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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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贵州教育先驱刘统之(上册)

清末民初贵州教育先驱刘统之(上册)

作者:刘达禹 阅读量:22 点赞:0

清末民初从贵州兴义先后走出了 40 多名留学生,人数之多,列黔省之冠。这批人后来对贵州及全国的影响令人刮目。刘统之(1841—1910 年)为地方百年大计锐意兴学培育人才的功绩值得一书。

刘统之,名官礼,祖籍湖南邵阳。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其祖刘泰和入黔,定居兴义泥凼,以榨油为业。后迁居纳吉寨,不久又迁至下五屯。清咸丰初年到同治年间,战乱纷起,刘氏奉官府之命开始创办团练。靠办团练起家,刘氏家族的势力由盘江流域推进到省城贵阳。刘统之之子刘显世、侄子刘显潜等主政贵州十余年,兴义这个边僻小地,走出了不少显赫的人物,首先应归功于教育。

兴义,历史上文化教育长期滞后。据史料记载,直到 19 世纪中叶,兴义才开始有人考取功名。1796 年到 1854 年,整个兴义府只有 14 人考取举人,一个考取进士,其中兴义县考取者仅一人。刘统之每与乡贤明达者谈及此事,总引以为耻,乃决心从教育入手,培养人才,推动家乡变革。身为兴义府所属团练统领,又任在籍知府和领道员衔,后擢升云南候补道的刘统之,凭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脚踏实地地推行自己的教育改革计划。

其一,千方百计为大力兴学筹集资金。刘统之动用国防总局历年库存的白银 10 万两,改作教育经费;强行没收非法及绝产田地若干亩作为“学田”;划拨会馆、寺庙租谷若干石作为“学谷”,年收学租 30 多万斤;先后划拨屠宰税附加、斗息捐、称捐、牲牙捐、摊捐、公房租等为教育经费;本人则率先捐献谷物,积谷筹资,并亲赴各方劝导官民捐资兴学。

其二,建立基业,重修“笔山书院”。兴义第一座笔山书院创建于 18世纪中叶,第二、第三座分别修建于 1813 年和 1875 年,但均为咸同年间战火所毁。清光绪十五年(1889 年),刘统之以其官绅双重身分,在兴义知府孙清彦的支持下,修建第四座笔山书院(即今兴义师范专科学校所在地)。新建的书院计有房屋 110 间,三进院舍 26 楹,有礼堂(可容千人集会)、山斗堂、讲堂、膳堂、斋房、教员憩息室、寝室等设施,规模齐备,宏伟壮观,为当时黔西南最高学府。

其三,延揽人才,重金礼聘名流执教。刘统之深知办好教育的关键在师资,没有好师资,就不可能造就出好人才。书院建成后,他以每人每年三四百两银的高薪聘请省内外名流来院作山长和教师,先后选聘 15 人,均是举人、进士。其中以绥阳人雷廷珍(玉峰)和贵定人徐天叙(叔彝)掌院时间较长,成效显著。他们执教有方,要求住院生月呈笔记,常当课给奖,广置时务书报及经、史、子、集以供涉猎。书院学风为之一变,教学效果良好,师生感情笃厚。以后的不少名流都出自他们的门下,如刘显世(后任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潜(后任滇黔边务督办、贵州代省长)、刘显治(后任云南省政务厅长、国会议员)、刘显慎、刘显用、赵学坤、窦纯巷、魏盘溪、蒋兰台、袁廷泰(袁祖铭省长之父)、蔡岳(后任贵州军政府财政部部长)等,皆名重一时。

其四,完善设施,不断改善办学条件。书院兴旺,学子云集,但由于连遭兵祸,藏书毁失无遗。刘统之从地方公款项下,划拨票银 12000 千两,由雷廷珍开列书目,令其侄子显慎赴长沙购买各种典籍,如《十三经注疏》、

