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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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骨铮铮一翰林  ——贵州先贤邢端及其《蛰庐丛稿》(上册)

铁骨铮铮一翰林  ——贵州先贤邢端及其《蛰庐丛稿》(上册)

作者:刘学洙 阅读量:17 点赞:0

邢端这个名字,现今已极少有人知道。其实,他是一位值得纪念的有特色的贵州先贤。

邢端值得纪念,并非只因他是中国最后一科翰林。1904 年(光绪三十年)甲辰科殿试,邢端被点中翰林,那年他才 21 岁。1905 年,清廷即下诏废除科举,延续了约 1300 年的中国科举制度宣告终结,他赶上了封建科举的末班车。

说他值得纪念,也不仅因为 1949 年年末,建国伊始,周恩来总理专门宴请在京十位翰林,邢端躬逢其盛。1951 年,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 30 周年,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接见一批知名人士,邢端亦获此殊荣。他与毛主席交谈,并作诗唱和。他与作家夏仁虎合作一诗,手迹还被收入《毛泽东当代书画集》。

但邢端最值得我们钦仰学习的,不是这些光环,而是他一生独立特行、不屈不苟的完美人格。

邢端(1883—1959 年),贵阳人,身经晚清朝廷、北洋军阀、日本敌伪政权、国民党政府以及人民政府几个不同“朝代”。他处于外寇内暴交替胁迫的复杂环境,不惑之年,就厌倦官场,息影家园。北平沦陷期间,他顶住日寇的威胁利诱,拒不出来做官,保持了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他又拒绝国民党政府的优渥礼遇,坚不合作,始终守住了灵魂净土。他是文弱书生中的硬骨头,是旧时代中国的儒林之光,是贵州人的骄傲。

邢端留下二卷《蛰庐丛稿》,一为《蛰庐诗存》,一为《蛰庐文存》。 1959 年临终前他写下一诗:“已到钟鸣漏尽时,归人何用更伤离。九原亲友如相问,犹有怀中一卷诗。”他是十分看重自己“一卷诗”的。近日笔者从邢氏后代获睹他们家藏孤本《蛰庐丛稿》残卷复印本,惊喜地发现内中蕴藏许多闪光的思想,为近年已发表的邢端传记性文章所未尽触及,方知邢端“犹有怀中一卷诗”这句遗言的分量。研究邢端,应当重视研究《蛰庐丛稿》这部珍贵的文化思想资料。

邢端出身翰林,但他长达二十多年的社会实践却是干工业。

中翰林后的头一年,他出任翰林院检讨。检讨这个官职,秩从七品,是掌修国史的。翌年(1905 年),即被派往日本,以公费生资格,就读大阪高等工业预备学校及东京法政大学。1908 年(光绪三十四年),邢端三年学成归国,时年 25 岁。从此,他开始了从事中国早期工业建设与工业专业教育的事业。请看从清末到 1927 年(民国十六年)二十年间他担任的一连串职务:

1908 年,奉天八旗工厂总办;

1909 年,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监督;

1911 年,直隶工业专门学校校长;继后,出任北洋政府工商部佥事,农商部技监,矿政司司长,工商司司长。参加创办中国早期地质调查所,与中国地质学界开拓者章鸿剑、丁文江、翁文灏等结识共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奉命接收德国在华开办的井陉煤矿,并任该矿总办多年。

从上述情况看,邢端不仅是满腹经纶的儒士,而且是具有现代思想与专业才能的我国早期工业家与工科教育家。动荡不定的清末民初中国社会,不可能让邢端从日本学来的工业生产管理专业知识得到充分施展。有关这二十多年邢端的工作状况,可征史料极少,但我们从他的同科钟子年写的《蛰庐丛稿》序言中仍然可以窥见他为旧中国工业生产建设及教育事业尽心尽力。序言云:“君才器敏练,职务悉办治……闻誉翕然。”邢端不光埋头工作,也关心时政。序言中写到钟子年与他在上海舟次,曾“接席长谈,以少不更事之人,感世变搀论得失,多逞臆可笑者,而当时意志甚盛,以为不足为寻常侪辈道也”。邢端在《送钟子年赴潮州》诗中也有句云:“忆昔各年少,同榜侧朝列。庐泊忽相逢,高谈海天彻。扼腕感时艰,未饮肠先热。”邢端当年是何等慷慨悲歌,忧国忧民之情跃然。

