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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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飞生平年表(上册)

王若飞生平年表(上册)

作者:张克 阅读量:23 点赞:0

编者按:今年 10 月 11 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王若飞诞生 100 周年,在中共贵州省委的关怀和支持下,安顺地委、安顺市委和贵州人民出版社联合编辑出版了《王若飞文集》。在《文集》即将出版之际,本刊特选登张克同志撰写的《王若飞生平年表》一文,以表达对若飞同志的怀念之情。

1896 年 10 月 11 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农历九月初五),王若飞出生于贵州安顺北街一个号称“北城王”的家庭,取名运生,号继仁。王若飞对这个家庭有明确的看法,他说:“我于 1896 年生于贵州安顺城内一个地主家庭中。亲祖母早死,只在五岁前,我是九十多岁的曾祖父最宠爱的小孩。自曾祖父死后,祖母即将我父亲逐出(偏爱其亲生的伯叔)。我母被留作磨坊推磨与厨下烧饭工作。而我与妹妹则成了祖母伯叔每天拳打脚踢的东西。”

1904 年,黄齐生亲赴安顺,仗义将小外甥王若飞接到贵阳(随后也将母妹接来)。王若飞对舅父此举也一生铭记不忘,他说:“我父亲当时流浪各地,自己衣食都照顾不过来。所以我童年时代,完全是在舅父家中养活长大的。我舅父家庭也很清贫,完全靠教书过活。”

王若飞来贵阳后,进了达德学堂,学堂当时有规定,初等一年级要收读过两年书以上的学生,他尚未读过书,只能进初等预备科。

这所学堂的前身是王若飞的大舅父黄干夫与凌秋鹗等人于 1902 年创办于贵阳城中忠烈宫的算术馆,后改为达德书社,进而又改为达德学堂。先是黄干夫任堂长、凌秋鹗任总董,后来黄干夫赴日本留学。黄齐生辞去群明社绸布业分庄总经理的职务,到达德学堂任教协助凌秋鹗办学。王若飞就是在这个时候进入达德学堂的。

1905—1910 年,王若飞由于在安顺旧家受尽虐待,身体虚弱,智力也差,功课赶不上,头一年在预备科就留了级。第二年,在黄齐生和预备科讲习的培育下,王若飞身体逐渐强壮,思想开了窍,勤奋学习,年终考试,一改前观,各科成绩都很好,品学兼优,从预备科跳到了初等二年级。后来又连跳两级。在此期间,王若飞还根据歌颂我国古代女英雄花木兰《木兰诗》“关山度若飞”的意境改了名字,立志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奉献一生。

1911 年 10 月 10 日,武昌爆发辛亥革命,贵州革命党人迅速响应,宣布独立,成立贵州军政府,达德学校师生参与贵阳的革命活动,王若飞兴高采烈参加学生队,扛起枪在贵阳街头维持秩序,稽查城防。

也就是在革命高潮中的 11 月 15 日,王若飞以优异成绩结束了他的小学学业,考试名列第二,得奖一颗宝星。辛亥革命使王若飞和他的同学们欢欣鼓舞,充满希望。

1912 年,王若飞怀着既想依傍舅舅再读几年书,又想自己挣钱养家以慰母亲的矛盾心情,到文通书局谋到一个印刷学徒工的差事。第一次拿到四块钱工资交给母亲,不想却被印刷机器砸断了手指。当年搭救过黄齐生的蔡衡武得知此事,又向王若飞伸出搭救之手,叫王若飞转到他的群明书店做练习生,特许王若飞一边工作,一边读书,直至 1914 年 2 月。

1914 年 2 月,担任省实业厅长的黄干夫被委派为矿务总办,到铜仁矿务局主持开发矿业,两位舅父和母亲一致决定要王若飞随大舅父前往,担任书办,协助大舅父管理文书事务。他开始和苦难深重的矿工发生联系。

