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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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双清先生(上册)

忆双清先生(上册)

作者:唐弘仁 阅读量:22 点赞:0

原贵州省政协副主席、民盟贵州省主委双清诞生于 1890 年。1970 年逝世,享年 80 岁。今年是他诞辰 112 周年。

1990 年 9 月,民盟贵州省委为双老举行诞生百周年纪念活动时,我曾写过一篇《双清百年祭》的短文,寄托我对双老的怀念。由于当时动笔匆匆,撰写文稿前,未曾细读有关他生平事迹的资料,有一些重要的,突出的事情,都没有写进去。有一些虽然提到了,但语焉不详,没有将事情发生的历史背景写进去,联系实际也很不够。总之,文章写得过于简单,过于平淡,没有充分表达出我内心对双老的怀念与哀思。

在双老 80 年生涯历程中,前 50 年是在旧军阀和蒋介石集团统治下度过的,后 30 年则是在革命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后生活的。经历过巨大的沧桑变化,他曾享受过人生巨大的喜悦和欢乐,也经受了不少苦难和坎坷,以下三件事,在我的回忆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紧急关头见危授命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战争发生了巨大变化。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也日益陷于孤立。

1948 年 4 月中共中央发布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号召,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团结起来,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号召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迅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

自 1948 年 8 月起,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共香港地下党的协助下,陆续离开香港和国统区,北上进入解放区,有许多人到达北平。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等到达北平后,也在民盟内部开展活动,配合中共中央,开展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双清同志当年因为受到蒋介石集团的迫害,颠沛流离,过着流浪生活。对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极为不满,早在 1946 年即在重庆由史良、辛志超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双老目睹当时整个国家发生了巨大变化,急于想与民盟中央联系,由其孙女双荆瑞陪同于 1949 年 8 月到上海去找辛志超,辛当时已从上海赴北平,双随即又赶到北平。他到达北平后,即与辛志超取得联系,也与民盟中央取得联系。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 1949 年 4 月、5 月先后解放了南京、上海和武汉,并强渡长江,解放了长江南岸许多重要城市,国民党的地方部队,纷纷起义。当时,国民党陆军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打垮了,海军逃离大陆,有的也被解放军解决了。只有空军,尚未解决,由国民党军队直接控制。中央航空公司,中国航空公司,实际上也受国民政府控制。这样,如何争取国民党空军起义,是当时一个重要问题,一项重要工作。

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即曾要求“两航”即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将飞机迁往台湾和昆明。“两航”的大部分职工,均抵制蒋介石这一决定。中共中央研究了当时整个军事发展形势和国民党空军内部情况之后,决定争取“两航”起义,并确定由李克农同志领导香港地下党组织,积极进行这一工作。

双清同志早于 1930 年在国民政府交通部工作时,即曾代表当时的政府到德国考察航空。曾经担任欧亚航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为欧亚航空公司的创办人。他的女婿杨仲安当时是台湾台北空军司令部办公厅负责人(后又提为副司令),中共中央统战部通过民盟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由中央统战部李维汉同志找双谈话与他商量,决定派他去香港,通过其女婿杨仲安、女儿双守庸协助当时香港地下党做空军的起义工作,争取杨仲安本人也同时起义。

当时,国共双方无论在军事上,政治上斗争都十分激烈,情况也十分复杂,做好这一工作,难度很大。国民党军队在各个地区的残余势力、潜伏在各地区的特务组织,还很猖獗,做好这一工作,危险性也不小。

在这一紧急关头,为了替解放战争尽一分力量,双老不顾个人安危,不顾全家安危,见危授命,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

根据双老亲人双荆瑞的回忆 : 双老是在 1949 年 9 月下旬在党组织的协助下前往香港的。当时蒋介石正处于众叛亲离,日落西山的境地,对逃到台湾的军政人员,特别对特务组织的成员、控制得十分严格,双老到达香港后,即与女婿杨仲安、女儿双守庸取得联系。杨仲安夫妇经过研究,决定由双守庸去香港,杨仲安仍留台北。为了严格保密,不使事机泄漏,双守庸没有乘坐公开、正式的海船,而是乘坐在海上走私的黑船,在夜间航行到达香港。当时,确实是既冒着政治危险、也冒着海上航行的风险从台北到达香港的。在香港地下党组织精密细致的工作下,“两航”职工,深明大义,于 1949 年 11 月 9 日宣布起义,首批十二架飞机,飞抵天津和北京,受到中央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由于当时情况复杂,港台之间的联系,难度也很大,协助双清争取杨仲安的起义工作,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尽管如此,通过这次商谈,建立一条秘密联系的通道,双守庸应允返回台北之后,继续为此做争取工作,这也算是一项收获。

