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杂志订阅

手机上阅读

扫描下载App

贵州立宪运动的奠基人——李端棻(上册)

贵州立宪运动的奠基人——李端棻(上册)

作者:钟家鼎 阅读量:19 点赞:0

梁启超指出:“吾国四千年之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戌政变记》)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开展洋务运动以图自强,然而清政府的强国梦以甲午一役而败北,有识之士将社会改革从器物层面转向政治层面。

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的政治理念逐渐传入中国。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西方政治制度研究渐成热门,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首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英国的议会。“国中有大事,王及官民俱至巴厘满衙门公议乃行。大事则三年始一会议,设有用兵和战之事,虽国王裁夺,亦必由巴厘满议允。国王行事有失,将承行之人交巴厘满议罪。”书中将英国国会译为巴厘满。魏源对西方议会描述道:“如有按时变通之事,则庶民择其要者,敬禀五爵乡绅之会,大众可则可之,大众否则否之。”(《海国图志》)郑观应说:“泰西列国则不然,其都城设有上、下议院。上院以国之宗室勋戚及各大员当之,以其近于君也。下院以绅耆士商、才优望重者充之,以其迩于民也。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若两院意议符合,则国主决其从违。倘彼此参差,则或令停止不议,或覆议而后定。故泰西政事举国咸知,所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也。”(《易言•论议政》)贵州的黎庶昌多次出使外国,著有《西洋杂志》一书,翔实广泛地介绍日、德、意、奥、比利时、瑞士等西洋诸国国情。对日本国议院、英国议政院、德国议政院、法国议政院的政治活动多有叙述。1883 年,翰林院编修崔国因上折提出 :“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奏为国体不立,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主张由王公大臣组成上议院,由各省民间公举之人士组成下议院。这是中国历史上由官员第一次向朝廷正式奏请开设议院。然而,清政府将该折留中以不了了之。

真正将西方的政治制度拿来作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实践,则是在甲午战败后开始的。甲午一役打破了清王朝举办洋务依靠器物抵抗西方的强国梦。维新派认识到,中国的改革必须从制度层面着手,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戊戌变法由此应运而生,揭开了中国立宪政治的序幕。

戊戌变法有两个方面最为重要的内容:一为教育改革,一为政治改革。从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革实际来看,教育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基础,政治改革必须依赖于教育改革,两者相辅相成。这既是近代中国社会向西方社会学习的历史事实,同时也是戊戌维新派的经验总结。正如梁启超所言:“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教育改革以开办新学堂取代旧学堂,培养维新变法人才取代八股之士为目的。政治改革以开制度局——开懋勤殿,让维新变法人才进入国家权力层,取代封建专制制度为目的。李端棻参与了这两件大事的策划并努力实行。以教育改革而言,李端棻于 1896 年 6 月上著名的《请推广学校折》,奏请在京师成立京师大学堂,各省、府、州、县遍设学堂,并建藏书楼、仪器院、译书局,广立报馆,选派留学生事宜。该折经光绪皇帝批准后上升为清王朝的国家意志,成为维新教育开办新学堂的纲领性文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影响甚巨。以政治改革而言,1898 年是戊戌变法走向高潮的关键一年,史称“百日维新”。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内容主要为经济、军事、文教乃至政治等方面。然而,实际上开制度局——开懋勤殿才是维新派所追求的核心内容。1898 年初,康有为上《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局折》,提出以开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变法方案,该折提出三条变法举措:“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此三条变法举措实际上是维新派变法运动的政治纲领。“大誓群臣”的目的在于要求光绪皇帝将变法作为国家的政治改革目标,以排除变法阻力。“开制度局”和“设待诏所”,反映了维新派要求掌握政权的愿望。因而,这一变法方案遭到守旧派的坚决反对。不开制度局,维新派就不能掌握变法的领导权,变法的目标就不能得以实现,为此,维新派多次发起了开制度局的活动。李端棻支持开制度局。在开制度局被守旧派否决,变法全面受阻之时,李端棻于 1898 年 7 月 24 日上《变法维新条陈当务之急折》。该折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御门誓群臣;二、开懋勤殿选通人入值,议定新法;三、改定六部则例;四、派朝士归办学校。该折以开懋勤殿为核心,以维新派进宫掌握变法的领导权为目的。以开制度局相比,开懋勤殿这一陈请为清王朝祖制有之,显示出其温和性和可操作性。开懋勤殿和开制度局的区别:开制度局和开懋勤殿都要求维新派进宫议政,此为两者的共同之处。但开制度局除要求掌握新政的立法权外,还要求具有行政权,实际上是一个由维新派全面掌握国家权力的方案。而开懋勤殿除要求维新派参与新政的立法权外,只要求内外大臣延聘维新派参与政事,并无制度局所要求的由维新派掌握行政权的问题。另外,开懋勤殿有“并延聘东西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的内容,即所谓维新派请客卿之说,此内容为康有为开制度局所无。从而可知,开懋勤殿比开制度局而言更具议会形式,是一个较为温和的变法方案。开懋勤殿变法方案提出后,得到维新派的大多数支持,特别得到光绪皇帝的高度重视并决定实施。