邢端正因愤世嫉俗,不满旧中国政府黑暗、官场腐败,所以,当民国十五年(1926 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称“安国军总司令”“中华民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控制北京政权,继后杀害共产党人李大钊时,愤而引退,那年他才 44 岁,从此,息影于北平东城小间房胡同。本来邢端在井陉煤矿总办任上工资待遇每月达两千银元,但他淡泊名利,安于清贫,闭门谢客,一赋闲就是二十余年。

他在赋闲期间,写下了不少诗文,反映出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忧虑,对社会黑暗的愤懑。他在送钟子年的诗中,以反喻之笔写了“干禄诀”云:“文须杂俳优,人莫藐阀阅。出语贵模棱,治事宜沓泄。勉思佩上韦,定啖蔗尾蜜。”劝钟子年要以滑稽排优之笔,应付官场那一套文字游戏;到一个地方千万不要忽视有权有势的“阀阅”(指乡绅、大腕、大佬、巨室);说话要模棱不知所云,办事要拖拖沓沓,要用柔软的熟皮(韦)那样软功夫圆滑处世;要像吃甘蔗先吃蔗尾那样,越吃越甜。这“干禄诀”概括了保官保利禄的妙诀。如果不是心中怀有极大痛楚,是不会写出这种忧世语、嫉俗语、有心眼不易告人语的。

一个人往往要在异乎寻常的环境与考验下,才会显出其真本色。“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这是知人的规律。邢端的崇高人格,在北平沦陷期间,表现得最为充分。钟子年就特别讲到,邢端在“外寇内奸嘘相胁沐”的情况下,“葆民族节操于当世”,如果他不是“遭此巨变”,也看不出他那不可移易的操守。

1937 年“七七”事变,北平陷敌。邢端时年五十有四,未能逃离北平。不久日本占领当局知他是留日学生,又因他是翰林,受到社会许多人的尊重,所以千方百计想拉他出来做官。一些旧日同僚,失节在日伪政府当上高官,也多方拉拢他出山。但邢端都严辞拒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坚不屈从。在日本的铁蹄下,七口之家的日子十分贫苦,靠他在荣宝斋卖字画为生。

这期间的诗文是邢端道德文章的精华所在。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侵略势力步步进逼华北,民族处于危亡关头,邢端目睹亲日派种种倒行逆施,写下了《戏作十二辰诗》,以十二生肖动物为比喻,无情讽刺那些衣冠禽兽之徒。句云:“吁嗟苛政猛于虎,恨无兔窟容安巢。”“高冠纷纷等沐猴,时来狗盗皆王侯。”同时他仍不丧失希望:“一朝大泽潜龙起,出手斩蛇殪封豕。”“奴辈但解牧猪戏,鸡鸣风雨思吾侍。”表达风雨如磐,鸡鸣不已的心情。

1945 年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管北平。北平当局李宗仁先生设宴招待邢端,称赞他不愿为日伪工作的气节,敦促他为战后国民政府效力。邢端回想长期以来,国民党政府所作所为,使他十分失望;对于国民党当局破坏民族团结,积极反共的方针,尤感痛心疾首,因此婉言谢绝李宗仁的邀请。此后,国民政府大员翁文灏、张道藩又登门劝说,他亦不为所动。邢端虽然迎来了八年抗战胜利,仍旧息影家园,直到 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才慨然复出。

邢端生命的最后十年,是在新中国度过的。

1949 年,他年满 66 岁。在闭门隐居 22 年之后,邢端终于在社会活动中亮相。

1951 年,他写下《怀仁堂公宴》七律一首,表达他对人民革命胜利的喜悦:

