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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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疏维新举贤变法的李端 (上册)

抗疏维新举贤变法的李端 (上册)

作者:熊宗仁 阅读量:17 点赞:0

今年(1998 年)是戊戌变法 100 周年,在 100 年前发生的那场对近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维新变法运动中,贵州知识阶层及其代表人物敢为天下先,一改“时代落伍者”的故态,做出了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国家民族的贡献。李端棻便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

李端棻(1833—1907 年),字苾园,贵州省贵筑县(今贵阳市)人。他幼年丧父,家道贫寒,幸得叔父李朝仪钟爱,视同己出,悉心教以诗书经史,因而奠定了坚实的学问基础;后又从舅父何湘雪学习科举应试,但举业平平, 20 岁才时才补博士弟子员。李端棻并不气馁,锲而不舍,刻苦攻读,终于在 1863 年届满 30 岁时中进士,入翰林。在朝廷中,他为学严谨,做人耿介,深获肯匡时救国思想的大学士倭仁、尚书罗敦衍等人的器重。李端棻亦虚心向倭仁等学习报效国家之法及安身立命之方。他因恪尽职守、政声卓著而屡获升迁。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他勇敢地站在变法的前沿,倡导革新,举贤荐能,受到光绪皇帝的信任,迁升刑部侍郎,旋改权工部侍郎,并委以监修陵工及总督仓场重任。1898 年 7 月,正是“百日维新”潮涌之时,原礼部尚书许应骙、怀塔布因阻挠新政推行而被革职,李端棻与裕禄得实授礼部尚书。在封建吏制中,礼部属“天官”,居六部之首。清朝开国以来,礼部尚书由工、刑、兵三部尚书转调。李端棻以工、刑部侍郎,未经都御史之任,迳迁礼部尚书,已属破例。而且,由于当时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因支持变法被慈禧太后罢斥,他更被光绪帝倚为变法的心腹股肱。

李端棻在中国近代史的地位,并非他官高位崇所致,而是他的爱国精神,不计成败利钝、荣辱祸福、与时俱进,锐意革新变法,推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所造成

李端棻堪称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设计者、西学的传播者、维新变法的支持者和参与者、开发贵州的先行者。他一生的事迹,大体如下:

李端棻从一个恪守封建纲常名教的正直而贤能的官员,在救亡、维新两大潮流的推动下,逐渐超越了封建地主阶级籓篱,成为时代风云的先知先觉者,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的酝酿、发动培养和举荐了一批人才。

李端棻在以担任学官为主的 20 多年间,正是清王朝内忧外患频仍,国势江河日下的多事之秋。深受传统忠君爱国思想熏陶的他对此忧心如焚,并以为国势衰微,朝纲不振,原因之一是未得天下之人才治天下之事。从 1867 年起到 1894 年止,他先后典山西乡试,分校顺天试,出任云南学政,以内阁大学士出典广东乡试,典四川乡试,任会试副总裁及再次典山东乡试。他尽忠职守,廉洁公正,奖掖士类,倡导学风,为国育才选能。他担任云南学政时,不避艰险,按临各属,悉心考选,公平取士。考校生员之暇,襄助云南巡抚岑毓英等赞划地方要政,多有建树,颇得滇省军政大员的敬重和赏识。岑拟向朝廷推荐他任云南布政使,共同治理云南。李端棻坚辞不受。他深感滇黔两省地偏民贫,“士多寒酸”,无钱进京应试而埋没人才,遂首先倡议,并与云贵总督刘岳昭、云南巡抚岑毓英联合奏请朝廷批准,嗣后凡云贵两省举人进京会试,得给“火牌驰释”,解决沿途食宿。此举为云贵两省寒士出谷迁乔提供了不少便利。