康有为开制度局和李端棻开懋勤殿的变法方案,光绪皇帝都予以支持,但作了不同的处理。对于康有为开制度局的陈请,光绪皇帝的处理方法是按例交由部议;对于李端棻开懋勤殿的陈请,光绪皇帝最后打破交由部议的定例,“决意欲开懋勤殿”(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光绪皇帝还亲自拟定入值懋勤殿顾问官名单,由李端棻担任首席顾问官,领导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顾问官以议制度。9 月 13 日,当光绪皇帝到颐和园直接向慈禧太后摊牌时,遭到了慈禧太后的痛斥。9 月 14 日,光绪皇帝下达密诏:“近日朕仰窥圣母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而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不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从密诏的内容可以看出变法已经无法继续,百日维新实际上是以开懋勤殿的被否决为标志而中止的。

百日维新中,维新派提出的是开制度局——开懋勤殿为纲领的变法方案,而没有直接提出开议院、开国会、定宪法作为变法纲领。对此,面对不少维新人士的责难,康有为曾经专门做过解释:“夫议院之义,为古者辟门明目达聪之典,泰西尤盛行之,乃至国权全畀于议院而行之有效,而仆以为中国不可行也。……故中国唯有以君权治天下而已。”(《答人论议院书》)康有为的这一解释,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的政治进行的辩解。从当时的政治实际看,变法成败的关键在于权力由谁掌握。没有权力,任何改革方案实际上等同废纸一张,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诏书就是最好的诠释。

从康有为历来的政治著述乃至政治构想来看,君主立宪是康有为一贯的政治主张。百日维新中,康有为提出的开制度局和李端棻提出的开懋勤殿的变法方案,实际上是政治上的权宜之计。1888 年,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条纲领,具有模糊的西方议院制度的影子。1895 年,康有为提出的二、三、四次上清帝书,反复提出了设议郎制的方案,与西方议院制有异曲同工之处。1897 年 11 月,康有为上《上清帝第五书》,明确提出“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宪公私之分”等内容。对此,康有为说:“适胶州案起,德人踞之,乃上书言事。工部长官淞溎读至‘恐偏安不可得’语,大怒,不肯代递。又草三书教杨叔峤,分交王幼霞、高理臣上之,乃与曾刚甫约同递都察院,先与都宪徐寿蘅言之。寿蘅本守旧而能待士,不以此折为然,而允为我代递也。李苾园激历忠愤,欲联九卿上折,为草之后,无联名者。李公交司业贻谷上之。”(《康有为自编年谱》)康有为在此记载李端棻为其第五书的上达不遗余力,同时反映了李端棻的政治态度。

综上所述,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是维新派一以贯之的政治诉求,当然也是康有为、李端棻等维新派奉行的政治信仰。

