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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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中冒死签名的贵州举人(上册)

“公车上书”中冒死签名的贵州举人(上册)

作者:陈福桐 包中 阅读量:15 点赞:0

1898 年 8 月,即清光绪二十四年,按阴历甲子计算是戊戌年,满州大臣和内务府的顽固保守分子跪请慈禧太后拒绝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提出的新政。老奸巨猾的慈禧笑而不答。那班历史绊脚石又涕泣跪请禁止,慈禧边笑边骂:“你们管这些闲事干什么,难道我的见识还不及你们?”这些时候,这个宫廷老妇已和直隶总督节制北洋三军的荣禄密谋,袁世凯也大玩其两面派的无耻伎俩,向荣禄密告变法维新派的计划,他们伙同一批大臣向慈禧谎称光绪帝与康梁等逆谋将回颐和园。荣禄即由天津至北京,囚光绪帝于瀛台,慈禧再次垂廉听政,捕杀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等,追捕康有为、梁启超。政变是八月初六日,史称“戊戌政变”。这次政变还把赞成变法的大学士翁同龢夺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礼部尚书李端棻发往新疆。同时被禁锢革职的大臣和巡抚有 22 人。关于“戊戌政变”的史料记载颇多,这里不加详述。当此政变百周年的时日,我们把时间推至到丁酉、丙申、乙末、甲午这个年份来谈中日“甲午之战”,才有《马关条约》的订立,有《马关条约》的订立,才有“公车上书”的大举。有“公车上书”的大举,才引出贵州 95 名不畏皇宝权威,敢于在万言书上签名的正义行为。这是贵州知识分子的光荣与骄傲。今天的贵州青年和学子应当学习前辈人这种高尚品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为改革开放事业作出贡献。

贵阳人李端棻,字苾园。他的叔父李朝仪做过顺天府尹(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长)。端棻于清同治二年(1863 年)中进士,光绪十五年(1889 年)以内阁学士衔到广东去做主考官,取录举人梁启超。端棻爱重启超才学,以堂妹李惠仙许嫁他。端棻和启超既是师生、又是郎舅双重关系。启超英才茂发,时年 17 岁。自此,启超“饮食教诲于公者且十年”。光绪十六年(1890年),启超到北京参加会试(考进士)落第,回广东路经上海,读到《瀛海志略》一书,才知到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后来又拜康有为为师。启超是新会人,有为是南海人,人称南海先生,这位南海先生既深究儒家学说,又精研佛理。他教启超学陆九渊、王阳明心学,又大讲西方学术思潮。启超自述听康有为讲学后,如“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于是隔天就去请业于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这时,康有为已第一次上书请变法了。

启超 19 岁在北京和李惠仙结婚后回广东,在万木草堂从南海学。22岁时,甲午战争开始,启超来去北京广东之间。

甲午战争怎样开始的呢?自从鸦片战争失败,1842 年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丧权辱国,为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清政府应该记取这个沉痛的教训,改革朝政,力图自强,才是出路。而这班腐朽昏庸的朝臣,只知保全自己的官位,争权夺利,贪赃枉法,因循敷衍过了半个世纪,任其西方列强东一锤西一棒的敲打,订立种种不平等条约。东邻日本乘着朝鲜东学党之乱,侵略兵竟打进王宫,中日之战也就此开端,从甲午 6 月打到乙未 2 月,我海陆军惨遭失败。3 月,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全权大使伊藤博文在马关谈判,订立《马关条约》。承认朝鲜为自主国,实际是日本殖民地化的一个“自主国”;割让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和台湾与日本;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开重庆、沙市、宜昌、长沙、苏州为商埠。日本船只可以在内河航行。后来俄德法三国出面调处,由我方补偿一万万两银,才还我辽东半岛。像这样的卖国条约,任何有良心热血的中国人都是决不能接受的。光绪帝在战与和的问题上迫于情势,临朝痛哭,不得已签约批准。

和议的消息传到北京,这年正逢会试(考进士),各省入京的举人有几千之多,康有为联合举人上书,鼓动奔走最出力的是梁启超。启超已读过不少的西学新书,与李端棻谈新学,读变法,无不心心相印。端棻推介康梁与翁同龢,翁又向光绪帝引荐。翁单拟 12 道新政赦者,图谋实行。