1889 年,李端棻出典广东乡试时,不因循八股取士的陈规,慧眼识英才,以第八名举人取中才华横溢但出身寒微的梁启超。年仅 17 岁的梁启超被李端棻认定今后必是大有作为的人。李端棻还委托副考官王仁堪做媒,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李蕙仙系李端棻叔父、京兆尹李朝仪之女。梁家因“启超固穷,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躬耕获以为恒”,有门不当户不对之虑。李端棻专门派人去见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告以自己只是重才,不重门第。并说,梁启超眼下虽为寒士,但决非等闲之辈,日后必能飞黄腾达,劝说梁家欣然接受这门亲事。由于李端棻的鼎力玉成,梁启超与比自己长 4 岁的李蕙仙终成眷属,患难与共,伉俪情深直至 1924 年 9 月 13 日李氏因患乳腺癌病逝。梁启超在追思亡妻的《悼启》中,评述夫人的生平行谊,感念李蕙仙一生对他事业的支持帮助。特别是《悼启》的开头,梁启超对李端棻和李氏一门的感激崇敬透彻纸背。他写道:“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季女,累代清门,家学劫茂。夫人以同治己巳生于永定河署,幼而随任京钱山左。京兆公亮于位,乃全眷返家园。光绪己丑,尚书芬园先生讳端粟,主广东乡试,夫人从兄也。启超以是年领举注弟子籍,先生相故结婚烤焉。于是夫人以二十三岁归于我。”李端棻与梁启超既是师生兼姻亲关系,又思想志趣相契合。梁启超在京时,二人娓娓谈西学,侃侃论新政,彼此引为知己同志。诚如梁启超在为李端棻所作的(李公墓志铭)中所言:“启超以光绪己丑受学贵筑李公,旋婿公妹,饮食教诲于公十年。”

公车上书时,贵州举人在北京的活动相当引人注目。此事曾一度成为维新运动研究者所探究的历史之迹。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时,18 省举人中有 1300 多人支持其起草的上光绪皇帝的万言书,后闻《马关条约》已签订,和局告成,畏惧“犯上”而纷纷取回“知单”者过半。最后甘冒风险签名上书者,连康有为在内的 16 省举人,仅 603 名。其中贵州竟占 95 名。签名人数仅次于广西而居全国第二位。在公车上书的爱国义举中,贵州士子踊跃以赴,与李端棻的支持关系极大。在签名者中,有李端棻的同宗弟兄李端巢、李端荣、李端概、李端检等 4 人。在李端棻先后典试的四川、广东、山西等省,在公车上书中签名的分别有 71 人、86 人和 10 人,他们中也不乏被李端棻所取中并受其思想影响的举人。

1898 年 4 月,康有为在北京倡议保国会,组成了初具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爱国团体。在京师保国会成立时题名的 15 省籍的 186 人中,贵州籍的也有 9 人。其中有李端棻的族弟李端杰,侄李葆忠、李铭忠、李启煌。这也与李端棻的支持影响分不开。

为了挽救危亡,选拔经世致用的特殊人才,根据曾任贵州学政严修的奏请,朝廷几经周折后终于开经济特科。在各省督抚及各部院大臣所举荐的 235 人中,李端棻个人即举荐 16 人之多。梁启超称这 16 人“皆一时名士”。其中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大影响并为人们所熟悉的如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南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严修,民初曾任“名流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的熊希龄,清末“自立军”首领唐才常,清末立宪派首脑人物汤寿潜等人。

在戊戌维新运动中,李端棻“以时事多艰,需才孔函,密荐康有为、谭嗣同于帝”,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影响最为巨大。对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梁启超,李端棻更举贤不避亲。他的识才、爱才、育才、荐才,在戊戌维新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确实是任何人所无过其上的。

李端棻从一个忠君爱国的封建大吏,在外侮濒临内政衰朽的形势下应时而起,倡导和实行改良变法,成了戊戌变法最重要的维新派官僚。因他建言献策,推进了中国教育制度和行政体制的近代化 。

《马关条约》的签订,创巨痛深,给中国人民以极大的刺激。为了改变落后挨打的局面,知识分子中的先觉者们急速地推进维新运动向变法的政治运动转化,把开启民智,更新民德,学习西方当作中国实行变法的前提。梁启超曾指出 :“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但梁启超毕竟在当时人微言轻,其主张上不能达到朝廷,下不能广泛影响社会。李端棻却以自己在朝廷的显赫地位,公开支持维新变法之举,充当了梁在朝廷的代言人。

1896 年 6 月 21 日,时权工部侍郎的李端棻上疏光绪皇帝,认为“人才之多寡,系国家之强弱也”,“请推广学校,以励人才而资御侮”。他深刻地剖析了旧式书院和洋务派办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教育的建议。根据他的《请推广学校折》而于 1898 年 5 月创办的京师大学堂,是当今闻名中外的北京大学的前身。它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也是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今年适逢北京大学建校 100 周年,在海内外学界共庆她的百年华诞之时,我们不应忘记对北大创建有倡议之功的李端棻。