“戊戌变法,德宗发愤图强,用端棻等言,召用新进。百日维新,中外震仰,党争遽起,激成政变。”(《清史稿•戊戌变法传论》)此说高度概括了李端棻为代表的维新官僚在戊戌变法中的地位与作用。李端棻在戊戌维新派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李端棻于同治二年举进士,步入仕途。1891 年,李端棻以刑部右侍郎官职进入清廷中央权力层,以后又转任工部侍郎、仓场总督。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擢拔李端棻为礼部尚书。光绪皇帝决定开懋勤殿,拟定李端棻为首席顾问官,领导康有为等维新派以议制度。作为朝廷大臣,李端棻能够于召对时,直接就国家大事与光绪皇帝对话。作为梁启超的老师和姻兄,李端棻能够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密切合作。李端棻成为打通光绪皇帝、维新官僚、康梁三者之间关系的关键人物,是被后世忽略了的一位戊戌变法领袖人物。戊戌政变后,李端棻以谋反罪被褫职问罪流放新疆。

贵州地处西南山区,自古以来地瘠民贫。谚语说:“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长期以来,此说成为贵州落后面貌的形象写照。贵州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远远落后全国其他省份,而且地理环境导致贵州社会处于封闭状态。贵州不乏热血男儿,但缺乏领袖人物的组织引导。如 1895 年的公车上书,贵州举人参与题名者 95 人,事后则各奔东西。与之相比,广东举人参与题名者大都长期聚集在康有为周围,形成了稳定的政治群体。戊戌变法期间,吴嘉瑞任职贵州贞丰百层河厘金总办,以贞丰城内的文昌宫为会址创办仁学会,宣传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吴嘉瑞被撤职查办,群龙无首的仁学会成员大都离开贞丰。由此可见,落后的贵州如何改变自身的面貌,先进思想的传播和领袖人物的引导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贵州教育长期落后,对西学则更是闻所未闻。1894 年,出任贵州学政的严修闻知贵州交通闭塞、文化落后,上任时随身带有书籍 14 大箱入黔。到任后,严修曾经询问书院的师生,是否读过《林文忠公奏议》《胡文忠公遗集》《沈文肃公政书》《左文襄公奏议》等书,回答无一人看过。原因在于:“唯得书甚难,五经亦无善本也。借《京报》于府、县两署,皆无之。”(《蟫香馆使黔日记》)书籍的缺乏,造成了贵州读书人的孤陋寡闻。严修感叹道:“好学能义之士,所在多有,唯见闻太陋,志气不广。每于复试日,扣其所学,皆以不能得书为憾。”(《蟫香馆使黔日记》)1895 年,严修奏准成立贵州官书局,购买了不少中西学书籍,并且亲自与贵州各府、州、县疏通销路,以解决各地读书难的状况。1897 年,严修还在官书局设立《时务报》代派处,号召各地学生购买阅读。同年,严修采取增广功课、变通章程的办法,开设经史、算学、格致、地理、英文等课程,选拔高材生 40 人入学。为贵州最早的近代高等学堂经世学堂的创立打下了基础。

1901 年,内外交困的清政府宣布开办新政。1901 年 1 月 29 日,清政府颁发上谕指出:“法积则弊,法敝则更,要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世之师”;“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义和团档案史料》)。同年 4 月,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机构。此时,清政府对戊戌政变期间处罚的一批维新官员也采取宽大政策,年近古稀的李端棻结束流放生涯被赦免回到故乡贵阳。 1902 年,李端棻接受贵州巡抚邓华熙聘请,主讲贵州经世学堂。李端棻诗云:“帖括词章误此身,敢膺重布领群英。时贤心折谈何易,山长头衔恐是名。糟粕陈编奚补救,萌芽新政要推行。暮年乍拥皋比位,起点如何定课程?”(《苾园诗存•应经世学堂聘》)主讲贵州经世学堂,“起点如何定课程?”经过戊戌变法洗礼的李端棻,面对清政府推行新政的时机和贵州的社会实际仍然不改初衷,一面宣传立宪,一面开办学堂,以期两者成为改造社会的利器。据经世学堂的学生殷亮轩回忆:“李到职时,八股已废,改用论说文。第一次月课,李出题为《卢梭论》,考生不知卢梭是哪个朝代的人,遍翻人名词书,如《尚友录》《历代名臣言行录》,都查考不出来。李即出所藏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载有卢梭传记,给大家传写抄阅。原来考课是当天出题,领题回家作文,次晨绝早交卷,此次改限三日交卷。榜发,考列第一的文中以卢梭比孔孟。顽固人士认为‘渎圣’。另一方面,认为卢梭民约论中的天赋人权说,无形中传播了一些自由平等思想,不利于当时的统治者。后来李氏又召集诸生在他的私宅(王家巷)客厅中讲学,介绍一些新的学术思想,如孟德斯鸠的三权鼎立论、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等。第二次月课,李出题为《培根论》,又将所藏《新民丛报》中有关培根传记给大家抄写。之后,街头发现诽谤李氏诗三首。我看到后,默记在心,回家向家父背诵出来,今天还留在脑子里,照录如下:(一)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摩。死到临头终不悔,敢将孔孟比卢梭。(二)居心只想做奸臣,故把康梁分外亲。此君曾被康梁误,复把康梁再误人。(三)新疆谪戍感君恩,得庆生还返王门。好了伤疤忘了痛,夸了卢梭又培根。”

