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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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千举人 七百进士(上册)

六千举人 七百进士(上册)

作者:陈福桐 阅读量:50 点赞:0

贵州在明清两代,经过考试录取的举人有六千多人,进士有七百多人。用“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做题目,是因为一向被省外人看作荒蛮之区的贵州,却有这么多的科举人才产生,是一件奇异的事!明清两代选拔人才的方法是 : 县、州、府考秀才,省里考举人,京城举行会试;举人在会试取得贡士资格后。就可以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殿试头一名叫状元,第二名叫榜眼,第三名叫探花。状元又叫殿揖,贵州有贵阳的赵以炯、麻哈(今麻江)的夏同龢是清末的状元,遵义的杨兆麟是探花,这三人被称为贵州的三鼎甲。

曾经有人怀疑明清两代 543 年间,贵州从哪里钻出这六千和七百的高级知识分子?那请您去翻一翻《明清进士题名录》和其他一些资料,他们个个有名有姓,有籍贯,有职位。甚至有位没有考上举人,只得一个拔贡学位的青年,居然被曾国藩收为四大弟子之一,到中国驻欧洲使馆当参赞,代表世界各国使节在巴拿马运河筹备会上发言,以后又两任驻日公使,又是中国有名的散文学家,他就是黎庶昌。

我想把话说远一点,现在贵阳扶风山上有座阳明祠,大院内还有“尹道真先生祠”。这位尹先生的事迹最早是《后汉书•西南夷传》中有记载“: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华阳国志》里说:“尹珍,字道真,毋敛人。”毋敛有说是今独山、都匀、福泉这一片地,有说是在正安县,该县尚存尹道真的“务本堂”遗址。范晔写尹珍仅仅附在《西南夷传》里,以 52 个字来介绍这位开南域之学的功勋人物,留下了令人费解的问题。一、尹珍生于荒裔,不知礼义,即是没有读过孔孟之书的人,他怎么知道远在中原的学者许慎、应奉呢?更何况许、奉二人是大学者,用现在的话说,该是教授吧。一个不知礼义的荒裔青年,又怎么跋涉万水千山到中原、而又平步登天地接受教授们讲课呢?就说有这样一位奇人学成回来,在当年那样比“连天际蜂兮,飞鸟不通”还闭塞的山谷里,是不可能凭一个人两只脚就开了南中之学的,但因为前四史中的《后汉书》,被古代文人奉为“经典”,后人也就不加怀疑地一代传一代地神化尹珍了。

对尹珍这位贵州最早的文化名人,笔者试想找一点资料来说个来龙去脉。班固写的《汉书•食货志》上记卫青这位大将军的事“:时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县官,而内受钱于都内。”请记住汉武帝曾派唐蒙通西南夷,接着募豪民田西南夷。在《后汉书•西南夷传》中又有这样一段记载 :“牂牁地多雨撩,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无蚕桑,故其郡最贫。句町县有桄桹木,可以为面,百姓资之。公孙述时,大姓龙、傅、尹、董氏与郡公曹谢暹保境为汉。”尹姓是公孙述时的大姓,公孙述时是公元 25 年后的事。尹珍从许慎学是公元 147 年汉桓帝时的事。这样看来,尹珍当是汉武帝时募到的西南夷地区豪民人家的子弟;或是公孙述时四大姓之一尹家的人。根据这些记述的推断,贵州最早的这位文化名人,不能说他“不知礼义”。再拿唐代天宝年间任黔府都督的赵国珍来说,《旧唐书》说他是“牂牁之苗裔”,唐代宗时拜工部尚书,这又透出一条信息,贵州的苗裔早在唐代就担任重要官职,只怪历代战乱,文献湮没,无从考查了。西南交通不便,游历黔中的人很少,连大文学家韩愈也听柳宗元不加考察的片面之词,竟然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人们后来竟然更把播州的概念变为贵州的概念,直到半个世纪前还有人以为贵州人生有尾巴,不敢前来。这就更荒唐了。

生在贵州的人不把自己的历史说个清楚,岂不是要受到“数典忘祖”的讥诮?笔者于是又引一段清代道光皇帝和贵州巡抚乔用迁关于贵阳的对话来看贵阳人物的特色。

道光皇帝问 :“贵阳于四封无所介,俗何如?”乔用迁答 :“是亦多侨籍,合吴楚之优良聚族于斯土地,其民华。”