李端棻《请推广学校折》中所奏请的各项,虽然遭到顽固派的反对,但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议准施行后,其所奏请有关设府、州、县学各项,便是后来各地方普遍设立两等小学堂的依据 ; 所奏请有关设省学各项,则成了后来建立中学堂的办法 ; 所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各项,导致了后来的北京大学、仕学馆、分科大学、法科、财政等学堂的创立 ; 所奏请分科讲习等其荣选各项,便是后来按学历予以出身,亦如常官之规矩 ; 所奏请设藏书楼事,促成了中国最早的图书馆的诞生 ; 所奏请选派游历各项,促成了清末出洋留学高潮,使学西学之风越加盛行。

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在维新派所创办的《时务报》上发表后,广为传播,折中所发议论,切中时弊,针贬了封建末世的陈规陋习,振聋发聩。而所提办法,又切合时宜,简便易行。这一系列革故鼎新的举措,既是戊戌维新运动中的重要成果,也造成了中国教育史的一大转折。

在戊戌变法的前夜,康有为在上光绪皇帝的第五书中指出 : 再不变法,中国将面临亡国灭种之祸。李端棻不仅极力促成该书上达,而且与康有为等商议后,以自己的名义联络九卿上书,请求光绪变法,与康有为等相呼应。随后,他密荐康有为、谭嗣同于光绪,并于皇帝召对时一再面呈二人堪任艰巨。促成了光绪与康有为见面,终于出现了“百日维新”。

1898 年 6 月 1 日,光绪皇帝下《定国是诏》宣布实行变法。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李端棻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密议后屡次上书,定律例,使之简便易行,减少衙门积弊,裁冗员,节省开支,提高行政办事效率;开懋勤殿,广开言路,以利新政推行。这在当时的朝廷大员中有如鹤立鸡群。所以梁启超说 :“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一人而已。”这一人,便是李端棻。7 月 22 日,李端棻得实授礼部尚书,负责掌管全国的教育行政,大力推开教育体制的革新。7 月 28 日,光绪皇帝决意开懋勤殿,拟定李端棻为首席顾问官,统率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核心人士商议改良制度,足见其政治地位之重要。故康有为称赞李端棻 :“策变法而累抗疏兮,发维新之大旨。”

1898 年 9 月 21 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光绪帝被囚瀛台,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北京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避祸亡命日本,维新派人士云流星散。李端棻不愿变节推诱卸责,具折自请惩处。朝廷降旨,谓“该尚书受恩深重,竟将大逆不道之康有为等,滥行保荐,并于召对时,一再面陈。今据事后检举,实属有意取巧,未便以寻常滥保之例稍从末减。礼部尚书李端棻著即行革职,发往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以示傲惩”。

在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梁等维新派的知识分子主要是宣传、谋划,没有条件直接进行变法的实际操作。实际运作者主要是为数不多的维新派官僚。李端棻既是策划者,也是运作者,在封建顽固势力眼中,无异于康、梁等人的“谋反”,当处死罪。梁启超在《李公墓志铭)中说得明白不过 :“启超以国事获罪走东派,公亦以同罪戍西域。”当时出版的《中外日报》对李端棻得免死罪有以下一说 :“李端棻、徐致靖二人,官阶较崇,年岁又高,通籍后己阅二十余年,故贷其一死。”其“罪”之大,其功亦高。百年之后,青史有知。

李端棻因变法获罪后,初衷不改,遇赦回籍后,积极鼓吹西学,倡言变革,并实践了自己改革教育制度的构想。同时,他倡办地方实业,开发贵州资源。他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高潮的前夜,虽然在思想上未曾登上历史的峰巅,但总的趋势却是由改良走向革命。

1898 年 10 月,年逾花甲的李端棻“匹马秋风出帝城”,开始了发配充军的生涯。至甘肃甘州(今张掖市)时,因病滞留下来。遣戍之初,京中讹传朝廷密为赐帛令其自缢,有门人为他设灵遥祭。李端棻为此写有《和文信国乱诗》,中有“怕闻中秋月有声,要从菜市哭忠贞”之句,要人们勿忘为变法牺牲的戊戌六君子。他贬谪边陲不久,八国联军侵华,京师沦陷,国威丧尽,生灵涂炭。李端棻不忧不怜自身,而心忧天下,心怜百姓,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国威坠落,国权陵夷,表现了他真挚的爱国深情。