面对守旧派的恐吓,李端棻赋诗明志:“又被人言蛊惑深,徒遗笑柄悔难禁。艰危世界空蒿目,顽固官僚病丧心。欲从大陆寻安土,但祝皇天遍地金。长安闻道如棋局,杜老陈编不敢吟。长征甫得卸征车,胡不容人喘息舒。无事光阴仍局促,有情风月任抛疏。诗出未必防新政,游钓经难恋旧居。我欲逾垣师往哲,春秋责备愧何如。”(《苾园诗存•感时二首》)“丰标休说太寻常,也有精神助晚香。棱棱傲骨谁得见,肯随时世斗新装。自家面目自家知,一任悠悠罪口嗤。色相生来原是淡,非关风雨损寒姿。”(《苾园诗存•购菊百余本,见者都道不佳,戏而作此》)卢梭是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先驱,提出天赋人权说,反对专制暴政。孟德斯鸠在洛克分权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学说。达尔文是进化论的奠基人。培根是著名资产阶级哲学家。清政府是在 1905 年 10 月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直到 1906 年 9 月才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李端棻是在 1912 年风气未开的贵州,大力宣讲西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政治理念,其筚路蓝缕之功是贵州政治史上的一笔浓墨重彩。

1903 年夏,李端棻在经世学堂发表演说,演说当即交付贵阳官书发行所发行,书名定为《普通学说》。李端棻指出:“为学之最初一步,普通学是也。”指出“不明普通学,不能学专门”。《普通学说》一书将西方的数理化、政治、法律、地理、经济学等课程作为教学的基本内容。与《京师大学堂章程》相比,剔除了“经学第一,理学第二,中外掌故学第三,诸子学第四”等内容,是一个较为彻底的西方普通学课程表。

《普通学说》开头即说明了编撰目的:“还乡以来,瞬将二载,睹吾乡人士未尝不思为学,而或蔽或偏,莫能自拔,不揣固陋,竭其所知,以与为学。”继而,提出读书的两种途径。“一救时,一穷理。救时者学成即以致用也,穷理者毕生优于一学之中”;“故今之为学者当求实际,不可流于空论。”强调读书应当着重学以致用,应当着重救时之学。

