知道此情后,特准了我 5 天假,到沈阳探望母亲。

我到沈阳找到母亲。一别 15 年,母子重相逢,自然欣喜万分,母亲见我身着军装更是喜悦。我见母亲已另有四人之家,也为母亲参加革命后获得的幸福而高兴。经母亲介绍,我得知继父名叫张之非,是一位老红军,时任东北邮电管理局副书记兼副局长。我还有两个不及 10 岁的异姓弟妹:弟弟叫张延生,妹妹叫张延玲,他们都出生于延安。母亲此时已年逾半百,由于长期的革命艰苦生活,已出现老相,但精神很好。几天的畅谈中,知她在延安结束陕北公学的教育后,便参加了邮电业务工作。另成立家庭后,于 1945 年随继父带着两个幼小的弟妹去东北哈尔滨新解放区开辟邮电工作。全国解放后,她和继父来到沈阳,方安定下来从事新中国的建设。叙谈中,继父和母亲两位老党员所经过的艰苦历程,对我是极大的激励。

告别母亲、继父和弟妹返回部队后,我很快又赴抗美援朝前线。1953年 3 月高炮营奉命回国,7 月 27 日朝鲜停战协议签了字。1955 年 10 月我经考试合格,从福建前线赴沈阳高射炮校政工队学习一年,学校就在沈阳,因此节假日都到母亲那儿去。这当是母子重逢后相处最长的时间。学习结业返回部队后,我还利用休假和出差时去看望母亲和继父。1985 年 12 月 19 日母亲在辽宁鞍山市去世。获弟妹急电后,我连夜乘火车赶去奔丧。母亲去世时,岁高 85。母亲从事革命工作将近半个世纪,她忠于职守,任劳任怨,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崇高品德,完成了她光荣的历史使命。

第二位见着的亲人是外祖母王守瑜,那是 1953 年从朝鲜战场回国,部队一度驻在河北涿县。此地距北京仅 80 公里。是年 10 月我就出差北京之机会,出发前先向领导请了三天假,到北京办完差事后,即寻到外祖母住处——天安门左侧府右街的中共中央统战部宿舍。当我按门卫人员的指点,找到一幢平房宿舍,推门进入室内时,只见一位老太太,戴着眼镜正背着身朗读墙上贴着的拼音字母表。老太太听到推门声返身见着我,奇异地说:“今天又不是星期日,你怎么来借刀剁肉包饺子?”我忙说:“我是光斗,特意来看外婆哩。”她一听我的介绍,笑了起来说:“我还只当你是警卫部队的战士呢!”这显然是我身着军装之故,再加上分别 15 年,我已不是当年的胖小孩儿了。外祖母眼见我这个最小的外孙站在她的面前,她高兴得流下了热泪,拉着我的身子上下打量,连说:“小斗成大人了,还穿上军装参加了革命队伍,要是你外公还活着,见着你这个样子,一定高兴得不得了。”随即让我坐在沙发上,不断地问长问短。不一会儿,一位约 30 岁、衣着朴素的女同志提着菜篮进屋来,外祖母马上给我介绍:“这是统战部派来照应我日常生活的张同志,你叫她张阿姨。”接着又向张同志介绍了我,还给张同志交待了两项任务:一是再到市场买些好菜来招待我,二是明天上午领我去游览北京名胜古迹。张同志答应一声“是”,便马上出门去了。

外祖母虽已 77 岁高龄,但身体结实,行动还很自如,看面部好似 60 出头。经过长时间的畅谈,知道了外祖母 1945 年 1 月随外祖父赴延安定居后,陕甘宁边区政府对二老的生活安排得无微不至,二老又和女儿、外甥两个家庭相处在一地,生活非常愉快。外祖父很快参加了边区议会工作,外祖母做家务,照料外祖父的生活起居。谈到 1946 年 4 月 8 日的“空难”失去丈夫、外甥、侄孙的悲痛事件时,外祖母说:“听到出事的消息后,我既伤心一下死去三个亲人、又恨国民党破坏和平才出现这场痛心的事。毛主席派人来安慰我。来的人告诉我,毛主席知道飞机坠毁死去这么多人后,难过得三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还说王若飞死去,失掉他左右一膀。”

外祖母特别兴奋地讲到毛主席党中央对她生活上的关怀照应。她说:“北京和平解放后,毛主席住进了中南海,很快把我从延安接来和他住在一起,派专人照料我的生活,还让他的女儿经常给我送来好吃的东西。 1951 年国庆节,让我到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我不能久站,还特意给我一把椅子坐下看。”

后来,外祖母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主动提出离开中南海,因为中南海内住的都是中央领导人,为了不影响他们的工作,不要他们为她的生活、疾病操心,便一定要搬出去住。后来中央决定由中央统战部负责安排,她便于 1950 年底迁入这个统战部宿舍。当时的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经常来看望她,工作忙时还让秘书长来看望。为了调剂外祖母的生活,几乎每周都要安排她看两场戏剧或电影,每次都是两张票,由照护她的女勤务员伴着去。外祖母还说:她住进统战部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仍照常关心她,毛主席照样让女儿常送来可口食物,蔡畅、邓颖超等领导人也是她屋里的常客。因此,外祖母对失去老伴后,晚年生活是感到非常满意的,从未感到寂寞。住在北京的还有外祖母两个侄子(外祖父之兄黄干夫的儿子)和甥媳李培之,三家亲人时来共享天伦之乐。更有外祖父的学生也常来看望他们敬爱的黄师母。我在外祖母家的第二天下午,就目睹一位从新疆来北京办事的的高级干部前来看望外祖母,口称师母,热情地畅谈受教于黄老先生的往事,还带来一些新疆的土特产给师母品尝。我在一旁见此情景,非常感动,客人走后。外祖母对我说:“你外公的学生,有出息的可多哩。经常有人来看我。”可不,我在外祖母家住了三天,就吃了不少各地的土特产。

外祖母还给我讲,傅作义将军也亲自来拜访过她,一见面便说:“他在绥远省让王若飞先生蹲了将近六年监狱,让若飞先生吃尽了苦头,特来道歉。”他还说:若飞先生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使他终生敬佩。我问外祖母:“外婆是怎样回答傅将军的呢?”外祖母说:“我说,傅先生没把若飞杀掉,让他多为共产党工作了十年,我也要感谢你呢!”