这期间,由舅父黄齐生安排,王若飞在客居的铜仁,和事先并不熟识的朱珍文结婚(直到在法国勤工俭学时解除这门亲事)。

1915 年 5 月,各地展开了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阴谋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的斗争。袁世凯从通过筹安会制造称帝舆论到 12 月 12 日公然宣示承受帝位。凌秋鹗、黄齐生率领达德学校教员 22 人在全国较早地发出一份反对恢复帝制的电报。云南宣告独立,声讨袁世凯。袁世凯命令靠近云南各省“严筹防剿”,屯兵湘黔边境。黄齐生到护军使衙门大胆陈词,敦促贵州护军使刘显世公开宣布反袁。刘显世任命黄齐生为赴各省联络的贵州代表,先去云南疏通滇黔意见,顺便到沿海省份走走,对于倒袁成功后的总统问题,也要表达表达贵州的意见。黄齐生取道昆明、海防、香港赴上海,令在铜仁的王若飞任秘书携款若干速经湖南往上海会合。黄干夫在铜仁也在说服驻军团长彭公武举义讨袁。王若飞行到湖南辰溪,被驻当地袁军扣留,折腾月余释放,这是他第一次被捕。

这已经是 1916 年了,王若飞和舅父一行会合后,按计划赴江苏、山东、河北等省,表达贵州对新总统人选问题的意见,并考察这些省的教育情况,随后又去日本作同样的考察。归途中,取道长江,一直走到峨眉山,稍事休养后才回贵阳。达德学校开了一个谈话会欢迎王若飞,王若飞第一次登台讲演,报告了此次出游的情形。

1917 年 2 月,达德学校作了一个有远见的大胆地决定:派人到日本留学,并于当年派出首批三名留学生。

王若飞在达德学校任职,担任文牍员和国文教员,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为出国留学创造条件。年底,王若飞通过考试,取得了官费留学日本的资格。

1918 年 1 月,黄齐生率领包括王若飞在内的十几名官费留学生到达日本东京,为了领取官费,王若飞报名入日本明治大学教育系,实际上是自学,考察社会。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王若飞尽力搜读社会主义刊物。

1919 年 5 月,“五四”运动爆发,王若飞随黄齐生一行愤然离开日本回国,参加宣传工作。

王若飞参加由黄齐生率领的贵州教育实业参观团,从南方的“模范县”南通参观起,出江苏、走山东,经河南,过河北,到北方的“模范省”山西,最后到北京。五四以后的北京,思想、文化都很活跃。王若飞广泛阅读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人的文章,还听了杜威博士和胡适教授的演说,仍旧返回南方,在上海附近的昆山县找个破庙住下。

王若飞等人已注意到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并向黄齐生提出要求。黄齐生带王若飞到上海活动,为同学们筹集赴法路费,得到蔡衡武的支持,蔡衡武有意要王若飞到他新办的一个纺织厂当经理,王若飞选择了出国留学的道路,蔡衡武对王若飞表示理解和支持。

10 月中旬,王若飞等从上海乘船赴法,11 月下旬到达巴黎。

1920 年 1 月,通过法华教育会的安排,王若飞进入巴黎北边不远的方登普鲁公学补习法文,为时 4 个月。

4 月 5 日至 5 月 10 日,王若飞在圣夏门钢铁厂“勤工”,工种是制模,写有《圣夏门勤工日记》,发表在当年 11 月出版的《少年世界》杂志上。

下半年,王若飞按照“稍积款只要能支半年用费,就读书,完了又做工”的主张,来到巴黎南面小城蒙达尼的一所公学读书,和在这里学习的湖南勤工俭学学生蔡和森等结识。

为了“访求思想前进的同志”,王若飞由蔡和森带领去访求湖南同学,由赵世炎、陈延年带领访求京津、河北同学。一时间,王若飞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志,他有时还在蒙达尼橡胶工厂做工。

1921 年新年伊始,一个主要由湖南同学组成的“以实行社会革命为宗旨”的团体——工学互助社在蒙达尼公学宣告成立,王若飞受邀加入了这个社会主义的组织,王若飞在会上阐述了“要走苏俄工人阶级的道路”的道理,在同志中间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周恩来也加入了工学互助社,并建议将名称改为工学世界社,王若飞非常敬佩这位新来的战友。

