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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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素园老人的抗日救国活动(上册)

周素园老人的抗日救国活动(上册)

作者:陈棻德 阅读量:22 点赞:0

1936 年早春,北上抗日的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突破国民党当局的围追堵截,到达崇山环绕的黔西北重镇——毕节县城。

初来乍到,有的红军基层干部,不明情况。当看见这里一座古雅、端庄的宅院,便断定是“富豪之家”。于是带着战士们进去“打土豪”,不料却在书架上搜出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书中密圈细点。红军干部和战士们不禁惊异起来:“地主还读马列?”他们很快将情况向军团政治委员王震报告,王震立即派人将这家主人请来详谈。这人便是贵州有名的“才子”、贵州辛亥革命元老,一生饱经忧患,孜孜以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周素园老人,他时年 57 岁。

他是晚清贡生,1907 年曾创办贵州历史上第一张报纸——《黔报》,以启迪民智,传播民主革命思想。1910 年 11 月,与张百麟等人一起成功地领导了贵州辛亥革命,建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被推为行政总理。不久,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凶残地颠覆了革命政权。他被迫四处流亡,备尝艰辛。

他从自己惨痛的经历中体验、求索,终于认识到共产党是坚决抗日,拯救民族危难的救星,在贺龙、任弼时、肖克等同志的启导和支持下,他毅然出任由红军组建并领导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历经 55 个年头后,王震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他的参加革命工作,在当地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使我军在毕节地区得到了一个月的休整,并扩军五千人。”

红军继续北上抗日,他不顾自己年老、体弱多病,坚决要求随军行动。踏崎岖野径,转战乌蒙连峰,经云南,渡金沙江天险,爬大雪山至西康甘孜,向阿坝前进途中绝粮,以啃草根饱腹,到达草地宿营,他得以下联句:

欹枕未干额上露;

开脸乍见眉际霜。


越岷山,进入甘肃岷州,他被任命为甘肃人民委员会教育部长。

他不畏惧于蒋介石的屠杀政策,以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的抗日救国夙愿。 1936 年暮春,他随红军途经云南时,运用旧时关系,给龙云(时任云南省主席)、孙渡(滇军将领)、鲁道元(旅长)写信,希望彼等继承护国首义的光荣传统,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红军抗日,而不助纣为虐,为蒋介石火中取栗。龙云接信后,一方面把他的信件摄影呈报给蒋介石;另一方面,也从自身利益考虑,放松了对北上抗日红军的堵截,使红军得以顺利渡过金沙江。

这年 7 月下旬,在下甘孜,他通过电台广播,向国人揭发蒋介石降日妥协的卖国政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待。同年 12 月底,他来到延安,亲睹革命抗日圣地的许多新气象,看到祖国和人民的新前途,他的精神更加振奋。在给家人的信中,他动情地写道:“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完全两样,对于种种关系,都看得极空阔、极潇洒,把旧日那些迂谨固执性格烟消云散了。”同时,他还写了两首七律,寄给家人:

             其一

艰难尝尽好归田,退老闲居十二年。

漫信山中能避地,翻从井底得观天。

强权胜后人无类,学道成时犬亦仙。

为导迷盲遵觉路,敢辞残废着先鞭。


             其二

慈悲只是口头禅,遗臭流芳两漠然。

祖国山河甘断送,吾曹兄弟苦颠连。

前途展拓凭金甲,大任担当要铁肩。

可有还童真妙求,让余腾步学高骞。

(注:高骞:即展翅高飞。)


这两首诗,深刻地揭示了他参加红军的经过和心愿,批判了国民党当局在抗日御敌上的妥协、投降。形象地表露了自己愿在党的领导下,返老还童,振翅高飞,为拯救民族危难,坚决抗日的雄心与毅力。读之令人感动。

在延安,他一面如饥似渴地继续学习马列著作;一面抓住空闲努力写作,应红军大学之请,他写出了《洪宪叛国记》作为教材,还为纽约新历史社征文,写了《世界人类如何才能完成普遍裁军》。

在此期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他遵照毛泽东的旨意,运用自己往昔的种种社会关系和渠道,分别给张学良、何应钦、王伯群、吴忠信、朱绍良等人写信,传达共产党的正确主张,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作出贡献。1937 年初,当国共合作谈判陷于停顿时,他又给张道藩、冯自由、张继、冯玉祥等写信,以推进谈判进程。