当我告别外祖母时,外祖母深情地说:“我由于没读过书,没有能力为党工作,却还受到党和人民政府这样的照顾,真是过意不去。就盼你们下一代好好地为共产党工作,为人民办事,我就高兴了。现在全国都在扫盲,我也要学习识字,只是年老记性差了,学起来很费力。”外祖母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她老人家学拼音字母就是想摘掉文盲帽子。

外祖母就是这样愉快地度过地的晚年。1962 年 4 月病逝于北京,享年86 岁。

我见着的第三位亲人是我大哥李光绳。那是 1954 年 4 月,部队领导派我到华北军区(今北京军区)体工队集训 40 天。头一个星期,我去看望外祖母,外祖母一看我便说:“你光绳哥前几天刚从朝鲜战场回国了。”我听此喜讯,高兴万分,便向外祖母说若我哥再来,告诉他下周日在这儿相会。

原来我大哥在新华社做通讯工作,解放初期任新华社电务处处长, 1951 年 7 月,抗美援朝战争停战谈判开始后,我哥被调回部队,重新穿上军装,赴朝鲜参与停战谈判工作。1953 年 7 月 23 日,停战谈判签字后,翌年奉调回国。

第二周星期日,我赶到外祖母处,大哥已等待着我。阔别 17 年,兄弟相会于首都北京,真是高兴不已。见面后,我大哥首先关心我的是政治进步。当我告知他:我去年 10 月入了党,大哥听了十分高兴。在谈到彼此的生活情况时,得知他今年近 30 岁了,才与同在新华社工作并同赴朝鲜的储昭兰结婚,嫂嫂是南京人,解放初期参加华东军大。兄弟交谈一阵后,大哥便请外祖母和我乘车去新华社电务处嫂嫂工作处共餐,嫂嫂热情招待了我们。

聚餐后,临别时大哥告诉我,与他同在新华社共事的贵州金沙县人蓝芸夫知我来北京,下周日请我到他家吃午饭。他一讲我就想起来了,蓝芸夫同志是 1941 年离开金沙赴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的地下党员。我和他虽未见过面,但我在金沙老家时就早已认识他的夫人。就这样又一个星期日,我和大哥同去这位革命前辈家,拜会了蓝芸夫夫妇。真是莫大的幸运。

我见面的最后两位亲人是表舅母李培之和表弟王兴。这时已是“文革”后拨乱反正期间的 1982 年 5 月,我应邀参加安徽省芜湖市在北京博物馆举办画展的开幕式,便决定趁此机会去看望一别 45 年的两位亲人。但仅知表舅母原在中国人民大学任副校长,不知详细地址,因此,我到北京后连续两天打电话都未打通。当时我住在北京火车站旁的一个招待所,全得一位好心的旅客帮助,几经转摇电话,终于打听到了表舅母的住处,竟然就在北京火车站的另一侧,仅相距 500 多米。

当时已晚上 7 点过钟,因我次日晨就要乘火车返家,便马上赶赴表舅母家。坐电梯登上六楼,见房门未关,我便轻轻敲门,一会儿门口出现一位中年人,问我找谁。我一看这中年人,便笑着说:“你是表弟王兴。”对方奇异地看着我,我接着说:“看你这个头和长相,和表舅(王若飞)长得一个样,准没认错。”对方笑了,忙说:“没错没错。”当我准备作自我介绍时,表弟抢着说:“你是光斗哥。照片上早认识了你。快进来!”

进屋后,一位中年妇女迎了过来,表弟正欲介绍,我抢先说:“这是弟媳小张,没错吧!”他俩听我一说都笑了。我接着说:“小张和她父亲革命老前辈张鼎丞也长得一个样儿,我一下就认出来了。”入座后,小张便去内室扶表舅母出来。我忙离座相迎。只见年高 78 岁的表舅母满头银发,面色红润,只是行动不甚方便,这当是“文革”对她身体摧残所致。表舅母记性很好,见面还叫我的小名小斗。都坐下后,表舅母高兴地说:“想不到几十年过去了,还能见着你。”我忙说:“1953 年和 1954 年我两次在北京见着外婆,她老人家曾准备带我去看望表舅妈,后来考虑怕影响表舅妈的工作,就没去了。”当我向表舅妈讲了我参加工作的经历后,表舅妈笑着说:“1938 年你外公带你从延安回贵州,你妈妈本来不想让你离开她的,是你外公生怕把你留下影响你妈妈的工作,只好让你走了。”表弟接着打趣地说:“光斗哥要是那年不离开延安,今天又不知在何处呢!早年到延安的孩子,如今都担负起党和国家的重任了。”他这话引得大家都笑了。

当我说道:“听说表舅妈和表弟夫妇在‘文革’时都吃了许多苦。”表舅母听了微微一笑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不是很好嘛!”我对表舅母如此宽阔的胸怀,深感敬佩。

时间已过晚上 9 点,我恐坐久了影响表舅母休息,便起身告辞,谁知这次见着表舅母竟是最后的诀别,因往后我再无机会去北京。1994 年 11 月 10 日,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以 90 岁的高龄辞世了。


                                                      《文史天地》1996 年 6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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