2 月 28 日,王若飞和周恩来、蔡和森、陈延年等组织在巴黎的四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进军中国驻法公使馆,进行请愿斗争,口号是争取“吃饭权、劳动权、读书权”,史称“二二八”运动。

由于王若飞广泛结交朋友,他在各地同学间起着联络、推动,有时甚至是斡旋的作用。赵世炎、李立三和蔡和森、向警予在勤工俭学的“主义”与“手段”存在分歧。4 月的一天,王若飞专程陪同赵世炎到蒙达尼同蔡和森等面谈,终于消除隔阂,结束争论,团结起来,共同革命。

7 月,北洋军阀政府派员到巴黎向法国政府借款,工学世界社的周恩来、蔡和森、王若飞等领导勤工俭学学生奋起反对,7 月、8 月相继召开两次声势浩大的拒款大会。王若飞亲自到蒙达尼、圣泰田、圣夏门、里昂、方登普鲁、哈费尔、哈佛娄等地做工作,向巴黎发来大量的支援电报。

9 月至 10 月,华法教育会在里昂创设了一所为中国留学生而建、以法国退回庚子赔款为经费的中法里昂大学,却规定不招收勤工俭学学生,勤工俭学学生开厂做工。

王若飞、赵世炎、陈延年等由阮爱国(胡志明)介绍加入法国共产党。在得知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的消息后,他们即迫不及待地向中共中央写信申请加入。张申府、廖焕星从国内带来中央的复信,承认王若飞等加入中国共产党。

7 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已经加入共产党的党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王若飞当选为总支部委员。

8 月中旬,王若飞分工做华工工作,在加强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的团结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1923 年 4 月,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负责旅欧总支部选派青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工作,王若飞被选上,经柏林赴莫斯科。

到 1925 年 4 月,在东方大学期间,王若飞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暑假期间,还到苏联的工厂、农村实习。

列宁逝世后,王若飞亲耳聆听了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东方大学各国学生面前所作的一场公开辩论。

年底,王若飞进入东大中共支部负责人班子。

1925 年 3 月,王若飞在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4 月,王若飞被派遣回国工作,经海参崴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机关报到。

5 月初,王若飞到广州参加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会后参加二次劳大党团委员会总结工作,与担任党团委员会书记的张国焘发生争执。

中旬,王若飞受中央派遣到河南工作,帮助国民二军开办类似黄埔军校的军官学校。他先到北京会见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总负责人李大钊,李大钊许他先以北方区委巡视员的资格,去河南检查工作,相机开展活动。

下旬,王若飞抵开封,情况有变,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去世,继任人岳维峻拒绝执行胡景翼和李大钊制定的计划。王若飞与国民二军中的共产党员商定,办不成“北方黄埔”就建团、建党,搞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

6 月 7 日,郑州召开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王若飞以全国总工会代表的身份参加大会并发表讲话。

7 月,王若飞派交通送报告到上海,向中央请示执行第二方案,中央指示同意建立豫陕区执行委员会。王若飞任书记。王若飞捎信到北京向李大钊报告,李大钊专程来郑州与王若飞商量工作计划。

王若飞深感抓舆论阵地的重要,经过他与肖楚女的紧张筹备,《中州评论》9 月 1 日起在开封出版发行。

王若飞发表一系列文章,就单独对英问题、反奉战争问题,旗帜鲜明地发表意见。

此间,王若飞和李培之结婚。李培之,察哈尔人,共产党员,党组织派她到郑州豫丰纱厂做工人运动并编《工人周报》,婚后十多天,李培之即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0 月,王若飞主持召开中共豫陕区执委会会议,讨论加强河南农民运动问题。

12 月,反动军阀集合起来围攻国民党,国民二军失败,河南形势危急,王若飞采取紧急措施,迅速撤退豫陕区执委会,公开露面的领导人过黄河北上,还能在当地坚持的则转入农村。

