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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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后的杨芳(上册)

鸦片战争前后的杨芳(上册)

作者:韩洪泉 阅读量:16 点赞:0

一部中国近代史,自鸦片战争开端。解读鸦片战争,则避不开杨芳其人。郭廷以先生所著《中英鸦片战争史》中单独辟有“杨芳的措置”一节,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也有“杨芳的果勇”一节专述其事。杨芳在鸦片战争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杨芳(1770—1846 年),字诚村,贵州松桃人。他出身贫寒,自幼习文练武,15 岁即投身军旅,在平定川楚白莲教起义、河南天理教起义、新疆张格尔叛乱等战争中屡建功勋,32 岁升至宁陕镇总兵,36 岁接替名将杨遇春代理固原提督,后又受封为太子太傅、一等果勇侯。道光帝对之恩宠有加,召见数十次之多,赐紫缰,准紫禁城骑马,在紫光阁绘功臣画像,赏戴双眼花翎,并在其 60 岁生日时亲自书写“酬庸锡羡”匾额和“福寿”字赐之。一代名将杨芳,成为嘉庆、道光年间最为耀眼的将星之一。

然而,杨芳在历史上留名的主要原因与以上种种基本无关,而是由于他在鸦片战争中的表现,尤其是一个据说与他有关的“马桶破敌”的故事或者说闹剧,流传颇广。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

1841 年 3 月,杨芳以参赞大臣身份到达广州前线,看到英军的舰炮命中率极高,而且清军炮台在陆地固定不动,“夷炮”却处是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因此断定英军之中必有“邪教善术者”作祟。于是传令保甲大量收集妇女使用的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并派一位副将专门负责,他自己率兵埋伏在岸上。杨芳决定以此战术出击乌涌炮台,约定先由副将率木筏以马桶口朝向英舰冲击以破邪术,他则亲率大军乘势夹击破敌。作战的结果是不言自明的:马桶阵无效,清军大败。时人写有《广东感时诗》讥讽此事:

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功。

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

试看凤凰岗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


“马桶破敌”或曰“大摆马桶阵”的故事虽然也被不少史家采用,但因为其事显得过于荒唐无稽,不能不令人怀疑其真实程度。然而,杨芳以“粪桶妙计”破敌的故事还是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流传。它的戏剧性太强了,因此极容易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以至于懒得去考虑它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中国历来有两种简单偏颇但却深入人心的评判标准:以成败论英雄,以战和辨忠奸。揆诸鸦片战争,清军没有取得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胜利,那么在青史上留取丹心、传播芳名的只能是两种人:一是壮烈死难的官兵,如关天培、陈连升以及定海三总兵等;二是遭受打击的主战派,最典型的莫过于林则徐。杨芳呢,他是作战中的失败者,失败后的讲和者,讲和后的被褒奖者,单从这三点来说,他便足以激起时人及后世爱国民众的满腔义愤,被打入历史的另册而不得翻身了。人们宁肯相信“马桶破敌”这个有诸多疑点的传闻,似乎它发生在杨芳身上是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事情。

关于杨芳的这一段故事,开始于道光皇帝的一纸命令。那是 1841 年 2 月 12 日,杨芳在赴京觐见途中接到任命他为参赞大臣的圣旨,遂折道南下赶赴广东前线。

此时,广东虎门口战事正殷。此前一个多月,67 岁的陈连升牺牲于沙角炮台;此后不到半月,62 岁的关天培牺牲于靖远炮台。

72 岁的杨芳在奔赴前线的路上风尘仆仆。

像这样急急赶赴疆场的情景,在他一生中出现过许多次,但这一次与以往不同。等待他的,是一群陌生的敌人和一场陌生的战争。

杨芳于 1841 年 3 月 5 日到达广州,8 月中旬离开广州回湖南提督本任养病,在前线的时间仅 5 个多月。纵观这 5 个月中他的作为,可以分为 3 个阶段: 3 月 5 日到 18 日的仓促应战阶段,3 月 19 日至 4 月 13 日的讲和备战阶段,4月 14 日以后的参赞佐战阶段。

在广州前线,杨芳的身份是参赞大臣。在他之上,是道光的皇侄靖逆将军奕山。杨芳进入广州时,奕山这位当年康熙皇帝十四子允禵(雍正最重要的皇位竞争对手)的四世孙,还在山东、安徽一带的路上。因此,在 4 月 14 日奕山抵达广州之前,杨芳在实际上担负了广东战事的主要责任。

杨芳所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在他到来之前,虎门之战已经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结束,英军又于 2 月底 3 月初相继攻占乌涌炮台、琶洲炮台,兵锋推进到距广州城数公里处。3 月 3 日,英国全权代表义律向广东方面提出了割地赔款的《约议戢兵条约》,限期 3 天内答复。享有百战威名的名将杨芳在限期截止的前一天赶到,无疑给绝望中的广州官民以极大鼓舞。因此,当人们知道他将要来广东的消息时,省城官民“望之若岁”。当他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广州的街道上时,民众为之“欢呼不绝”,官员更是“倚为长城”。

