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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文景之治”四十年连载6

正说“文景之治”四十年连载6

作者:郭建 阅读量:22 点赞:0

汉文帝被推上皇帝宝座后,考虑要争取民心来作为刘姓皇朝的统治基础。那什么才是最好的争取民心的途径?当时普通百姓最需要的究竟是怎样的“善政”?

严刑酷法的遗害

大家都知道,点燃秦末农民起义导火索的正是秦朝自己的法律。陈胜、吴广带的一批服兵役的农民走到大泽乡,因为暴雨,已经没有办法按时赶到服役地点。于是吴广号召大家说:根据法律,我们服役迟到就要全部被砍头。一样是死,大丈夫要死就死个轰轰烈烈,不如大家一起造反!

现在我们知道,吴广的这段话引的法律很可能只是他动员群众的手段,事实上根据湖北云梦出土的秦国法律条文,服役迟到只是训斥,最重的处罚不过是“赀一甲”(罚出一副皮甲)而已,并没有直接的死罪。不过他这个谎言居然就使900多个百姓一致决心造反,说明秦朝的法律确实不得人心,早就给人们以过于严酷的深刻印象。后来陈胜、吴广发动的这场秦末农民起义,它的主要口号就是“诛暴秦,伐无道”。可见秦法与暴政确实是当时百姓痛恨的焦点。

刘邦入关后,宣称当时关中“父老苦秦苛法久矣”,于是来个“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这大概只是一个政治姿态,现在一般都认为“约法三章”本身或许只是对刘邦所率领的楚人军队的约束,表示楚军有侵犯秦地百姓的,也要按照法律处理。后面那句全部废除秦国法律的说法,很可能只是后来史记作者的发挥,不会是当时的真实情况。试想,从秦国故地人们看来,操着“鸟语”的外来入侵军队突然要废除本地已实行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法律,难道会真心拥护这支外来军队?

实际上刘邦集团的主要领导成员都是秦朝的低级官吏,他们熟悉的只是秦朝的法律。萧何进入咸阳秦皇宫,搜集了全部的户籍、地理资料,很可能也带走了秦国保存在皇宫的最权威的那部法律的抄本。因为按照《商君书》的说法,秦国的立法是这样的:宫中保留的法律文本为最权威文本,丞相府做一个抄件,让各地官吏抄写复制回到当地遵循。发生疑问的,到丞相府来查对,仍然存疑的,就要请求皇帝核对皇宫保存文本,并以宫中的原本为最终文本。等汉朝的统治一稳固,萧何整编原来秦朝的法律,略加删改,就作为汉朝自己的法律颁布。

从现在发现的吕后统治时期的汉朝法律(保存于湖北张家山汉墓)来对比秦国的法律(保存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看,二者语言、风格极其相近,内容相同的条文连文字的变化也不大。有些史籍记载的刘邦和吕后时期曾经宣布废除的一些秦朝法律大多仍然保留。

比如从当时的刑罚种类来看,秦律与汉律是完全一致的,主体都是残害罪犯身体的“肉刑”,主要有毁容的“墨刑”,割鼻子的“劓刑”,砍去罪犯前脚掌的“斩趾”,破坏罪人生殖功能的“宫刑”。所有的罪犯在接受肉刑后还要从事各种苦役。而且这些苦役都是终身服役,分为“城旦舂”:男犯为官府筑城,女犯为官府舂米;“鬼薪白粲”:男性罪犯派去从事伐木之类的苦役,女犯被发去从事粮食加工的苦役;“司寇”,就是要为官府担任侦查犯罪或在边境充当敢死队性质的侦察兵。这些苦役犯实际上都成为官府的奴隶,子子孙孙都没有人身的自由。即使被朝廷大赦赦免后,他们仍然不得居住在普通的村落里。必须被隔离,“城旦舂”以及受过肉刑的编为“隐官”,列入专门的户籍。