王若飞抵北京,他和赵世炎、陈乔年随同李大钊与北京卫戊司令鹿钟麟谈判,动员鹿发动又一次“首都革命”,杀掉段祺瑞,挽救危局。鹿钟麟不干。李大钊决定,“首都革命”照样进行,发动学生、工人举行示威游行:“驱日军出奉”,“请段贼滚蛋”。

“首都革命”失败。

1926 年 2 月,王若飞接到上海来的调令,任他为中共中央秘书长。总书记陈独秀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均实行家长式的领导与机会主义的领导,王若飞处在盲目信仰执行的位置。

从 1926 年 10 月到 1927 年 3 月,王若飞参加了上海工人阶级举行的三次武装起义。第三次起义划了七个起义地区,王若飞分工负责南市区的起义。

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中旬,王若飞在武汉参加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五大后,王若飞被派回上海参加江苏省委常委工作。“八七”会议后,王若飞任江苏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农民部长,负责领导江苏各县的秋收暴动。

从此到 11 月上旬,王若飞先后在宜兴、无锡、江宁、崇明、青浦、海门等处组织暴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和经验不足,均告失败。

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追究许多领导人的责任,以“王若飞指导错误”,给予党内警告的处分。王若飞认为他不该受处罚:“我已盲动到那样也够了。”

1928 年 2 月,王若飞到江苏南通、如皋巡视工作,指出要把农民工作深入一步,领导群众进行武装起义,支援苏南和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对这一带随后爆发的农民起义和红十四军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

1928 年春,王若飞遵照中央的决定,离开上海经海参崴到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6 月 25 日,王若飞在六大会上发言,参加六大政治报告的讨论。

六大结束后,王若飞请求留在莫斯科学习,得到批准,进入列宁学院并担任中共驻农民国际代表,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

因工作的需要,王若飞在苏联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组织关系在列宁学院。

1929 年冬苏联清党,王若飞受到审查。当时陈独秀在国内进行公开反党活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张国焘污蔑王若飞加入陈派组织,建议国际开除王若飞的党籍,经国际监察委员会严密审查,确认远在莫斯科的王若飞参加陈派反党组织是无根据的,但认为他在大革命时期犯过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在六大会上发表过同情陈独秀的言论,给予他严重警告和参加生产一年的处分。

1931 年上半年,王若飞在莫斯科郊外的斧头镰刀工厂参加生产劳动,做铁工活。

7 月,王若飞被派回国开辟西北陕甘宁绥一带农民解放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担任西北工作特派员。王若飞化名黄敬斋,带着几个助手,以皮毛商人的身份经蒙古人民共和国进入绥远。

9 月底,王若飞抵归绥,后到包头、五原等地,找到当地蒙古同志云泽(乌兰夫)等,研究决定了党在内蒙古的工作方向。

10 月下旬,王若飞准备从包头去宁夏,就在动身的头一天晚上,被当地警察逮捕。

11 月上旬,王若飞被解送到归绥,入绥远第一模范监狱。

1932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三省,攻下山海关,进攻热河。

1933 年 1 月,王若飞给绥远省政府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写了一封长信,说明他对于这个民族革命的抗日战争工作的意见,并要求能给予他以实际参加的机会,使他的血能流在这伟大的革命战争中。

3 月,黄齐生将王若飞给傅作义的长信,附上另几封书信,加上《抗日战争策略》的题目油印很多份向各方面散发,要求社会人士支持正义,争取王若飞出狱。

1934 年 4 月 23 日,绥远高等法院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判处王若飞有期徒刑十年。

1936 年夏,王若飞被从绥远解送到山西太原,入太原陆军监狱。

1937 年 4 月,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影响下,经党组织的营救,王若飞无条件出狱。

8 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的指示下,王若飞离开太原经西安到达延安。

9 月,王若飞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宣传部长,随后任军委总政联络部长。

1938 年起任中共中央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军委副参谋长。

1939 年 12 月,王若飞向党的高级干部作《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1940 年 2 月下旬,王若飞与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肖劲光将军,受军委主席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之命,到秋林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举行谈判,达成山西新军、旧军停止武装冲突的协议。

是夏,中共中央成立党务研究室,王若飞任主任,下设根据地组、大后方组、海外组。

1941 年 6 至 7 月,王若飞参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经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作为整风运动学习文件之一。