根据双清的回忆 : 他是于 1949 年 10 月底返回北京的。当他向中共中央统战部汇报这一工作时,当时分管这一工作的负责人,对双清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见危授命的爱国主义精神,予以肯定和赞扬,对他为中国创建欧亚航空公司所作出的贡献,也予以赞许。

肝胆传友谊,患难见真情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受到这场政治大风浪冲击的面很大。党内、党外、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没有受到冲击的人非常少。双清作为西南地区和贵州旧的军政界的上层人物,当时又是省政协副主席,民主同盟贵州省委的主委,当然就很难逃脱这场厄运。

贵州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大串连,普遍开展大批判,是 1966 年 8 月开始的,从 1966 年 8 月到同年 11 月,毛主席先后 8 次接见红卫兵,形成了大串连的高潮。双老当时因高血压引起脑血栓,行动困难,而且基木上失去了讲话能力。当时许多机关团体,揪斗领导人已经开始,双老的亲人劝双老最好在家中休养,不要随便出门上街,以免引起意外。双老一天到晚,都闷坐在家中,几乎处于孤陋寡闻,与世隔绝的境地。

有一天,我到黔灵西路双老私寓中去看望他,使他大出意外。由于他基本上失去了讲话和书写能力,只能用面部表情、摇手、点头或摇头表达他的意见,我们的交谈,主要是他点头或摇头,然后喃喃作语,而我则是用笔书写,或用口讲。他究竟想了解什么,表达什么意见,我主要靠揣测分析,然后写在纸上,看他的反映,这是一种特殊的哑语交谈。

他首先是用手遥遥指着北京,然后喃喃作语。我当时揣测他是想了解北京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想了解北京他的朋友、亲人、党中央领导人、民主同盟领导人的情况。我在纸上书写了一大批名字,其中包括党中央领导人、民盟中央领导人的名字,当然也书写了他的好友以及亲人的名字。在党中央的领导人中,他用手指头指着周恩来总理的名字,眼神专注着我,喃喃作语。然后又先后用手指头指着邓大姐、李维汉、彭德怀等人的名字,意即他们的情况如何?是否挨批斗?是否还健在?民盟中央的领导人则询问史良、辛志超和胡愈之的情况?我当时了解的情况,一方面是靠听广播,看每天报纸,另一方面则是靠上街看标语、小字报和一些传闻,并非全是准确的讯息。当我讲道 : 据我了解,周恩来还健在,但很忙,很劳累,他即频频点头,面含笑意。而当我讲道 : 听说彭德环正在挨批挨斗,戴高帽子,坐“喷气飞机”,不知道邓大姐的确切讯息时,则频频摇头,或沉默不言,最后眼睛里闪着泪花。

之后,他用手指着脚下,意即询问贵阳的情况如何?我采用同样的办法,在纸上书写一大批名字,其中包括省委、省政府、省政协负责人的名字,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如李侠公、毛铁桥等的名字,我发觉他最关心的不是亲人和朋友,而是省委吴实、惠世如等。当我讲到全国正在揪斗各机关党内外领导人,戴高帽子、“口啣稻草”、上街游斗时,他只是频频摇头或低头叹息,流露出不理解,不满意的情绪。

1966 年 10 月中旬,令双老一家毕生难忘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从首都串连到贵州的一大批红卫兵,闯进了双老家中。一部分红卫兵把住大门,不准外人进出,一部分人闯进内室,大声呼喝,命令双清交出黄金、手枪 ; 双老当时已不能讲话,只是频频摆手、摇头,并用手掌捶击颈部,意即如有此类物品,可以杀头。有的红卫兵,不由分说,当即用皮鞭抽打双清,接着又将双清推倒在地,点燃蜡烛烧他的眉毛。由于事起突然,双老的亲人,多数不在家中,有的闻讯赶回,又不准进入。双老的媳妇颜镕见此情况,立即跪下,恳求红卫兵不要鞭打、伤害双老。声称双老没有讲话能力,由她来讲清原委,双老的幼孙双临午用身体保护双老,也挨了鞭笞。红卫兵大声嘶喝,立即将皮鞭转向颜镕猛抽猛打。颜镕正患高血压,受此猛打,又气又急,当即昏倒在地,经街道医生抢救无效,当场死亡。这样,红卫兵才扬长而去。

第二天,双老被鞭打的伤痕,尚未治愈,因媳妇被殴致死所引起的悲痛,也尚未消失,他却突然约集家中的亲人,用手语表示,提出写一封信报告给周恩来总理,一是叙述家中不幸的遭遇,二是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命令要求不要再揪斗各地党内的老同志、老干部。他还暗示,信的封面,不要写周恩来,改写邓颖超,将信转到外地发邮。想得十分周到,十分细致。