“二十四史”“三通”等。时书院藏书之富为全省各县之冠。邑中生员(秀才、廪生、拔贡)及院中学士,都可借读博览。以后,刘统之又于书院后山新建教室、图书室、仪器室、库房等,派人赴上海、日本购生物标本、图表及物理和化学仪器、实验药物等,以适应学校改革之需。

其四,顺应潮流,大力创办城乡小学。戊戌维新,废除科举,各省县书院纷纷改成学堂。1902 年,清廷颁发《壬寅学制》,提倡“中学为本,西学为用”,实行初等小学五年制、高等小学四年制、中学五年制(后改成四年制)、大学七年制。刘统之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将兴义笔山书院改为兴义高等小学堂。还先后创办了师范传习所和女子小学。他礼聘贵阳名士张寿龄(号协陆,后留学日本,回国后任贵州财政厅厅长)、徐天叙为高等小学堂堂长;先后任过堂长的还有聂树楷、李映雪(后留学日本,回国后任贵州警察厅长)、刘显慎、王文华等人。他还延聘了省内外名师陈树藩、端晓江等十余人担任各科教学。有的直接分到各乡重点初小。他不断筹集资金,新建、改建校舍,逐渐完善高等小学堂的各项设施。此时城区仅有高等小学堂一所,各地学生蜂涌而来,以致不能容纳。有的学生报考多次未被录取,只好要求旁听。据记载,每至黎明和夜静,琅琅书声达于校外,学生互相竞争,唯恐后人,学习成绩普遍提高。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校长徐天叙带领学生魏正楷(树生)、窦居敬(简之)、高志强(用之)、熊璜典(风阶)、王文华(电轮)等 13 人到贵阳投考贵州省立中学(后来的南明中学),不但全部录取,而且名列前十三名,使贵州教育界为之大震。

为统筹规划和领导全县的教育改革,刘统之创设学务公所(后改劝学所),由长子刘显世任总董,在他的领导下负责全县的教育行政。刘显世不辞辛劳,奔赴各乡,劝令创立初等小学。各乡各村互相竞赛,或兴建校舍,或改修祠堂庙宇,同时多渠道筹措资金,迅速掀起了全县办学的高潮,仅在 1902—1903 年间,各乡就创办了初等小学 70 所。地区除办高等小学堂外,也办初等小学。刘统之自任中一初小监督。他创修校舍数十间作教室、办公及会议室、教员寝室、学生宿舍、膳堂,另建宝善堂、明伦堂等,还修了大操场。随后又办起了中二、中三和女子初小。紧接着东一、东二、西一、西二、南一、南二、北一、北二等初等小学堂相继诞生,其势如雨后春笋。一些人口稠密、经费充裕的地方,改单一的初等小学为两级小学堂。据统计,1950 年前兴义全县共有初小和完小 130 多所。

其五,矢志不渝,身体力行推行新学。刘统之这样位尊权重颇有影响的人物,推行新学也曾遭遇许多阻挠,经过不少曲折。刘统之自任监督的中一初小,开学时没有一个学生报名。一些遗老们极力蛊惑:“读洋书,就要信洋教,当洋人,不要祖宗,无君无父,变成禽兽。”刘统之得知后,坐上轿子到群众中广为解释,对家长说:“保证不信洋教,不信耶稣,仍然供家神。”对儿童说:“读洋书去;坐三爷爷(刘统之排行第三)的轿子去,三爷爷抱住你,保你的镖!”刘统之不顾年事已高,身体力行,开学之日,便坐上轿子去接学生。但到校学生仅有 7 个!执着、坚毅的刘统之并不气馁,开学之日,7 个学生都得到了新的衣帽、鞋袜、绣花笔袋、扇袋和一套崭新的“洋书”。孩子们回到家里,欢天喜地地对家长说:“县太爷(县长)和三爷爷都陪我们向圣人(孔子牌位)行礼,还和我们吃茶饭。”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不久家长们都消除顾虑,乐意送孩子入学了。

