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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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磊落的秦川(上册)

光明磊落的秦川(上册)

作者:杨宗和 阅读量:31 点赞:0

面对一部生动的中国革命史

他是一位在毛泽东思想影响下成长的革命战士、一位名副其实的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位终生不悔的革命老人,一位胸襟开阔的和善长者。他已经 82 岁。他在鲁迅左翼文学影响下,从 14 岁开始就追求进步、追求真理。他的一生都在为党的革命事业奋斗。他的一生,经历了不少历史事件,得到了锻炼,受到了党的教育培养,不断成长,且老而弥坚。在多次党内极左路线、极左思潮肆虐、泛滥的时候,他都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体现了他刚正不阿、光明磊落的精神和战士风骨。

他就是继邓拓、吴冷西、胡绩伟之后,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第四任社长兼总编辑秦川同志,我们这篇文章的主人公,一位为党为人民作出过贡献的贵州人。

从赤水到北平:从文学青年到革命者

秦川原名苟克宽,字忠恕,1920 年 5 月,出生在贵州赤水县城的一个富裕的书香之家。祖上不但给后代留下一片不小的街房,在清末还考得贡生的功名,是赤水县有名的望族和世家。他的舅父段雪笙是著名的左翼作家,早期共产党人,担任过北方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和许多早期共产党人、左翼作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赤水地处川黔交界处,一条滔滔奔流的赤水河,把这座位于黔北末端的古老县城与浩浩奔流的长江紧密联系起来,又与灯火相映的川南大地遥遥相望。由于赤水河带来的便利,赤水县很早就成为川盐入黔的交通要道,也成为长江流域先进文化进入黔中大地的重要途径。由于它地接川南,恽代英、萧楚女等同志在川南的革命影响和革命活动,也很快地传播到赤水,1925 年,在川南地下党的影响下,赤水建立了贵州省最早的地下党支部。秦川的好几位亲友都成了地下党员。他们在赤水县办小报,开书店,宣传新文化,传播新思想,影响了一批思想激进的年轻人。

秦川是这些人中突出的一位。由于家庭的影响,他从小喜欢各种剑侠小说,任侠尚气,爱憎分明。五四新文化传到赤水后,他又阅读了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许多左翼作家的著作,使这位朝气勃勃的富家少年,变成了一位痴迷于革命文学的热血青年。面对英日等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想成为一位作家,为国家民族的命运和振兴呐喊呼号,抛洒自己的青春热血。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父母亲先后去世,三代单传的他,本应该继承那份丰厚的家业,做一个富裕悠闲的公子哥儿,但“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使这位原名“苟克宽”、字“忠恕”的年轻人,再也无法在老家呆下去了,革命的风云在召唤着他,民族解放战争的号角在召唤着他。于是,他抛弃了父亲要他变成一个克己宽仁、具有“忠恕”之道的人的希望,他决心奔赴北平,去寻求革命的真理,去奔赴民族解放的火热战场。

1934 年春天,刚满 14 岁的秦川,腰间用布袋缠了 200 块银元,穿了一件青布长衫,从赤水到重庆,在重庆坐上一条外国轮船,下长江,过三峡,奔武汉,从武汉北上。

1934 年 7 月,秦川顺利地到达了北平,在东城区一个叫李阁老胡同的地方租下两间房子,在附近的一所普通高中上了学。当时的古城北平是骚动不安的,敌我消长,犬牙交错,左中右俱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秦川认识了四川籍的左翼作家王志之。看着秦川老实巴交地学习,王志之告诉他:“你这书别读了,这样读下去没用,干脆自学吧!”