初到前线的杨芳,其迎战姿态是积极的。此时被罢职的林则徐仍在广州,杨芳与这位老上级(林则徐任湖广总督时,杨芳为湖南提督)时常沟通,请教对策。同时,他抓紧了解敌情,加强防御,布置战守。然而,英军没有给他更多的准备时间,相继于 3 月 6 日攻克二沙尾炮台,13 日攻克大黄滘炮台。 16 日,义律发出一份要求停战谈判的照会,派一艘打着白旗的小船由大黄滘炮台北上送往广州。途经凤凰岗炮台时,被杨芳派驻的清军发炮轰击,只得退回。杨芳在上奏中,把这次突发事件描绘成一个大胜仗。不料报捷的奏折刚刚发出,英军的报复性进攻就开始了。18 日上午,英军沿河北上,连续攻占凤凰岗炮台、永靖炮台、西炮台、海珠炮台等,至下午重占广州西南的商馆。此时,广州城的东西两面暴露在英舰炮火之下,完全成为一座危城。

仓促应战的杨芳,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真正接触到了“英夷”的坚船利炮,也明白了皇帝赋予他的任务实在很难完成。3 月 19 日,杨芳与林则徐、广东巡抚怡良商量了一整天,苦无良策,最终决定同意义律的要求,以广州暂时开港贸易换取停战。这个带有城下之盟性质的停战协定是杨芳备受责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停战期间,杨芳又抓紧时机进行了一些备战工作,时人在记载中说:“制大炮,铸军械,备糇粮,堆沙土,办草船,扎木排,招壮丁,练水勇,封拖船,操快蟹,两月以来,军机缜密,督办森严。”虽然不无夸大溢美之词,但其所作工作是不容抹煞的,这一点在英国人的记载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杨芳私自与英军讲和停战、重开贸易,显然违背了道光皇帝的初衷,他在随后的几份奏折中一再谎报战绩、掩饰败局,直到 4 月 3 日才遮遮掩掩地报称已于 3 月 31 日批准英属印度商人恢复通商,并请求道光批准英国通商。勃然大怒的道光下旨将杨芳及怡良“交部严加议处”,将其革职留任,以观后效。由于此时奕山已经到达前线,杨芳主持广州军事的使命结束了。

奕山于 4 月 14 日进入广州,杨芳的地位发生变化,进入参赞佐战阶段。奕山初到时,在军事上倚重杨芳,凡事与之商议,对杨芳“待时而动,不可浪战取败”的建议深为赞同。然而,坐镇北京的道光皇帝一再严旨催战,命令奕山出兵进剿,“务使该夷片帆不返”。奕山决定撇开杨芳,侥幸冒险一试,于 5 月 21 日向英军发起进攻。五天后,一败涂地的奕山在广州城挂起白旗求和,与英军达成停战协议,并很快向英军交纳 600 万元的“使费”(实际上是赎城费)。

接下来,奕山以欺骗的手法骗取了道光对通商和赔款的同意。7 月,误以为战事已经结束的道光下令沿海各省撤退调防兵勇。不久,杨芳也获准回湖南提督本任养病,道光在谕旨中温言安慰:“务当仰体朕心,加意调摄,报国宣猷,日正长也。”而此时的英军,正在积极准备北上扩大侵略。

两年后,杨芳以老病开缺,在贵州松桃家乡度过余年。5 年后,杨芳病故,享年 77 岁,谥号勤勇。

鸦片战争中,道光是把杨芳作为一张王牌使用的,他对这位久历戎行的宿将抱有极大的期待,“日夜引领东南,企盼捷音之至”。杨芳在接旨南下的途中曾上奏提出“恩威并用”的策略,道光对此表示不满,批示“似是而非”四个字。他期盼的是杨芳快马长枪一举将“夷匪”剿除净尽的酣畅淋漓,而这对杨芳来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杨芳在南下广东途中就有剿抚并用的想法,到广州仅半月就与英军订立停战协定,所以郭廷以在《中英鸦片战争史》中评价他“战意始终不浓”,是颇有道理的。值得注意的是,杨芳虽然在主持军务期间较少与英军开战,但其积极备战的工作一直没有停顿。关于暂时停战的原因,他向道光报告是为了“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关于杨芳的备战活动,英军“摩底斯底”号军舰司令官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有不少记载。英国人还发现,杨芳大幅度提高了关税税率,“所征之税几乎是以前的两倍”。杨芳的积极备战,是英军不惜提前一个多月开始军事行动的重要原因。

从战争的态势以及双方军队的装备、素质,都注定了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作战。如果杨芳不与英军停战通商,显然无力避免兵败城破的命运;如果他在战备不足的情况下贸然主动出击,结果只能是奕山屈辱求和的一幕提前到来。大局已定,可供他选择的余地太小。从这一点上来说,杨芳是无可谴责的。