1901 年,慈禧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李端棻被赦回贵阳。次年,贵州巡抚聘请他主持贵州经世学堂讲席。贵州经世学堂是贵州最早的近代学堂,虽创办于学政严修之手,其根源却是李端棻的《请推广学校折》。1897 年,严修与书院山长雷玉峰等人改革贵阳学古书院。次年,贵州巡抚王毓藻奏请定名经世学堂,是李端棻教育改良思想在贵州的重要实践。它对贵州维新思想的传播、近代教育的开创及清末民初贵州人才的培养,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主持经世学堂讲席的李端棻认为,变法虽然夭折,但“萌芽亲政要推行”,自己应义不容辞地担当此任。他利用主持月课的机会,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以《卢梭论》《培根论》命题,阐发资产阶级的民权和自由,并将卢梭与中国的圣人孔子、孟子相提并论。他以惊世骇俗之举,开通贵州风气。他让学生传阅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又在私宅召集学生,介绍西方的学术文化。如达尔文的进化论、赫胥黎的天演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论等等,都通过李端棻的讲解,张扬于贵州士林,开启了贵州先进知识青年的思想境界。当然,也因此遭致一般顽固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写了《竹枝词》遍贴贵阳城厢,对李端棻漫骂恐吓 :“康梁余党至今多,请尔常将颈子摸。死到临头终不悔,胆将孔孟比卢梭。”“故把康梁分外亲,居心只想做奸臣。此公已被康梁误,复举康梁再误人。”李端棻对此付诸一笑,依仍执著于西方民主政治的苦苦求索。他晚年的思想,在其言志诗中有充分的表现 :

天地区分五大洲,一人岂得制全球。

国家公产非私产,政策群谋胜独谋。

君为安民方有事,臣因佑治始宣流。

同胞若让平权议,高枕无忧乐自由。


君不堪早民不卑,千年压制少人知。

奴隶心肠成习惯,国家责任互推谈。

峡经力士终能剖,山有移公定可移。

缅昔宣尼垂至教,当仁原不让于师。


几风清流误国家,权奸颠倒是非差。

狭心但解酬思怨,盲眼何曾识正邪。

戮辱遴囚无漏网,晋唐明宋有前车。

汉阳渡口亦都市,云散风妻日又针。


诗中表达了李端棻对权奸误国残民的愤感,对西方民主、民权的深心向往,同时也透露了他的思想已开始从君主立宪立场,移足于民主共和的新路。他的这些思想,对聚集在他周围的进步士绅和青年学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对贵州的这种思想启蒙,为辛亥革命在贵州的胜利起了催生的作用。

1905 年,在清政府所举办的“新政”的影响下,贵州也掀起了选派留学的高潮。贵州留学生的考选,由李端棻负责推荐。李端棻对推荐留学生之事十分重视,希望选拔一批有志青年到国外学习新知新法,改变国家和家乡的落后面貌。他把发展学校教育和选派留学生当作开发贵州民智的手段。在风起云涌的“收回利权”运动中,李端棻认为利器不可借人,民膏不可外溢,路权矿权皆须操在自家手中。他认为贵州闭塞贫痔,百废待兴,必须民智开发与物力开发并举。他与士绅于德楷共同创办贵州全省矿务铁路总公司,自任总经理,他说服了要到日本留学的周培艺担任他的助手,希望借助修筑铁路,开发矿产资源,发展贵州经济,并借以培养贵州学兼中西、经世致用的人才。然而,在封建专制桎梏下的贵州,亦如在天子脚下的皇城一样,任何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和革新,都不可能顺利实现。贵州全省铁路矿务总公司惨淡经营不久便无所作为而倒闭,李端棻只能抱恨终天。

1907 年 11 月 17 日,李端棻在贵阳病逝,终年 75 岁。在他临终前数日,还曾致书梁启超说 :“昔人称有三岁而翁,有百岁而童。吾年虽愈七十,志气尚如少年。天未死我者,犹将从诸君子之后,有所尽于国家矣。”足见其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文史天地》1998 年 6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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