李端棻将当时教育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庚申津沽之役创深痛钜,政府始知本国兵力非外人敌”,为了强兵,“储船械,讲制造”,然而耗资大,国用不给。又“谋交通,重商务”,以筹资金。倡导格致富国,于是西方科学文化之书传入我国,然而知者盛少。二、“甲午战后,人心一震”,感到“富强之原端在学校,于是教育之论遍於国中”,西方新学开始大行于世,“希望惟在兴学”。三、“因只见西方格致、制造诸书,至教育、政治之书尚未一睹也”。为此,李端棻在开列所学书目中,将西方的教育、政治作为必修课程,将“教育与政治”作为中国社会变革之急需。李端棻特别强调:“当今之世所最急者,教育与政治;所急需者,教习与深于政治原理之人。”强调教育与政治的作用,强调教习与深于政治原理之人的作用,是李端棻经过戊戌变法洗礼之后的经验总结,这一经验总结是深刻而凝重的,符合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实际需要,对当时贵州社会立宪思想的培养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围绕教育与政治,李端棻将中国社会的变革划分为三级:“甲午战后,人心一震,稍知外情者,始觉富强之源端在学校,于是教育之论遍于国中,第一级所译诸书始大行于世。彼时希望唯在兴学,是为第二级。然所得见者亦为格致、制造诸书,至教育之书尚未一睹也。事过辄亡,学风亦息,而习东文者日益加多,教育、政治诸书其萌芽亦在此时。庚子一役,人心再奋,教育之论,前者托诸空言,今也见于行政。而由东文译出之书,云腾浪涌,争出于世,如挽东海之波涛倒灌于黄河、扬子江、西江之流域,分注于国中士大夫之脑中。脑力孱弱者猝未能受,而思想一开,条理渐密,学风之进步较前此之二级,其速率顿增数倍。而此时希望师范之速成,希望教科书之早订,实行政治者则希望此类之书渐臻完密,以养成政治之才于优游自习之中,是为第三级。有一级之希望,始得格致、制造诸学;有二级之希望,始得教育、政治诸学。由此推之,则三级之希望其终能如愿以偿,意中事也。是今日中国学界能有此种景象,莫不由希望以来也。使无希望,则中国今日犹之乎百年以前,又从而可知也。大哉希望之为用也。”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前景,李端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李端棻的立宪思想,还可以在其诗歌中得到佐证。“天地区分五大洲,一人岂得制全球。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君为安民方有事,臣因佐治时宣流。同胞若识平权义,高枕无忧乐自由。”(《苾园诗存•政治思想》);“君不堪尊民不卑,千年压制少人知。奴隶心肠成习惯,国家责任互相推。峡经力士终能剖,山有愚公定可移。缅昔宣尼垂至教,当仁原不让于师。”(《苾园诗存•国家思想》)这些关于政治改革的慷慨陈词,即使是今天读来,仍然是掷地有声。“(李端棻)喜奖拔士类。典试广东,赏梁启超才,以从妹妻之。自是颇纳启超议,娓娓道东西方制度。”(《清史稿•李端棻传》)此说认为李端棻立宪思想的形成,是由于梁启超的影响。实际上,一种思想及其转化为行动,渊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立宪作为一种政治诉求,在康有为之前早已提出,本文开头已经涉及。《清史稿》这一说法是站在康梁变法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不符合历史事实。

贵州巡抚邓华熙于 1902 年奏请开办贵州大学堂,并下令各府设中学堂、县设小学堂。李端棻作为京师大学堂的首倡者,自然是众望所归。李端棻与于德楷、乐嘉藻、李裕曾等在籍官绅发起创办了贵州第一所公立师范学堂,聘请日本教员为讲席,以此作为培养师资的母机。1904 年,在中外要求开释戊戌维新党人的呼声下,清政府特赦戊戌党人。“五月丙戌,懿旨特赦戊戌党籍,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外,褫职者复原衔,通缉监禁编管者释免之。”(《清史稿》)从而,李端棻得以开复原礼部尚书衔。同年底,巡抚曹鸿勋调任,新任林绍年饬令各县选派留学生。“与考的名单,绍年是委任苾园先生保送。”(《周素园文集》)李端棻作为官方指定的留学生选拔人,为选拔留学生事宜不遗余力。从 1904 年至 1905 年间,贵州全省共资送留日学生 151 名。这些留学生到日本后,或者加入孙中山的革命党,或者加入康梁的立宪组织,其中尤以立宪为信仰者为多。

李端棻与张之洞私交甚密,又为同年进士、同为清流派健将。1904 年,张之洞邀请李端棻赴湖北叙旧。李端棻目睹了蓬勃开展的湖北新政,回到贵阳后,李端棻认为:“利益不可假人,民膏不可外溢。”(梁启超:《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对列强垂涎贵州铁路矿产的行径予以坚决抵制,从而发起成立贵州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被推举为公司总经理。