中国有一句成语“:疾风知劲草,患难见真情。”我体会主要的意思是说 : 一个人真正的品质、气节,对民族、国家、朋友的节义,感情,在平常生活、交往中是不能充分显示出来的,而只有碰到政治上的大风大浪,只有碰到艰难和困难,在危急时刻、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显示出来。

“推心置腹,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党的统一战线所一再强调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都是中国的传统美德。过去提“舍身为国,舍己为人”,现在讲 : 一个领导干部,一个共产党员,要有献身的精神,要有自我牺牲的精神,才配得上这个称号。其实是一个意思。至于是否配得上上述称号,有没有这样的风格,也不是只凭一个人的口头宣讲,也要从具体的实践,具体的行动,才看得出来。

我与双老相处 30 年,他长我 30 岁,既是我的长辈、又是我的同事、朋友,我在平时工作中、生活中看到了他许多优点,如视野宽阔、顾全大局,大度宽容 ; 如讲究节约,不事铺张,崇尚清廉,关心集体,推己及人等等。从文化大革命这场政治大风浪中,我进一步认识了双老的为人,也进一步增进了我对他的崇敬。

保存文物寓意良深

可能是 1956 年,我同双老在首都开会回来后,我到黔灵西路双老的私寓中去研究会议的传达问题。我们是在卧室内随意交谈的。我发现卧室两侧的书架上古旧书很多,书柜断头藏有不少古版书画文物,在交谈中我提到我也十分喜爱书画,特别喜爱陆游、郑板桥、齐白石和徐悲鸿等人的诗词书画。双老从书架上取下来一此文物、书画,供我观赏,他说他也十分欢喜郑板桥的书画 ; 不过,有不少都散失了。我回忆那一天取下来的有一大本古代和近现代书画,第一面印有叶恭绰的字迹。还有一本文物,相当厚,揭开第一面即有双老的墨迹,“珍贵文物、妥善收藏”。那里面是 1930 年前后,双老前往德国筹建欧亚航空公司返国途中沿途各国关卡所办的过境签证的原始资料,这些原始签证记载着中国欧亚航空公司创建经过的历史,同样,也留下了双老个人在人生旅途中的业绩。文物上有欧亚各国不同文字,不同印鉴的遗迹,双老十分珍惜它,所以亲笔写下了“珍贵文物,妥善收藏”字样。他所收藏的文物中有一张是段祺瑞执政时期,章士钊所拟通缉徐谦、李大钊等 5 人通缉令的原始草稿。这份通缉令草稿右侧,有双老亲笔的简单说明。右侧注释的说明,字迹很小,经过长期侵蚀,其中有的字已模糊不清,双老又作了口头说明。他说“:那是 1924 年到 1926 年,我曾在段祺瑞执政时期的政府工作过,当时我是秘书长邓伯喈手下一个普通秘书。当时章士钊是司法总长和教育总长。‘三一八’惨案在北京的震动很大,引起许多年轻人的震怒。这份通缉令是章士钊亲笔草拟的。造成‘三一八’惨案,他是有责任的。这份历史资料现在用不上,将来写革命历史是用得上的。”双老又说 :“我在段执政时期工作时,同时在那里工作的贵州人,我记得还有任可澄、桂柏铸和漆铸成等。”在这此文物中,我记得还有双老在各个不同时期、残缺不全的记事本。

刘方岳先生,是一个老贵阳。他和双清是老朋友。方岳同志曾和我谈起双老的一件往事。刘说 :“从 1929 到 1930 年,双老曾在浙江省政府工作。双当时担任省政府秘书长。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是陈果夫。陈果夫在一个小范围的会议,曾策划一次对地下党的逮捕。双当时从内心讲,不大赞成那一次大逮捕。但从职务讲,又不能置身事外。经过思考,双想出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即在大逮捕的前三天,告诉当时教育界一位朋友,说是现在政府发现一个贩卖鸦片的毒犯集团,决定某月某日,进行一次搜捕。这位教育界的进步人士立即通知地下党的朋友。地下党经过研究,主要人员立即转移。”

方岳同志曾建议双老在叙述自己历史时,强调提出这件事。双未同意。双老说 :“这虽然是事实。但我为民主革命事业做得太少了,不应去强调这件已经过去了的小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双老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先后被选为贵州省人民代表,省人民政府委员,贵州省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还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民主同盟的老盟员,先后曾担任民盟贵州省主委,民盟中央委员等重要职务。他在中央和地方各种重要会议上,拥护党中央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旗帜鲜明。积极参加建国以后的政治活动,参政议政,献计献策,作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令我终生难忘。


                                                        《文史天地》2002 年 7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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