另外一个由秦朝延续过来的刑罚,就是严厉的犯罪连坐制度。比如有一部专门的《收律》,规定凡是被判处“鬼薪白粲”以上刑罚的罪犯的家属一律都要“收孥”,被收孥的罪犯家属号为“收人”,被分配到各个官府衙门去充当“隶臣妾”,就是为官府提供勤杂劳务的奴隶。当时的政府勤杂工作一律是由这些“隶臣妾”承担,以至于在专门的《仓律》里,有大量关于“隶臣妾”生活待遇的标准:夏天给多少口粮、给多少用于服装的“治装费”,冬天给多少口粮、给多少“治装费”。而且还要区分“老”“小”,以及工作性质等等来确定发放标准。

废除、改造这些残酷的法律,这是汉文帝所面临的第一大社会问题,也是铸造他以行仁政的形象出现的关键性因素。

废除收孥连坐

前元元年(公元前179年)十二月,汉文帝即位后第三个月,在熟悉了朝廷政务后,他采取第一个重大步骤,便是发布了“尽除收孥相坐律令”的诏书。

他在下达的诏书里提出:“法律,应该是施行治理的最公正的工具,是用来禁止暴行、保护好人的。可是现在的法律却规定,凡是被认定为犯法的,就要连坐罪犯的无辜的父母、妻子、子女、同胞兄弟姐妹,并将他们收为奴隶,朕非常不赞同。有关部门讨论将这个法律全部取消掉。”

这时候他还远远没有在朝廷中建立起自己的威信,占据朝臣主体的是将他推上台的功臣集团,并不拿他的这个命令当回事。他下令有关部门讨论,而有关部门给他的报告全都是一样的:就是不应该废除这个法律。有关部门的意见都说:“百姓不能自己管好自己,所以才要用法律来禁止。连坐他们的家属,就是要使他们有所顾忌,不敢轻易地犯罪。这是很久以来的传统法律,还是不要更改好。”

汉文帝立即予以严厉的批评,说:“朕听说法律正当的话,老百姓就遵守;判刑公正的话,老百姓就服从。更何况引导百姓趋于向善的人,正是官吏。官吏既不能正确地施加引导,在老百姓犯了错后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来加罪处罚,这不是反过来残害人民的暴行吗?怎么可能禁止百姓犯错?朕看不出保留这个法律有什么好处,请进一步讨论。”

朝廷的有关部门只得表态:“陛下对百姓施加莫大的恩惠,恩德宏大,实在是臣等所不及的。请按照诏书,废除收孥以及亲属连坐的法律。”

这些和汉文帝改革意志作对的“有关方面”,应该是在当时的两位丞相周勃、陈平率领之下的。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看不出有什么改革的必要,尤其是觉得没有了连坐,对于百姓的威吓手段就打了折扣,对于维护自己的权威实在是大大的不利。而汉文帝以施行仁政的大道理,很快赢得了对于朝臣集团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废除诽谤妖言罪名

秦朝设立诽谤、妖言罪名,用来对付被认为是批评朝廷、危害统治的言论,实行思想专制。秦始皇就是因为认为那些在背后议论他的博士及其弟子是在诽谤他,实行“坑儒”的大屠杀。

这些以人们的言论来定罪的法律,是秦朝法律最为人们痛恨的。汉朝统治者出于笼络民心的目的,曾经几次宣布要废除这项恶法,可是每次都是不了了之。比如吕太后掌权时,曾经下诏书说:“前日孝惠帝曾经打算废除三族罪、妖言令,讨论没有结果,惠帝就驾崩了,现在应该把这些法令废除。”这应该是她为了自己继续掌权而玩弄的一个政治手段。是为了加强对朝臣的控制,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

汉文帝当政后的第二年,即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五月,汉文帝又下令废除诽谤妖言罪。