1942 年 1 月 28 日,王若飞参与起草并由毛泽东最后修改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经中央政治局通过发布实施。

1943 年 12 月 20 日、21 日两个上午,王若飞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作《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报告。

1944 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派王若飞和林伯渠作为代表,准备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5 月上旬,王若飞、林伯渠到达西安,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进行谈判。

5 月 17 日,王若飞与林伯渠从西安飞重庆同国民党代表继续进行谈判。中央决定王若飞协助董必武主持南方局工作。继后又决定由王若飞主持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周恩来已回中央工作。

5 月 23 日,王若飞与林伯渠、董必武应邀参加民主党派领袖章伯钧、沈钧儒举行的宴会。

5 月 26 日,王若飞与林伯渠、董必武应邀参加民主建国会领袖黄炎培举行的宴会。

11 月 13 日,周恩来、王若飞出席郭沫若主持的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举行的宴会。

11 月 16 日,周恩来在曾家岩宴请美国新闻处三位客人,王若飞等出席作陪。

1945 年 1 月 1 日,王若飞赴沈宅拜访沈钧儒。

1 月 12 日,王若飞与郭沫若、柳亚子、马寅初等为沈钧儒 71 寿辰祝寿,并会谈时事。

1 月 14 日,王若飞在枣子岚垭 83 号向沈钧儒、黄炎培等通报时事。

1 月 25 日,王若飞与周恩来在曾家岩为民主党派领袖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报告会。

2 月 16 日,王若飞送舅父黄齐生赴延安定居。

2 月下旬,重庆发生国民党特务行凶枪杀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的惨案,王若飞抓住这一事件,在国民党的陪都重庆,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组织了一次打击特务嚣张气焰的群众运动,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统治区的“胡世合运动”。

3 月 17 日,王若飞与黄炎培、冷御秋等谈话表示国共问题愈难接近。

3 月 23 日,王若飞在一次报告会上向民主人士通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复电周恩来,请勿对国共谈判作最后决定,待他来商谈。

4 月 2 日,王若飞与黄炎培、沈钧儒、孙科等聚餐谈国共谈判问题,大家一致请他发电欢迎周恩来、董必武来渝。

4 月 8 日,王若飞出席由各民主党派领袖和重庆文化界人士发起召开的慰问郭沫若的叙谈会并发表讲话。这个讲话次日以《中国人民需要郭先生》为题在《新华日报》上发表。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王若飞因在重庆工作,未能与会;会上,被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5 月 23 日,国民参政员褚辅成在参政会宴请王若飞、黄炎培、王世杰等,提出恢复国共谈判的办法。

6 月 7 日,王若飞在曾家岩欢送郭沫若赴苏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 22 周年纪念会。

王若飞访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商谈国共两党的合作问题。

6 月 18 日,王若飞向民主人士通报,我党将不参加国民党拟于 7 月 7 日召集的参政会,并表示:如国民党接受我党关于联合政府三条建议,则当继续商谈。

6 月 24 日,王若飞出席重庆文化界为祝贺茅盾五十寿辰举行的茶会并在会上致词,当天重庆《新华日报》以王若飞写的《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祝茅盾五十寿日》一文作为社论发表。

7 月 1 日,王若飞陪同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六参政员自重庆乘飞机至延安,受到毛主席、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的热烈欢迎。5 日,六参政员乘机回重庆,王若飞留在延安。

8 月 3 日,王若飞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报告,汇报一年多来在重庆的工作,分析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对统一战线工作、发展解放区力量等提出自己的看法。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这一天起至 23 日,蒋介石连发三次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到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8 月 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专程飞延安迎接的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飞往重庆。当晚出席蒋介石在山洞官邸为中共代表举行的宴会,并在山洞林园留宿。

8 月 29 日,周恩来、王若飞举行茶话会招待重庆各界人士,王若飞说明中共要求国民党政府从速实行我党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措施。