1905 年底,岑春蓂署理贵州巡抚。李端棻早年曾经出任云南学政,深得总督刘岳昭、巡抚岑毓英的赏识。岑毓英之子岑春蓂、岑春煊兄弟皆列李端棻门下。同年,李端棻与于德楷、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奏请贵州当政,创办了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该学堂是当时贵州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中学堂。1906 年,贵州学务处设立。同年夏,贵州学务处改设为贵州学务公所,当政聘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赵以炯、李端棻等人为议绅。继而,李端棻与唐尔镛、华之鸿、任可澄等官绅发起成立贵州教育总会筹备会,致力推动近代贵州教育的发展。据民国《贵州通志》统计:1902—1910 年,全省共开办各类学堂 683 所。其中,小学 655 所,中学 6 所,师范学堂及师范传习所 10 所,实业学堂 3 所;高等学堂 6 所。此外,还有军事学堂共 3 所。近代贵州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从李端棻在经世学堂传播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立宪思想,到全省各地学堂的纷纷开办,立宪思想的传播乃至辛亥革命的爆发,屈指仅仅 10 年之间。其中既反映了社会进步的不可阻挡之势,同时也凝聚了李端棻以开通风气为己任的不朽之功。

1907 年,李端棻在临死前数月抱病最后一次视察了贵阳达德学堂。据当时就读于达德学堂的学生凌惕安回忆:“乡先辈有名德者,余犹及见李苾园先生。光绪丁未岁,先生方主讲在籍,常以其暇日视察学校。时余年十六,适在庠,遥见先生来,蹑朱履,袍色蔚蓝,修髯若雪,侍者二人扶掖登阶,巡行久之始去。及今思之,老辈风徽,至深引慕。”(《黔故拾掇》)李端棻去世前不久,还给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寄出了最后一封书信,表达了自己深挚的变法情怀:“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逾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梁启超《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1907 年 11 月 17 日,李端棻与世长辞。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撰写祭文和墓志铭,高度评价了李端棻一生的丰功伟绩。“策变法而屡抗疏兮,发维新之大旨。”(康有为《祭故礼部尚书苾园李公文》)“疏请大改官制,设立法之府”;“神州赤县一发危,立宪期成庶起衰。议院之议畴倡之,觥觥李公超也师。”(梁启超《清光禄大夫礼部尚书李公墓志铭》)

“我国学风以现以东南沿海及扬子江下游为最盛,然一旦变法,是供政府与本处之用否尚不可知,至贵州则相去尚远也。自严范孙编修督学以来,人始知学,至于今日空疏如故。”(李端棻《普通学说》)为了推行教育与立宪的夙愿,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李端棻从返回家乡到与世长辞,一直不遗余力。蒲藏锋在介绍《普通学说》的跋语说:“泌元(苾园)李尚书之新作也。时李公主精(经)世学堂讲席,感时势之方艰,望人才之有用。黔处僻邑,人民知识之程度最低,学者多不知普通为何,遑论其他乎?公乃作是说以示之的。呜呼!后生可畏,来者难诬,得是说而存之。吾知自今以往,黔南人士必有鄙弃是说,而不屑道者,是我黔之幸福也。”蒲藏锋,贵筑人,是当时贵州著名维新人士。从蒲藏锋的跋语可以看出李端棻回乡时,贵州社会的落后,思想的封闭。只是李端棻的出现,立宪思想的传播才真正地进入了贵州社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端棻是贵州立宪思想的启蒙者和贵州立宪运动的主要奠基者,李端棻回乡所进行的立宪活动对贵州辛亥革命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