他在诏书中说:“古代为了治理天下,在朝廷专门设立接受百姓建议‘进善之旌’,以及供百姓批评朝廷的‘诽谤之木’,用来使国家的治理政令畅通、表示欢迎批评的进谏。现在法律有诽谤妖言的罪名,使得群臣不敢尽情对国家提出建议,皇帝没有办法知道自己的过失。怎么能够迎接远方的贤良人士?把这些罪名废除了!另外,百姓之间有时因为怨恨互相暗中进行诅咒,有的人后来又去官府告发,官吏就当作了‘大逆’罪名来追查;在追查中听说百姓有其他的言论的,官吏又会作为诽谤来处理。这些都是小老百姓愚蠢无知而导致的死罪,朕很不以为然。从今以后,有告发别人诅咒的,官府不得受理。”

这是汉文帝发起的法制大改革的第二个重大步骤,这次没有受到什么阻碍,丞相周勃领导下的有关部门都很快贯彻了改革,正式废除了这项最容易被恶人、官吏用来害人的罪名。

到了他当皇帝的第七年冬十月,汉文帝又下令将司法权力进一步集中到地方政府,禁止列侯及其太夫人、夫人以及诸侯王子、二千石级别的官员擅自抓人捕人。

小女子上书引发改革契机

残酷法律的废除,只是汉文帝法制改革的一个起步。他仍然孜孜不倦地在寻找将法律推向文明、人道的机会。酝酿着要对中国传统以来的、以肉刑为主体的刑罚体系实行重大的改革。

这个机会终于在他当政的第13年的时候来临。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6年),齐国看守太仓的官员淳于意犯了罪,应当受刑。他被逮捕送到长安进行审判。淳于意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当被逮捕准备上路的时候,环顾四周哭成一片的母女,他骂道:“只怪我只生女儿不生儿子,遇到急难的事没有用处。”

他的15岁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听后,很是悲哀,于是就跟随着父亲的囚车,长途跋涉,到了长安。

在长安,淳于缇萦向汉文帝写了申诉书,其中说:“小女子的父亲是个小官,在齐国为官时,人们都称赞他办事廉洁公正。现在偶然触犯了法律要被处判。我所忧伤的是被处死的人不能再生,受过肉刑的人不能再恢复原状,就是以后想要改过自新,也失去了改过的途径。小女子情愿没入官府为奴婢,来赎换父亲要受的肉刑,使父亲可以得到重新做人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她的申诉很感动,为此就下诏说:“我听说在古代圣王虞舜的时代,在罪犯衣帽上画某种图像,或给罪犯穿上与常人不同式样和颜色的衣服,就表示处以某种刑罚,然而百姓没有犯罪的,这是何等崇高的政治清明境界啊。现在法律有黥、劓、斩左右趾三种肉刑,然而犯罪却并不因此而减少,这罪过的责任在哪里?难道不是因为我的恩德浅薄,而且教化不明吗?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正是教化不明而使无知的百姓陷于法网。《诗经·大雅·泂酌》中说:‘和乐而平易近人的君子,百姓把他当成父母。’当今百姓有过错,还没有对他进行教化就滥施刑罚;即使罪犯以后想改行为善,却没有重新做人的机会,我非常怜悯他们。刑罚重到截断人肢体、深刻人肌肤,终身不能消除的地步,这是多么惨痛而不道德啊!这难道是‘为民父母’的意思吗?应该废除肉刑,用别的律条来代替它;下令规定以罪行轻重判刑,在服刑期内不逃亡的,期满后释放为平民。把我的这些意思具体拟订为法令。”

这段言论提出了废除肉刑的三个理由:第一是肉刑威慑力并不足以制止或减少犯罪,第二个是百姓犯罪的原因主要在于教化不够,应该给百姓在犯罪后有重新做人的机会和途径;第三是肉刑过于残酷,不道德、不人道。

汉文帝这道诏书还提出了改革方案的两大指导原则是:一是要用其他的刑罚来代替肉刑;二是对苦役刑罚也要规定时限,废除将罪犯作为官府奴隶的制度,所有的苦役刑徒都有可能重新回归社会。