于是,读满半学期后,秦川和王志之等来到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自学,先读英国文学、法国文学、俄罗斯文学,也读 30 年代的中国文学。为了和别人抢读当时数量极少的名著佳作,他几乎是一天一本,免不了生吞活剥。至今 82 岁的他,每天仍能读七八万字,就是从那时训练出来的。秦老至今仍留恋那段生活。他说,图书馆中午还提供廉价午餐,2 毛钱,一碗饭,两根腌黄瓜,一碗酱油汤,吃饱后到图书馆前的草坪上睡一个小时的觉,下午继续读。

这真是神仙般的快乐日子,既满足,又惬意。由于秦川的进步和积极向上,他已被王若飞的堂弟王景仁和王志之介绍先后加入了左联和少年共产党(即“少共”),次年——1936 年,又由少共转为党员,完成了他从思想上、组织上的一次质的飞跃。

在延安的日子:懂得了共产党人的风格和精神

1937 年元月,秦川来到了红都延安。他开始分到抗大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三个月,接着又被送进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1937 年 10 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党委,在王若飞同志手下当了一名小干事。

王若飞同志是一位十分严肃又十分宽厚坚定而质朴的人,具有大山一般的性格和贵州人扎实厚道的特点。他廉洁刚正浑朴淳厚,原则性很强。秦川原来并不认识王若飞,分去那天他们才第一次见面。秦川把他的介绍信和党员证明递过去后,王若飞看了看,见秦川的入党介绍人是他的堂弟王景仁,就高兴地笑了起来:啊,你是个小老乡呀,好好好。接着,王若飞就拿起墙上的一只洋铁碗说:走,跟我吃饭去!说着,就把他带到他舅父黄齐生住处,拍了拍黄齐生先生的大门就高兴地叫了起来:舅妈,来了个贵州的小老乡秦川,给他炒碗鸡蛋饭吃。

那一天,王若飞特别高兴,秦川也特别高兴,他不但见到了真正的贵州老乡,而这个老乡还是他的直接上级,他还吃了一顿香喷喷的蛋炒饭,这在当时物资特别困难的陕北延安,是一种怎样的特殊待遇啊!

一年以后,王若飞到中央军委做了秘书长,秦川从此离开了这位严格认真的老领导,但他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青少年时期的秦川留下了一笔受用无穷的精神财富。好些年后,秦川才深深感到,王明、康生一伙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多么严重的损失和危害,而王若飞同志那种实实在在、实事求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作风,又是多么可贵!秦老说:一个人的第一个领导很重要,他要求严格,就能培养出好干部,好作风,让你终生幸福。他庆幸王若飞同志做了他的第一位领导,使他真的懂得了什么是真正共产党人的风格和精神。

新都调查前后:为民说话的代价

1952 年,秦川同志被调到中宣部宣传处做了副处长,面对解放初期的严峻形势,在陆定一等部长的领导下,从宣传的方针政策、宣传口径到宣传的方式方法等,他都做了很多基础工作。我国后来宣传方面的规范、原则、纪律和要求,大部分都是那时确定下来的。他到中宣部宣传处后,几年间跑遍了全国十多个省市自治区,很多省市自治区的情况他都了解,没有下车伊始,搞主观主义和瞎指挥。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实事求是的认真精神,使他在 1959 年的大跃进中,被打成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靠边十多年。

那真是一桩冤案!

1959 年初,四川的大跃进、浮夸风已出现严重问题,当时的新都县被认为是四川大跃进搞得最好的。他们深入新都县桂湖公社调查了一个月后,发现了那里出现的严重问题,便给当时的中宣部写了一份名为《四川省新都县桂湖人民公社调查报告》的材料。这个材料开始的部分,迫于当时的形势和气氛,对全县和桂湖公社大跃进中的事物和情况也作了一些勉强的肯定,接着就用大量的篇幅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说:群众普遍的反映是现在社员当不了家,只是上级叫干什么就做什么。一些社员说,今年为了去年突击积肥时,干部不和社员商量就随便拆人家的房子。还有一些社员说,今年为了抢季节栽早稻,把本来可以留下的一块五亩地的麦子也给割掉,眼看到嘴的粮食就这样白白地糟蹋了。

接着报告举了两个计算高产指标的可笑例子说:比如试验队今年种的油菜,每亩指标是一万到一万五千斤,我们问这里的干部指标究竟是根据什么订出的,回答说:按每株油菜 30 个枝枝,每个枝枝又生 10 个分枝,每个分枝长一百个英英,每个英英又长 30 个菜籽,每棵油菜共收 90 万粒菜籽,每斤菜籽 15 万粒,每棵收 6 斤,每亩种 2000 到 3000 棵,共可收一万到一万八计算出来的。而这个推算又是以去年忠县培植了一个单株油菜打了 6 斤多为依据的。