开学之初,刘统之不但照样乘轿接学生,而且每天亲自陪读并与学生一起进餐,使学生和家长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不久学生就由 7 人增加到 20 人。学期结束,刘统之与县知事等官绅和学生一起聚餐,并发给学生衣帽和奖银(一两)、奖品等,宣传读“洋书”的好处。至第二学期,学生激增至 80 人左右,以后逐年增到几百人。中一小学的学生,识字不仅比塾生多,而且能解释,会应用,会作文,会作联,又能算,会唱歌,会画画,还有礼貌,举止大方,言谈流利,普受称道。它不仅为推行新学作了一个示范,也对社会教育作了一个好的开端。

其六,放眼省城,跟上改革发展步伐。刘统之并不仅是埋首于家乡的教育活动,他早已把眼光投向了省城乃至全国,使自己的改革跟上清末民初时代发展的步伐。1897 年,一个与康有为维新派有联系的知名学者严修被任命为贵州学政使。严修到贵阳后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引进西方课程的学校——经世学堂,它仅招收 40 名经过挑选的很有资质的学生。刘统之的次子刘显治便是其中一个,这使得刘统之与改革派人物和贵州教育界上层人士有了接触。在贵阳白沙巷,还有康有为为刘统之公馆题写的横匾:“刘统之先生祠”。现为贵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刘统之不断聘请贵阳及省内外的知名学者到兴义主持院务校务以及讲学,这一明智之举把省城及外地教育改革的新思想和新信息也不断带入兴义,加强和推动了刘统之的改革。

刘统之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物,他在教育上的改革颇能触及时代脉搏。他创办笔山书院时花重金购进“四书”“五经”等历代经典,设置“培文局”,培养适应科举考试的人才。及至戊戌维新,废除科举,他便不失时机地改革教学内容,削减四书五经分量,新开数理化课程,并购进大量仪器和实验药物。在他辛勤创办的中一小学大门前,他亲自手书一联:“小学是做人样子,乐育得天下英才。”可见他多么重视基础教育培育人的作用。在他推动下大办起来的城乡小学中,他又顺应潮流,规定了普遍采用白话文。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实属难能可贵。

其七,派遣并资助莘莘学子出国留学。刘统之的远见卓识除了能不断地改革创新,还在于他能向更高的层次发展。刘统之父子先后派遣并资助了 40 余人出国留学。何应钦、李毓华(蕴奇)二人虽系北京政府以公费派赴日本士官学校,但他二人一直得到刘显世的资助。刘统之从国防局经费中划拨部分款项,以地方经费支持学生留学(留学人员还可领到清政府的补助费,所以他们全无后顾之忧)。这些学生中少部分与刘统之有血缘关系,大部分属于清贫勤奋成绩优异的人。

刘统之对留学生要求甚严,例如其子刘显治到日本留学时,母尚氏病故。刘统之担心显治因母丧回国,至废学业,于百日后才写信告诉他说:“以学业为重,节哀苦读,以报亲恩,即为至孝。母暌既毕,幸勿回国!致废所学,尤为不孝。”显治直至学成毕业方才回国。

这些留学生赴日后,分别进入日本帝国大学、中央大学、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师范专科、振武学校和士官学校等。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和医学等方面的现代知识和科学技术。他们不但在文化科技方面学有所成,而且其中一部分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投身于反清革命运动。回国后,一部分人成了家乡贵州,乃至于全国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例如保衡则系受同盟会的派遣回奉天(今沈阳)进行革命活动,被清廷抓捕后慷慨就义的烈士。王伯群回国后积极投入护国、护法之役,后出任国民政府第一任交通部部长,是大夏大学的创始人。刘显治成了民国第一届国会议员。何应钦积极投身北伐,后来成了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参谋总长、行政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在南京接受日本降书。刘刚吾成了中国留日学生监督,河北、河南省以及天津市秘书长,河南省代省主席。刘若愚成了知名实业家,开云南汽车运输之先河。王聘贤成了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生,后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卫生厅副厅长。


                                                         《文史天地》2003 年 9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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