改革的方案

按照秦汉不成文的立法惯例,皇帝的一般性的指示“诏”或者“制”,只具有针对特定事项、特定对象,在特定时间内具有最高效力,各级官府必须遵循无误。但是官府并不能直接援引这样的指示来作为类似事件的处理方针。如果皇帝觉得自己这项指示有必要成为一项规范性文件的话,他会在自己的指示后面加上一句话“具为令”或者“著为令”,有关部门就要按照皇帝的指示的范围拟订出一个法律草案,再报告皇帝,皇帝“诏曰可”(指示可以)后,这就成为一条叫做“令”的法律,成为普遍适用的、长久性的规范。当然大臣觉得有必要为某些事项立法,也可以提出立法建议,由皇帝批示“诏曰可”后成为法律。不过凡是“令”的法律条文,一般都保持着原来的立法过程,谁建议的、谁提出草案的、最后皇帝如何批准的。等到发布这条法令的皇帝死了,如果他生前发布的“令”被认为有必要成为永久性法律的,就会被归并到法典“律”的有关篇目里,并删除原来的立法过程,成为单纯的法律条文。

汉文帝的这个改革指示,明确要求“具为令”,就是要有关部门来提出具体改革方案。于是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拟订了法令条文,上奏说:“肉刑是用来禁止奸人的,已经由来很久了。陛下下达圣明的诏书,怜悯百姓万一犯了罪一受刑罚就终身受苦,打算改行为善也失去了途径,这是出于陛下的盛德,是臣等所不及。臣等谨慎讨论后请定律:改黥刑为髡钳(剃光头发胡须、脖子上戴一个6斤重的铁钳)城旦舂五年,改劓刑为笞三百,改斩左趾刑为笞五百。其他如犯斩右趾、杀人而自首、官吏贪赃枉法等罪名,或者在裁判确定后又犯笞刑以上罪名的,要全部弃市处死。完(保全罪犯头发胡须)城旦舂三年后转鬼薪白粲一年、再转隶臣妾一年,即可释放为民(总共五年);鬼薪白粲三年后转隶臣妾一年,即可释放为民(总共四年);隶臣妾二年后转司寇一年,然后可以释放为民(总共三年);司寇二年后可以直接释放为民;髡钳城旦舂一年后,转为完城旦舂,以后按照完城旦舂处理(总共六年)。臣等昧死请求皇帝批准。”汉文帝立即下诏批准。

这里将原来判处“斩右趾”的罪犯索性直接判处死刑,是因为当时初次犯罪要“斩趾”的,都是斩去左足的前脚掌,所以被判处“斩右趾”的都是再次触犯需要判处斩趾重刑的罪犯,说明罪犯犯罪受罚后依然毫无悔改之心,就不再给他改过的机会了。同样道理,犯罪被判刑不及执行就又犯要判处笞刑(原来的劓刑、斩左趾这样的重罪),也要直接处死。至于故意杀人后立即自首来试图保命的、官员贪赃枉法的,都是极其严重的犯罪,会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因此也不惜直接适用死刑。

这个代替肉刑的方案中有关被判刑的徒刑规定刑期的内容,是根据罪犯苦役的等级来考虑的,并不完全直接以时间来划分。但它为以后规整的有期徒刑制度奠定了基础,算得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期徒刑制度。

至于淳于意、淳于缇萦父女后来的情况,《史记》和《汉书》都没有直接的记载。不过从其他的史籍记载中可以得知,淳于意后来退出了政界,成为当时非常有名的医生。而淳于缇萦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进一步的改革

由于汉文帝的这次改革存在一些弊病,比如改肉刑为笞刑的数目太多,往往罪犯已被打死,还没有打够数目——实际上人并不很经打,按照明代小说里的说法,真正用竹板狠打,即使是“壮勇过人”也只要个七八十板子就足以致命。因此后来的班固曾经在《汉书·刑法志》里批评这个改革方案说:“名为轻刑,实则杀人。”