贵州当时社会上的政治势力主要有立宪派与革命派两支政治势力。革命派势力以平刚为首的同盟会贵州分会为代表。1905 年,贵州人平刚、于德坤在日本加入同盟会,于德坤担任同盟会评议部议员,平刚担任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1906 年,同盟会会员张铭准备在贵州起义,秘密请示东京的同盟会贵州分会。然而,平刚、于德坤两人意见不合,导致同盟会贵州分会瓦解。平刚派人回贵州指示张铭起义。1907 年,张铭与文崇高、王国军、王宪章等人准备起义,但因事机败露,众人逃离贵州。至此,贵州同盟会势力一蹶不振。清政府在预备立宪期间,着手通过建立日本、德国式的君主立宪模式以维持统治。1907 年,清政府又在中央筹备设立资政院,在地方设立谘议局以推行立宪。从而,地方谘议局成为合法的政治团体。至于贵州立宪派势力,则是在李端棻的引领下发展而来,是当时贵州社会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李端棻逝世后,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乐嘉藻等人成为贵州立宪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是贵州社会树大根深、有钱有势的名门望族,或为李端棻的亲戚,或为故旧。自追随李端棻宣传立宪、开办教育以来逐渐掌控了贵州的教育大权,进而渗透到贵州的政治领域。学校的兴建关系人才的培养,国家的未来。新型的学校制度取代腐朽的科举制度,新型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成为了清王朝的重要掘墓人,这在贵州立宪运动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教育是立国之本,关系人才的培养和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在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期间表现得特别充分。贵州的教育与政治是紧密联系的。吴雪俦说:“当时社会中心的事业是教育,教育可以培养人才,造成体系,成为掌握军政大权的资本。当时学校有三种区别:一种是由国家经费开支的,叫官立学校;一种是由地方公款或团体筹款开支的,叫公立学校;一种是由少数人或个人筹款开支的,叫私立学校。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贵州官立师范传习所开办,这是训练教师的学校,唐尔镛为堂长。1906 年(光绪三十二年),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开办,唐为监督,任可澄为堂长。1907 年(光绪三十三年),官立优级师范选科开办,唐为监督,任为堂长。这样,贵州从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统制权,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了。”(《贵州文史资料选编》三)贵州当时的社会状况确实如此。贵州辛亥革命的传奇人物蔡岳在《黔学之础》一书中指出: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既是贵州教育总会的负责人,又是贵州第一所公立中学堂的包办人。而通省公立中学堂作为贵州最大的中学堂,集中了全省的人、财、物力。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等人集裁判员和运动员于一身,控制了贵州教育的大权,严重影响了贵州教育乃至贵州社会的健康发展。掌握了通省公立中学堂就掌握了贵州的教育权,实际上就具有了进入政治舞台的资本,与各地的立宪派一样。

贵州自治学社的成立起于唐尔镛等人垄断贵州教育地盘。贵州宪政预备会和自治学社的斗争,实际上是围绕争夺贵州的教育权而出现并展开的。为了打破贵州教育的垄断局面,张百麟等人以提升国民自治能力,促成立宪为宗旨,发起成立了贵州自治学社。《自治学社社章》规定:“一、本社名曰自治学社,凡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之学理,皆当次第研究之。同人认定个人自治为单位,务期人人有道德智识,养成善良品性,造就完全人格,以赞助地方自治之实行,达国家自治之希望。”《自治社章摘要》规定:“1. 本社以预备立宪、催促立宪为宗旨,立论者必负责,入社者必列表,与他党有别。2. 本社最初宣言认定个人自治、地方自治、国家自治为希望立宪之方法,凡研究、行动皆以自治为社纲。3. 凡是具有品学之人,只须认定立宪宗旨及自治主义,愿守社章,自书姓名,经本社社员二人介绍,即认定为本社社员。”自治学社奉行的是以自治达到国家立宪的宗旨,这一宗旨在自治学社一系列的文件、文章中得到进一步的坚持和阐发。自治学社成立后,通过竞选掌握了省谘议局的大权,并且通过参加三次国会请愿等一系列活动而迅速发展,成为贵州立宪派的第一大党。继而,唐尔镛、任可澄、华之鸿为首发起成立了宪政预备会。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成为贵州社会的两大政治组织,成为贵州辛亥革命的主要政治力量。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都是立宪派组织,皆以实行宪政为宗旨。两者的差别在于宪政预备会主渐进,自治学社主急进。

武昌起义爆发后,自治学社和宪政预备会两派政治力量为主,联合共同发动了贵州辛亥革命,而同盟会贵州分会为代表的革命派实际上成为了贵州辛亥革命的配角。


                                             《文史天地》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特刊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