当然,杨芳自有他应负的责任。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他一再谎报军情,饰败为胜,既使他逃避了应该受到的处分,又误导了道光对战争局势的判断,这是战争期间颇为滑稽荒唐的一幕闹剧。比如,3 月 12 日,杨芳在上奏中谎报乌涌炮台一战中清军的“战果”,并称广州在自己的布防下“军民鼓勇,可期无虞”;为拖延时间,他向皇帝建议对英军“暂事羁縻”,待大军到达后再设法水陆兜剿、一网打尽。道光果然龙心大悦,称赞他:“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

杨芳私自与英军停战讲和后,直到 3 月 31 日和 4 月 3 日,还继续上奏欺骗和试探道光,声称已批准港脚(英属印度)商人通商,建议道光批准英国通商,以“暂作羁縻,以便从容布置”。战意正浓的道光阅后勃然大怒,只是考虑到“正当剿办吃紧之时”,才将其改为革职留任。试想如果道光知道前线清军的败绩和停战通商的事实,杨芳在皇帝雷霆震怒下受到的惩罚实在不堪设想。

毋庸置疑,杨芳是当时清朝体制之下最为优秀的将领之一。他久历戎行,身经百战,靠战功步步升迁,七任六地总兵、十任六省提督,立功于西北绝域,绘图于紫光阁上,显然是同时代人中的佼佼者。正是这样的一位杰出人物,在远道而来的区区数千英军面前一筹莫展,还惹出了许多亦真亦假的闹剧,受到时人及后人的无情嘲讽,真所谓“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其中的教训,无疑是值得反思的。

我们不能说杨芳不够勇敢。3 月 18 日英军攻占凤凰岗并向广州城内开炮射击,杨芳在危急时刻坚决不回城中躲避,返回到镇海门前线指挥作战。 5 月 25 日英军进攻广州时,杨芳坐镇城楼督战,哪里炮火密集,就赶往哪里“以身当之”,“火箭、巨弹肃肃过耳畔,芳谈笑自若,骂曰:‘丑虏要击死老子耶!’”左右劝他回避,他全然不顾。《广州和约》签订后,奕山等都退至数十里外的金山,杨芳仍留在广州主持军务。不久,在骑马出城巡察炮台时,不慎失马闪挫,重病卧床,这才以老病离开前线。

我们不能说杨芳全无见识。在广州期间,他认识到敌强我弱的形势,主张以守为主,以攻为辅,避免浪战,以争取时间加强防务。他分析了广州“城大兵单”“近守不能远攻”“水战更非所长”的现状,建议采取塞河火攻、以陆制水等策略,集中兵力,避短扬长,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当奕山贸然出击、城外据点尽失时,他曾提出乘敌立足未稳之际,以两千人马兵分两路出城反击,可惜未被采纳。这种以攻辅守的办法,至少要比奕山等人的坐守待毙、举旗求和高明许多。

甚至,我们不能说杨芳略输文采。他擅长书法,精于诗文,与龚自珍、魏源等友善,著有《平平录》等几十种作品,撰有《杨果勇侯自编年谱》,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儒将。他晚年曾在家门上写下一副对联,总结自己的一生得失:

文章重价值,数载琢磨,一朝投笔酬吾愿;

功过未分明,几回挫折,万里归来慰梓情。

下联中以“功过未分明”“几回挫折”来概括自己的一生,是比较恰当的。他曾经因种种原因宦海浮沉、几度起落,但最大的挫折应该要数晚年的广州之行了。

勇敢而有见识且文武双全的一代名将杨芳,为何在南疆遭受挫折,这大概是他自己很难想通的问题吧。1841 年 4 月 30 日,杨芳在写给义律的信中说:“汝若徒恃船坚炮大为骄傲,我中国必重绝了通商之路,兵连祸结,我主尔客,我直尔屈。倘若打仗,亦不奈我何。”话说得义正辞严、正气凛然,然而当时他的心中又有多少底气呢?批判的武器毕竟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战争并不只是“敢战”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战”的问题,毕竟军旅之事是最讲究实力的领域。

如果说杨芳在广州是仓促上阵、准备不足的话,那么颜伯焘在厦门、裕谦在浙江、奕经在浙东的作战,都有绝对充足的准备时间,然而,败局依旧,甚至是一次比一次败得惨。在吴淞、镇江,陈化成和海龄率部奋勇抵抗,战至生命最后一刻,依然不能对战争的结局产生根本影响。在浙江,与杨芳一同立功大西北、绘像紫光阁的老将余步云,因战败被追究责任,于 1843 年 1 月被处斩。也是在这一年,杨芳以老病开缺回到家乡安度晚年,他比老战友余步云幸运得多。

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更是深层次的,至少不是寄希望于一两位“忠臣”“名将”就能解决问题。一直关起大门、闭上眼睛走路的大清王朝,在庚子年里突然面对闯进家门的陌生而凶悍的强盗时,它的无力、无知与无奈,是集体性的而不是个别性的。

历史不忍细看。不论是关天培、陈化成、陈连升以及定海三总兵等,还是杨芳、余步云等,他们都是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军人,前者更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走近那一段历史,他们的战与和、剿与抚、勇与怯、死与生,以及与战争局势和进程的互动关系,都值得引发我们长久的深思。


                                               《文史天地》2013 年 12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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