8 月 30 日,王若飞参加毛泽东在桂园与民主党派领袖张澜、沈钧儒等的商谈。

8 月 31 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进行长时间商谈。

9 月 1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举行的鸡尾酒会。

9 月 2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民主同盟举行的午宴。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蒋介石为庆祝抗战胜利举行的盛大宴会,会上与国民党党政要员会面。

9 月 3 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举行商谈,并将我党提出的会谈重点十一条方案交付对方,标志普遍交换意见阶段完毕。

9 月 4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共进午餐。晚,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开始举行正式谈判。

9 月 5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蒋介石为欢迎苏联驻华大使彼得罗夫举行的宴会。

9 月 6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于右任和宋庆龄举行的宴会。

9 月 7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拜访英国驻华大使薛穆、法国驻华大使贝志高;出席加拿大驻华大使欧德伦举行的茶会。

9 月 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参加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举行的宴会。

9 月 8 日、10 日、11 日、12 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就政治会议、国民大会、省区划分、重划受降区和缩编军队五大问题举行谈判。

9 月 11 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提供的其公馆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等,就国内团结问题交换意见。

9 月 13 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出席戴季陶举行的招待会。

9 月 15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在重庆的外国记者首次举行招待会。

9 月 15 日、19 日、21 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就解放区和军队驻地问题进行谈判。

9 月 20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应邀出席《大公报》举行的午宴。

9 月 25 日,周恩来、王若飞出席参政会举行的宴会,国共双方代表在会上报告谈判经过。

9 月 28 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继续就军队问题进行谈判。

9 月 29 日,国共双方在参政会举行聚餐会,参加者除国共双方代表,还有张澜、沈钧儒等,共同商谈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

10 月 2 日、5 日、8 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继续就政治、军事问题进行谈判。

10 月 8 日晚,王若飞参加张治中为欢送毛泽东举行的晚会。

10 月 9 日,王若飞参加蒋介石为欢送毛泽东举行的午宴。

10 月 10 日下午,《政府和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在桂园签字,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邵力子在《纪要》上签字(王世杰是后来补签)。

10 月 11 日,王若飞与张治中陪同毛泽东乘飞机返回延安。

10 月 12 日,王若飞与张治中同机返回重庆。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17 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就政协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解放区问题、双方军队停止前进问题等进行商谈。

12 月 5 日,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来访王若飞、董必武,双方就政协会议问题进行商谈。周恩来已于 11 月 25 日返回延安。

12 月 12 日,王若飞以答《新华日报》记者的方式,公布中共出席政协会议代表名单,他们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吴玉章、叶剑英、陆定一、邓颖超,由周恩来率领。

12 月 16 日,我党出席政协会议代表乘机到达重庆。

12 月 18 日,包括王若飞在内的我党出席政协会议代表举行记者招待会。

12 月 19 日上午,我党代表与张澜、张东荪就召开政协会议问题交换意见。中午,我党代表宴请国民党代表邵力子等,就政协会议问题进行商谈。

12 月 22 日,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到机场参加欢迎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赫尔利已于 11 月 27 日辞职。

12 月 23 日,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往访马歇尔。

12 月 27 日,国共两党恢复谈判。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邵力子、张群就停止内战和政协会议问题进行谈判。

12 月 28 日,我党代表设宴招待民主党派领袖张澜、沈钧儒、章伯钧等,就政协会议问题交换意见。

12 月 31 日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函复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表示完全同意即日停止武力冲突。

1946 年 1 月 1 日至 5 日,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进行会谈。

1 月 7 日,王若飞出席政协全体代表茶会,商谈政协会议程序问题。下午,我党代表团在胜利大厦举行鸡尾酒会,招待中外各界人士五百余人。王若飞与我党代表在门口与来宾一一握手。

1 月 9 日,王若飞、董必武出席民主建国会在西南实业大厦招待政协代表茶会。

1 月 10 日上午,政协会议开幕,王若飞与我党代表出席会议。

下午,国共双方代表签署《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即《停战协定》。

1 月 11 日,王若飞为重庆《新华日报》成立八周年纪念特刊题词:“努力为人民服务,忠实反映人民大众的需要,并力求其实现。”