还有一件很令人疑惑的事情,就是在汉文帝废除肉刑的诏书以及丞相、御史大夫提交的改革方案里,都没有废除宫刑的内容。可是据《汉书·晁错传》载汉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年),晁错在对策中称颂文帝的文句,有“肉刑不用,……除去阴刑”。可见汉文帝当年废肉刑应该是包括废除了宫刑。而《史记·景帝本纪》载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诏,称颂汉文帝“去肉刑,……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因此从废肉刑诏书未提及宫刑问题来看,很可能在这之前汉文帝曾经下达过诏令将宫刑废除。

那么为什么司马迁在《史记》里并没有正面记载废除宫刑的事迹,难道这不是一件重大的值得歌颂他心目中最理想的君主的事迹吗?

这大概只好从司马迁这位记述者的倒霉遭遇去揣测了。司马迁为投降匈奴的李陵辩解了几句,结果被汉武帝判处了宫刑。为了完成《史记》,他忍辱负重,没有以死抗争,但内心深处的伤害,大概是会阻止他来记述汉文帝废除肉刑的事迹。尤其是这样记述的话,很有可能被汉武帝认定是在以古讽今,批评朝政,会导致《史记》全书被毁,使他“藏于名山、传之后世”的下半生打算完全落空。于是他只好曲折地记载汉文帝废除宫刑的事迹,而后来班固写《汉书》,好像也没有全面梳理汉武帝之前的资料,没有能够在文帝的本纪里明确废除宫刑的时间。想来班固也不打算得罪依然保留了宫刑的东汉皇帝,有意识地将废除宫刑的记载模糊化。

以后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进一步推进刑罚改革:先后两次减少笞刑的数目,斩左趾的笞五百下减为二百下,劓刑的笞三百下减为笞一百下。汉景帝还颁布一个专门的《箠令》,具体规定了执行笞刑的刑具尺寸、重量、规格,并且规定只能由一个人行刑,不准中途换人。这样才使得受刑人得以保全性命。景帝还废除了磔刑,改为弃市。并且规定被判死刑者可以选择改为执行宫刑,将宫刑作为死刑的代替刑罚——司马迁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被处宫刑,他原来是被判了死罪的。

汉文帝废肉刑,是世界法制史上的大事。在当时以及以后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在世界各地仍然流行严重残害人们身体的肉刑。中国率先废除了原始野蛮的身体残害刑,比欧洲几乎早了两千多年。比如在东罗马帝国时期,法定刑有砍手、砍脚、割鼻、割舌、阉割、刺瞎等残害刑。这些刑罚在1532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卡特琳娜法典》中仍然被大量采用。欧洲中世纪时期还有“剪刑”,在犯人的身体上用剪刀剪开一个或几个“V”字形的口子,再往伤口处灌盐水,浇上熔化的蜡油或铅汁。这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欧洲是很常见的。和中国古代的墨刑相近的烙刑到18世纪末依然是欧洲最主要的附加刑,如法国在盗窃犯身上打上一个百合花烙印,英国在“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时期对流浪汉打“S”形烙印等。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触发这场改革的缇萦上书和汉文帝的诏书,都强调刑罚的目的在于使人“改过自新”,认定刑罚的目的应该是教育、教化,并不仅仅是一种对于罪人的报复或者仅仅是一种对潜在的罪犯的威吓。这在世界法律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让犯罪的人在承受处罚后,能够有朝一日回归社会,这是一种极其超前的观念。

俗话说“安居乐业”,汉文帝大规模改革法制,使人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免于来自于政府力量的恐惧,使朝廷以“仁政”的崭新形象树立于民间,与直接行使管制、容易引起与民间冲突的地方官吏们拉开了距离。

可是,如果直接面对民众的各级官员在贯彻朝廷政策时依然采用高压手段,民众如何才能“解困”?如果各级官吏仍然从严苛角度执法,那么法制改革如何能够真正赢得民心?

             

责任编辑:王封礼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2015年第4期 总第2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