皇帝说“:趋于华也易,返于朴也难。朴,惟恐其陋也 ; 华,尤恐其伪也。”

乔用迁把这段话引入他写的《贵阳府志序》中,特别注意“见士用官,不取华缛雕琢,诚欲正其趋,抑其俗”。贵州自明代永乐年间建省前后,由吴楚(长江中下游)进入贵州的军队、官员、工商业者、农民和从事医卜星相、笙箫鼓乐的人日益增多,又因集中在设布政司、按察司、巡抚所在地的贵阳和其他府、州、县,这些“秀良聚族于斯土”,和原来生活在这里的各个民族在文化上交流与交融,所以“其民华”。华是聪明、秀丽的意思,贵阳是这样,贵州各府、州、县又何尝不是这样?从这些情况来理解贵州在明清五百多年里能产生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就有充分的说服力了。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从一个小僧从军起家的,他在军事力量发展起来的同时,就注意到要在政治、经济和文教各个方面来收获人心,安定占领区,进而窥复中原。他先用了文人李善长为他策划军机,后又延请刘基、宋濂、章溢和叶琛四位学人来参与政事。这四位儒家道统的文士,为朱元璋讲孔孟的经学。所以天下一统后,朱元璋就颁令大兴儒学,用孔孟的礼义治术来统一天下。播州、贵州、思南是早就建学了的。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建贵州宣慰学。第二年下诏各土司都要立儒学。永乐十一年(1413 年)贵州建省、第一任布政使蒋廷瓒原是工部侍郎,河南滑县人,史家说他年少时就有学识,懂得治理政事。第一任按察使成务,举人出身,是个清廉的官员。宣德元年(1426 年),贵州设巡抚,首任为吴荣。明代开国时期,很重视边疆大吏的人选,清代也是这样,来贵州担任重要职务的,多是有才学,有治术,还有胆识的人。他们都把在省城考中的举人当作自己的学生。清道光时湖南人贺长龄做巡抚,称郑珍为郑生。看贵州文化的演变,一些在贵州担任过布政使、按察使、佥事、学政等职的人也是值得研究的。

贵州的士子最早是到云南参加会试,名额有限。到嘉靖年间即 16 世纪初,思南人田秋,进士出身,上疏请求云南、贵州各自开科考试,批准云南 40 名,贵州 25 名。其实早在宋代播州(今遵义)就有冉从周、杨震等 8 人中进士。进入明代,洪武时有桐梓的赵仕禄,正统时有务川的申今平越(今福泉)的黄绂 ; 景泰时有贵竹(今贵阳)的易贵、黄平的周瑛等多人中进士申祐官至御史,土木堡之变时,代英宗皇帝遇害。黄绂当御史时,敢于直谏,群臣称他是“硬黄”,后来做南京户部尚书。易贵当过辰州知府,是贵州最早研究《易经》有著作的人。隔了六七年才是王阳明的学生贵阳人汤伯元、陈宗鲁等中进士。周瑛做过广西布政司,还乡创办书院,培养地方学子,在这位乡贤的教育影响下,黄平中进士的 29 人,中举人的 100 以上。清平卫(今凯里)的孙应鳌,是一位哲学大师,被称作阳明再传弟子。南明的东阁大学士马士英,历来对他的贬词很多,但他毕竟是黔产进士。清初的周起渭(字渔璜),单是参加编纂《康熙字典》这一件事,已使他名垂千古。花溪黔陶乡骑龙寨的桐野书屋修复以后,前去瞻仰周起渭的人络绎不绝。安平卫(今平坝)的陈法也是研究《易经》有创见的官员兼学者。独山的莫与俦,与方志学奠基人江苏章学诚是同时代的学者。与俦任遵义府学教授,讲授汉学,启迪了西南大儒郑珍、莫友芝的成就。遵义的黎恂是“沙滩文化”的开拓者。广顺的但明伦官至两淮盐运使,他手批的《聊斋》是文学史上的优秀之作。胡林翼曾赞誉贵州多才,特别指出但明伦。贵阳黄辅辰、黄彭年父子,都入清史稿列传。石赞清在天津抵制过英国军人的欺侮,铁骨铮铮,令人敬佩。黎平的胡长新、织金的丁宝桢、都匀的陶廷杰、大定的章永康、镇远的谭钧培、安顺的姚大荣、修文的陈国祥等若干知名之士,不及一一列举。还有必要提到贵阳的陈田、姚华、李端棻等人。陈田是光绪十二年(1886 年)中进士,官至给事中,曾在朝廷弹劾大奸大恶的奕劻、袁世凯,直声震天下。后来退居家中,完成《明诗纪事》一百八十七卷和他个人的其他著作。他家里的“听诗斋”匾,现悬挂在北京中华诗词学会,可见其影响的深远。李端棻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 年)中进士的,他是顺天府尹(相当于现在的北京市市长)李朝仪的侄儿,也是梁启超的内兄,官至礼部尚书,支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变法维新主张,被慈禧太后一伙贬至西北充军。端棻留下的《苾园诗存》有《学术思想》《政治思想》和《国家思想》为题的三首诗。在清末那样政治腐败的情况下,一个做礼部尚书的大官有这样先进的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啊!