在给黔人张道藩(时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后任中央宣传部长)近 3000 字长函中,他坦诚地叙述了自己参加红军北上抗日的动机和衷情,他写道:“为什么杜门十二忽然参加了红军,这就不能不说是南京的抗日政策逼我走上了这条路。‘九一八’以来,四五年间主权丧失几何?而政府一次退让,三次、四次仍退让。我觉得与其垂老而当亡国奴。不如同情抗敌队伍,把我的这根老骨头投掷荒原,或可对麻木懵懂的群众刺激一下,使大家赶紧觉悟,一致救国。”在最近出版的《周素园文集》中,当我这个黔西北后生于深夜捧读到这段文字时,不能不被这位乡贤前辈,当年如此炽烈的抗日救国情怀而深受感动。

“七七”抗战爆发后,他受聘为八路军高级参议,他曾有“执戈以从”义赴国难的要求。他自 8 月以后,他两脚红肿,体质更弱,他为自己“坐享优待”“尸位素餐”而内疚。

其后,针对新的形势,他萌发了更为实际的念头,主动要求返回大西南,从事地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毛泽东主席同意了他的请求,他遂带着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离开延安。抵达重庆后,他先后三次致函贺国光(时任国民党政府重庆行营参谋长)。根据国共合作抗日后的新局面,要求释放红军战俘及其他“政治犯”。他在信中写道:“委座历次谈话皆主张巩固统一,精诚团结。此辈血气青年,国家既待以不死,正可使之效命疆场,增加抗战力量。”又写道:“盖以最近战局形势,为国家为民族均宜爱护抗敌力量,化无用为有用,增一分算一分。”对他的三次致函,贺国光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原因,既不答复又拒绝会晤。他旋去成都,洽谈却颇为顺利,他受聘为四川省政府顾问。四川代理省主席邓汉祥,在他敦劝下,决定汇去法币四万元以补助陕北公学办学。在四川欢迎九世班禅的宴会上,他结识了四川动员委员会的领导人张澜、胡景伊,他向他们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他们十分乐意地把他从陕北带来的彭德怀论游击战的小册子,大量翻印,送给大后方群众阅读。

1938 年 1 月,龙云接到他和他受毛泽东之托带给云南当局的信函后,两次来电邀请他去昆明,他受聘为云南省政府咨谋,在昆明逗留 80 余天,他做了不少支持抗战的工作。他把西安寄给他的一些革命理论书籍给郑一斋、徐嘉瑞、刘惠之等人学习,鼓励他们举办进步的座谈会。他介绍了革命青年朱家璧、张子斋等去延安进行深造。他在昆明还为浴血奋战在极端恶劣环境中的八路军战士募集治伤特效药——云南白药二万余盒,邮寄西安,转送前线。

在昆明,每天来访、询问延安和抗日前线的情况的客人平均总在 20 人以上。云南的国民党当局非常恼怒。后由(周素园的)老友胡蕴山告诫他:“再不识相,就不客气了。”这样,他回到了故乡贵州。行抵贵阳,这里早得到特工报告,对他布置防范,贵州省党部负责人陈惕庐警告他说:“你最好是回原籍养病去。”于是他隐居毕节乡里,清贫自守,一方面闭门著书,另一方面关注时局。不久,当选为省参议员而活动国民参政员和省副议长均告失败。1941 年,他在家里写成《贵州陆军史》,并任毕节县志总纂。他还积极参与地方办学、讲学,为桑梓培养青少年。

他返乡之初,生了一场大病,病中还惦记着贵州籍的抗日将士,他曾给当时在武汉前线抗击日寇的第八十六军军长何知重写信,建议何采用治军新策,以增强抗敌力量,他在信中说:“大抵军队必须与民众切取联系,而平日政治工作尤宜特别加意。积极倡导各单位的自我批评,不断的检讨弱点,改正缺点,战斗力自逐步加强。”

在此期间,他还为一○二师贵州籍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写铭,铭文中他高度赞扬贵州籍的将士为国牺牲的精神,铭文结尾部分,他写道:

黔于行省号旁边,豪杰间生古固然。万人心死摧强权,史册光芒见新篇。日可倒兮海可填,血肉拼与钢周旋。丹心耿耿昭日月,千年无名何须金石镌。

1944 年,他当选为国民参政员。

在十分险恶、复杂、艰苦的环境中,他为抗日救亡,为团结进步,为民主,为真理,勇于探索,勤于实践,努力奋斗,尽心竭智。毛泽东主席赞誉他是“一个亲切而又尊敬朋友与革命的同志”,“一个奋斗的人”。

1945 年 8 月,他在故乡终于迎来了中国抗日战争和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9 年 10 月,他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同年 11 月,迎来了家乡的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荣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他一生著作不少,功绩突出,贡献卓著。1958 年 2 月 1 日,周素园因病不幸辞世,享年 79 岁。


                                                           《文史天地》1997 年 5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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