梁启超相约 18 省 1200 多举人在松筠庵举行会议,花一天两夜草拟万言书,要求清政府一要拒和,二要迁都,三要变法。主要是变法。但是最后签字的只有 600 多人,贵州就有举人 95 名。清代优待进京考试的士子,乘用公家的车子,所以称举人为公车,这就是“公车上书”的来历。这份万言书在北京普遍传抄,前往都察院排队情愿的人群有一里多长,自动上书的也不少。朝中有的大臣惧怕和仇视这样的上书,竟不为代奏。虽然这只是一次群众性的行动,康有为说:“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昧启群,实起点于斯举。”如贵州的黄平人乐嘉藻(彩臣),自己也向光绪上书,提出废除传统的读古书制度,转而向西方学科学以振兴国家。“戊戌政变”后回黔,参与办《黔报》,宣传立宪。宣统元年,选为贵州省咨议局、教育总会的议长和会长。他也到日本考察,回省后兴办教育,多有建树。自“公车上书”之后。清政府也陆续做了一些改良措施,如李端棻奏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京师宜建立大学堂,等等。清政府任命孙家鼐筹办。孙家鼐也藉此奏陈先定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策;聘请深通西学,兼通华文的外国教员。清政府还接受贵州学政严修开经济特科的奏请。又召康有为任工部主事,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康还设强学会于上海。各省亦闻风兴办学会。康又设《时务报馆》,命梁启超为主笔。启超以他犀利流畅而切中时弊的文章,鼓噪了举国倾动。维新派人物谭嗣同被任为江苏候补知府,杨铣为内阁候补侍读,刘光第为刑部候补主事,林旭为候补中书,都加赏为四品卿衔,着在军机处章京上行走。凡有奏摺要经他们阅览,凡有上谕要经他们拟撰。李端棻也特擢为礼部尚书(相当于教育都长、文化部长)。这样一来,这确是一番新气象。而那些守旧大臣也因此更加忌恨他们,必欲杀之而后快。

现在要提一提为什么贵州的公车有这么多人在抗拒和约、要求变法的万言书上签名。

一、是受李端棻和梁启超的影响和鼓舞。首先有李家端字辈四兄弟带头,贵阳举人 40 多名和外县的多名举人都知道有朝廷侍郎李先生(相当于副部长)的支持,有广东举人康梁打头阵走在前面,在人品、学问方面,他们都足以为天下法的英雄人物。在这样一些人物的精神感召下,又有什么可惧的呢?

二、国弱民贫,外患日深,自鸦片战争以来 50 年间,许多仁人志士或著书言政,或亲临敌阵,为民族尊严作过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英雄事业。清镇人郭春帆于鸦片战争后在广东做官,多次抗御英国侵略者的欺凌和攻打,贵阳人石赞清在清咸丰十年(1860 年)任天津知府时,英法两国军队借故进入天津,总督这样的官吏都惊吓逃散,赞清单枪直往英营,慷慨而谈,指责敌人狂谬。英军由此不敢越雷池一步。赞清后来调任顺天府尹。举此一二例,可见黔中士人的民族性格和历史因缘,对后人有深刻的影响。

三、黎庶昌以 26 岁的一个拔贡,敢在同治元年(1862 年)向皇帝上万言书,指出兴利除弊的几桩大事。消息传到家乡,他的表兄郑珍埋怨道:“老四(庶昌)做这样的事有杀头危险。”而黎庶昌却还再次上书,后来到日本做钦使,又《上陈管见摺》。敢知敢行,纵然有窃议私语,也把他无可奈何,做御史的陈田也上书谴责权奸奕劻等人,这是贵州知识分子大智大仁大勇的表现,过去有影响,今天也有教育意义。

四、在明清两代,贵州有六千举人、七百进士。考史,从明代开国,就有众多的屯军驻在重要的城池和卫所地带,有的一县多达 6200 人,早期考中的进士多是官籍、军籍。建省以后,进入贵州的官吏、商人等日多,他们都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各省来的人建立很多会馆,如黔西县城乡就有八个万寿宫(即江西会馆),由此可见从外省迁黔的许多各民族老祖先他们勤劳勇敢的创业精神,给后代的启示很深。老一辈走进万山丛中创业,下一代就有勇气冲出贵州省建功立业。

五、贵州僻处西南,被人们认为蛮荒之地,背上这个“黑锅”已几千年。其实大谬不然,近几十年发掘出黔西观音洞、兴义猫猫洞、桐梓岩灰洞、盘县大洞等 20 多处的古人类化石,已知贵州先民比北京周口店猿人活动还早。建省的条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虽然比不上湖广、巴蜀等地,但在战略地位上却是西南枢纽、滇黔咽喉地。当青岩赵以炯中光绪丙戌科状元之后,黎庶昌就提出贵州山川含清淑磅礴之气,正应当产生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李端棻赠赵以炯对联中有“忆仙笔留题数语,五百年后,果然文物胜江南”。这个仙笔就是明朝元勋刘基根据贵州发展的前途作出的判断,这也值得深思。

“公车上书”这段历史大体明了之后,再要提到李端棻先生。他被贬戍到新疆,仍忧心国事。庚子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忧愤国威坠落国权丧尽,远在边荒,痛心之余,发为诗歌。被打得昏头昏脑的朝廷君臣,也才想起李端棻的所作所为,皆有益于国事,才赦免复职。端棻先生以年老返回故乡,主讲贵山书院,宣扬卢梭、培根等西方人学说,以奖励后进,开通风气为己任。还写信给梁启超说 :“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当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君子后,有所尽于国家矣。”不幸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十月十二日病逝,终年 75 岁。今年是端棻先生 165 周年诞辰,91 周年忌辰。谨向这位老人家在天之灵致以崇高的敬意。


                                                              《文史天地》2002 年 10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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