实际上社员是不相信这个推算的。现在事实也证明这个推算与油菜的实际生长情况有很大的出入。

还有更突出的例子。这个试验队也学忠县一样,种了几十棵大株油菜,实行单株培植。每株深耕二尺五,光肥料每株就用了 100 斤。指标订的是 50 斤。另外,有一块姑娘大株油菜试验田,每株指标订的是 100 斤。我们问经手试验的同志有什么根据,他们说,完全没有什么根据。当时只是觉得,别人都在跃进,我们也要跃进,别人一株油菜能收 6 斤,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收 50 斤、100 斤。指标就这样订出来了。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大跃进、高指标是何等违背科学、违背自然规律,违背群众意愿,又是何等的可笑和可悲啊。如果说,以这样“一厢情愿”的主观愿望去指导生产、要求群众还是一种可以容忍和可以理解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话,那么,接下来秦川所揭露的明目张胆的虚报浮夸,就是一种不能容忍的罪过。秦川的报告中,对虚报浮夸的问题是这样说的:

群众是知道虚报后的产量的,他们讽刺说:“这是跃进数字”,是“划码单上增的产”,是“电话上增的产”。说:“这是诓毛主席,诓共产党,诓自己的肚皮。”他们批评“干部挣到了顶子(高产称号),整得我们饿了肚子”。

这是何等的尖锐、深刻,又是何等的无私无畏! 50 岁以上的人都知道,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的那个左倾思潮甚嚣尘上的时代,谁敢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半个不字,就会受到批判斗争,就会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那样的非常时刻,秦川敢于为民请命,说出了真相,是需要何等的勇气!他不但基本否定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而且提倡“唱点对台戏”,“作些适当让步”,这又是多么针锋相对。

没有多久,庐山会议召开了,有人发言点了秦川的名,于是,秦川被打成了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靠边十多年,被迫离开中宣部,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被重新起用。

在人民日报任上:要为真理而斗争

“祸兮福所依”这句话,大概可以说明秦川同志 60 年代和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生存状态和生存环境。有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顶政治帽子,他自然不被重用,便也省去了“文革”中的一些麻烦和犯错误的机会。

1975 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他被调到北京工业大学担任党委书记。

1977 年 4 月,一天他在天安门附近碰到延安时的老朋友胡绩伟。胡绩伟当时正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由于当时风云变幻,时局动荡,胡绩伟对秦川说:我那里忙得不可开交,你是不是到我那里帮几天忙?

几天以后,中央就通知秦川,调他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胡绩伟作为社长兼总编辑,他要参加许多中央会议和政治活动、外事活动,许多日常工作自然落到秦川肩上。那时秦川 57 岁,正是人生成熟的旺盛之期,又正值胡耀邦同志任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校校长,大抓平反冤案、落实干部政策的时候,于是,他抓了一系列典型报道,对全国的工作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1979 年某月的一天早晨,他照例提前 10 分钟来到办公室。照例又有一叠重要稿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这些文章,都是需要总编辑看后作出决定的要文。

他翻着翻着,突然一篇关于张志新为捍卫真理而英勇牺牲的文章吸住了他的目光。

他很快读完了这篇通讯,被张志新同志坚持真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作为一个老干部、老党员,他深知在一种极左思潮笼罩全党的时候,要毫不动摇地坚持真理是多么困难!需要多么伟大的人格和精神!需要付出怎样的牺牲和代价!他从张志新的身上,看到了党和人民的希望,看到了国家民族的希望!一种庄严的情感,一种神圣的境界,一种喷薄的热情,立刻涌到他的心上。他抹去欲淌的泪水,挥笔把这篇通讯改了一个崭新的题目:《为真理而斗争》。

这篇通讯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了全国的震动,接着是陶斯亮的文章和其他许多人的文章,他们用血淋淋的、铁一般的事实,对“四人帮”灭绝人性、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罪行,进行了毁灭性的打击和批判,对“两个凡是”和极左思潮、极左路线,进行了无情的荡涤和清除,于是平反文革冤狱、落实干部政策由此也拉开了序幕。