四壁华灯照举觥,八方异乐动春声。瑶阶云拥千年鹤,琼苑风传百啭莺。酒泛波光招醒客,雨如人意放新晴。儒冠获与瀛台会,更幸余年见太平。

同年,他出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首批馆员,后又当选北京市政协委员。晚年的邢端,悠游文史,挥洒丹青,著书赋诗,留下了大量文字。从现存《蛰庐丛稿》看,从 1949 年至 1959 年十年间,邢端留下诗 63 首、文 18 篇,这还不是他的诗文全部,因为此“丛稿”已残缺不全。笔者细读了现存丛稿的全部诗文,感到他的诗作表达的思想感情与观点比较丰富,如果与十年中社会历史背景联系起来领会,会对邢端有更全面的认识。而其文章则多考订文史尤其贵州文史,亦甚有学术价值。这些都有待方家进一步研究探讨,这里笔者略谈一己浅见。

邢端晚年的诗,以歌颂新中国的篇什占重要部分。计有《庚寅元旦》《丙申新春杂兴六首》《丙申国庆二首》《怀仁堂公宴》《文史馆同人北海公宴》

《毛主席送瘟神诗次韵恭和二首》《月球火箭》等共十四首。这些诗多有“晴雪条风万象新,卅年重见太平春”,“万方凫藻好风传,一岁丰功胜百年”等调子高昂之句。但其诗也不是一味唱赞歌,甚有分寸感,也有值得回味之韵。如《庚寅元旦》写于建国后第一个元旦,主要表现其在新环境下深沉情思,而且依然淡泊不作奢求。有句云:“唤起童心回世外,无聊春思发花前。此身已作城西叟,蠖屈鸿飞一任天。”对于个人屈伸无所萦怀。

这期间的诗,除有大量寄意高远、怀乡思旧、登临山水、抒发新生活欢愉之外,还有一些诗包含深意,对时政时俗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有所忧虑,有所警示。如 1958 年所作《康南海先生百岁生日家祭征诗》,既写道“今日万象新,长夜已破曙”,又写道“兼爱与非攻,四海同趋步。乃知先觉言,足为百世虑”。这诗写于反右派斗争之后,在纪念康有为思想中,强调了“兼爱与非攻”,而且认为这是康氏的“先觉言”“百世虑”,似与当时强调阶级斗争不甚吻合。在《和夏枝巢病目诗》中,称“病目”不一定是坏事,用“阅世忌分明,慎勿逞遐瞩”等句,暗喻为人处世要装糊涂,不要逞什么高瞻远瞩;称这样做,“宁非塞翁福”。与这首诗时间相近,在《承泽园禊集》诗中,写大家郊游之乐,忽插入几句:“崖柴稠人中,众欢吾乃默。独行趣殊途,不惜纡径仄。”崖柴,是形容犬露齿啮貌,暗喻在众人互相争斗中,自己保持沉默,独自走另一路子。这些肺腑之言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应该是有针对性的。

邢端生命最后十年,更多地从事文史研究,尤为关注贵州文化。在《蛰庐文存》中有研究经学的《经言明喻编序》一文,很有学术价值。他从汉学与宋学之争,讲到近世重科技而轻传统文化,提倡学贯中西,正确处理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反映了邢端的学术观。还有总结贵州历史文化的《北京贵州会馆故实辑存序》《书受宜堂集后》《牂牁集跋》《贵州碑传集序》等篇学术论著。有一篇总结贵州民族关系经验教训的精彩史论,尖锐地指出:“自昔民族之争恒基于时君之喜功,与疆吏之失败”,“夫民族杂处,惟平等足以相安,使不夺其土地,不奴役其种人,泯氏族之嫌,宏胞与之量,以众辅寡,以文庸塞,推诚相与,跻于大同,则禹域之内皆兄弟也”,“以施政之得失,今昔之治乱判焉。得道多助,为政在人,可以鉴矣”。这些话说得多么精辟,对我们吸取历史经验甚有启示。

邢端临终前,将自己收藏的全部书籍,碑帖数十箱,约两万册,捐赠给故乡的贵州图书馆和贵州省博物馆。他自 1904 年离开故乡,历 54 载,至死未能回故乡。但他对故乡一直怀有深厚感情。


                                                     《文史天地》2003 年 9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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