1 月 11 日至 15 日,王若飞相继出席政协第二、三、四、五次会议,参加讨论,议决许多迫切问题。在五次会议上公布分组人员名单,王若飞为政府组织组成员。

1 月 16 日至 18 日,王若飞出席政协第六、七、八次会议,参加讨论军事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我党代表正式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还提出关于军事改革的十二项建议。

1 月 18 日晚,王若飞被邀请在政协陪都促进会第五次会议上作报告。会场遭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王若飞沉着应付混乱局面。

1 月 19 日,王若飞出席政协第九次会议,参加讨论宪法草案问题。

1 月 20 日,重庆各界在沧白堂举行庆祝国内和平大会,王若飞出席大会并讲话。

1 月 22 日至 25 日,王若飞出席政府组织组会议,讨论政府改组问题。

1 月 27 日,王若飞出席政协陪都促进会大会,在会上报告政协会议各组进展情况。

1 月 28 日,王若飞出席政府组织组会议,参加讨论政府改组问题,达成协议。

1 月 31 日,王若飞与我党其他代表出席政协第十次会议。会议通过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大会问题、改组政府问题、施政纲领问题以及军事问题等协议。这些协议不同于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不利于反动派,这是我党领导人民进行积极斗争的结果。

政协会议宣告闭幕。

2 月 10 日,重庆各界在校场口举行庆祝政协会成功大会,会场遭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受伤。

2 月 11 日,包括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在内的重庆 11 位知名人士为校场口事件联合致函蒋介石。

是日,王若飞、董必武乘飞机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政协会议情况。 2 月 13 日,王若飞同董必武返重庆。

2 月 22 日,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组织反苏游行,并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及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和要求。

3 月 3 日,叶挺出狱,王若飞在中共代表团驻地会见他表示欢迎。

3 月 7 日,我党代表团对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再次提出抗议。

3 月 14 日,王若飞参加政协综合小组与宪法审议委员会协商小组联席会议,讨论改组政府人选和宪法草案、国民大会等问题。

3 月 18 日晚 8 时,我党代表团为国内局势问题举行中外记者报告会,周恩来作报告后离去,王若飞、秦邦宪回答记者提问。

3 月 18 日、19 日,周恩来、王若飞、董必武函约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邵力子、张群商谈关于国民党二中全会推翻政协决议问题,商讨实施政协决议具体办法。

3 月 20 日,王若飞接受黄炎培、冷御秋、江问渔为苏北运河急需培修事来访。

3 月 23 日,黄齐生代表延安各界来重庆慰问校场口事件受伤人士,王若飞到机场迎接。

3 月 25 日,为暴徒捣毁《新华日报》营业部未得合理解决,我党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第三次抗议。

3 月 27 日,王若飞再次接受黄炎培来访谈运河工程事,黄并请电告苏北。

3 月 28 日,周恩来、王若飞宴请黄炎培等人,商谈苏北运河工程事等。

3 月 30 日,王若飞出席政协综合小组会议,代表我党代表团发表声明:在政府未履行四项诺言、国民党二中全会违反政协决议,宪法草案修改原则争议未决等情况下,我党实无提出国府委员名单之可能。

4 月 1 日、3 日,王若飞出席政协综合小组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并对青年党的错误行为提出批评。

4 月 6 日,黄齐生在王若飞母妹住处设家宴招待沈钧儒、郭沫若、吕凤子、陶行知、李公朴等人,王若飞出席作陪。

4 月 8 日,王若飞乘飞机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黄齐生慰问事毕也同机回延安。同机回延安的还有秦邦宪、邓发、叶挺以及王若飞的舅舅黄齐生、表侄黄晓庄等。因飞机在雾中迷失方向,于当日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 40 公里的黑茶山撞山焚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 50 岁。

在延安和重庆两地为四八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向四八烈士送了挽联并发表悼念文章。在王若飞遇难的头一天晚上,周恩来和王若飞作了长时间交谈,周恩来回忆说,王若飞在他们最后一席谈话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一切要为人民打算!”


                                                               《文史天地》1996 年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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