姚华是光绪三十年(1904 年)中的进士,曾留学日本,是一个才华横溢,有文学、艺术多方面成就的奇人,在北京名噪一时。著名史学家郑天挺都曾入门受教。中国传统的观人论事有一条至关重要的标准,必须重人品,贵州进士中无论在朝做官,在外做封疆大吏,以及做府道首要或是教授编修,都有特行可以传述,又还都有作品问世。这 730 位杰出的人物,该怎样去研究他们?应当挑选成就大的写出专稿,启迪后代,这样去做自然是要费点力气的。

贵州明清两代有举人六千多,又从何说起?举人低进士一格,但有的举人在学术、诗文和艺术多方面,很有超过进士和状元的。被省外称誉为“天末才子”的谢三秀,不过是一贡生。明末清初以诗才史学出名的吴中蕃,为南明抗清牺牲的杨龙友,写《鸳鸯镜传奇》而讴歌明代忠烈杨涟、左光斗的傅玉书,译《华盛顿传》最早介绍民有、民治、民享思想的黎汝谦,在贵阳和严修一起讲学经世学堂的雷廷珍,以及郑珍、莫友芝,都是举人出身。这些人的光辉事迹都有专书记述。

贵州历史上的名宦、学人对后进的培育,山川形势的磅礴气概给人的影响,几百年、上千年的文化孕育,“纵是崎岖关格处,诗书礼乐总相通”。锦屏的苗族诗人龙绍讷,水西彝族的余达父一门几位诗人,还有女诗人申辑英、周婉如、安履贞,佛门的语嵩、丈雪等,先后连袂而起。流风余韵,沾溉百世。贵州的进士、举人们多有诗文集子,有的在外省做官,倡导或主持编修志书,都蜚声国内。

笔者在青年时代受过举人、进士的课,对他们在学问功夫上的深度广度,在生活上的清廉节操,都留下深刻印象。同时期也读了近现代名流以白话写的文章。老实说,鲁迅、郁达夫、朱自清、叶圣陶等人都是精通古籍的,要深入才能浅出啊!记得有文介绍康有为勉励他的学生说,胸中要有十几个可作典范的名人,遇到事情要应付时,就要想到这些名人的言行来策励自己,鼓舞上进。这个说法,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回顾废科举设学校以来近百年的教育情况,可以看到,科举制度束缚思想,箝制人才,真该废掉。但在封建时代,也只有这种选拔人才的方法可用,终于在明清两代贵州选拔出这六千举人、七百进士,还有无数的秀才,以及无数一生不愿接受科举考试或没有机会、没有条件参加科举考试的贤达之士。他们为贵州的历史进程都作过有益的贡献。

历史文化遗产,要研究,要发掘,要批判地继承和发扬。我们这个时代是出人才的时代,文艺战线上有很多优秀的笔杆子。曾在威宁作过贵西兵备道的赵翼有诗说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五百年。”现在应当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贵州领风骚的诗人、小说家、戏剧家乃至其他门类的学问家,在这时代已崭露头角了。

最后,要说明《贵州省志•教育志》编辑林开良先生整理过一篇《黔人历科进士一览表》,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邢端先生(贵阳人)生前也整理过类似的资料。笔者于 1996 年 9 月去北京参加全国文史馆成果展览,有机会到孔庙去,观看了进士题名的若干块长碑,有诗记之 :“孔庙巍巍文物丰,碑镌进士仰儒宗。名留七百为黔户,策励来兹重学风。”贵州的举人,多载于地方志中,七百进士也是从六千举人中考试出来的。


                                                           《文史天地》1996 年 6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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