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老而弥坚的秦川同志,也由此进入了他一生中最为坚定、最为辉煌的新阶段。秦川同志告诉我们,他说,自张志新事件以后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他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严肃的反思和内省,感到了自己的不足。他认为,在捍卫真理的大是大非面前,只有像张志新那样视死如归、义无反顾,才能真正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于是,在他以后升为总编与总编兼社长的几年里,做了他力所能及的工作,而没有因为保乌纱而逡巡不前、模棱两可、执其两端,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和无畏精神。

批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时候,他跟上去了;沿海改革开放引起姓社姓资的大辩论时,他扑上去了;

有人要搞清理精神污染、断送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的时候,他顶上去了;

……

他终于得罪了那一二位主管意识形态的大人物,他们一次次给他打招呼:“要他‘不要东倒西歪,要拿定主意’。”并一再向他示好,放出话说:“希望在您身上。”

1985 年,他被迫提前离开了《人民日报》,按五年一届的规定,他还应该再干两年。但他已经无所谓了。对党和人民,他没有违背良心,他该说的,都说了;他该做的,都做了;该斗争的,他也斗争了。他无怨无悔,心境平和,充满希望。

不过这里有份绝妙的材料,它是一份秦川 1992 年在一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发言的打印材料,那时他是中央委员,也正是苏联解体和国内姓社姓资辩论激烈的那段关键时刻。看了这份发言稿,你会看见他斗争的英姿,听到他尖锐的抨击,感受到他捍卫真理、维护改革开放路线的火热激情。现将这篇发言打印材料摘抄于下。

注意有人从“左”的方面影响党的路线

秦川委员说,苏联的瓦解内因是主要的,外部势力推行的和平演变并没有按西方的意图发展,内因是路线错了。而中国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尽管国际形势变幻,我们都能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我们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始终贯串着一条红线,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紧紧地推动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的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一句话,我们有了一条正确的路线。但是,这一年来有些动向值得我们注意。一位有影响的同志谈到建国以来历史时讲“文化大革命还是有必要,只是不要往下层层抓”,说什么小生产者无时无刻不在产生资本主义“有些地区私营经济的发展规模很大,通过剥削手段聚集的财富很多,尽管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形成了新的剥削阶级,但是一个新生的剥削阶级正在形成之中”。这是企图攻击我国社会主义路线的一个信号。

一年来,大致在两个问题上有人大做文章:一个是改革的性质问题,即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一个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否正确的问题。矛头是扭转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光明日报》首先发表文章提出要问“改革是姓社还是姓资”。这本来是去年七中全会时已经解决的问题。《人民日报》也不落后。上海为加快浦东的改革开放,宣传中央领导同志对上海的批示精神,《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笔名连登三篇评论,9 月 2 日,人民日报发表《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在发表前,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凭空加上要问“现在的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等字句。当晚广播发出后,中央立即加以制止,派人从《人民日报》拿来原稿,加以修改,第二天见报时,姓社姓资的几句话才没有出现。有人对于中央的纠正并不高兴, 9 月 18 日《人民日报》内部文件发了一个材料,共中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便是戈、叶之流的应声虫”。矛头所指不是很清楚的吗?奇怪的是在发表此材料的编者按中,又加上“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要为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贡献自己的一切。这是为什么?

事情并不就此结束,在杨尚昆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讲话后,12 月 10 日该报理论部主办的《理论参考》又发表一篇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兼析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教训》:公然批评“经济搞好了,充分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就能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的说法站不住脚。

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的目的,因此对于改革的手段就不能不问它是姓社姓资。又说:“是否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非检验改革唯一标准。”又提出:“既要解决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又要注意克服过分夸大改革作用的倾向。”在八中全会之前,《人民日报》发表一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阶段主要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文革”中的论点基本一样。

以上只就我身边有限材料摘出。主要想说明现在确是有人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影响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绝不能等闲视之。

这就是秦川,一个敢于大声说出自己意见的人,一个敢于坚持真理、不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人,一个从赤水河畔走出去的贵州人!

据说,当他发言完毕走下讲台的时候,有人都涌过来和他握手,说他讲得好!赞扬他的精神,支持他的观点。

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贵州人秦川!



                                                               《文史天地》2003 年 2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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