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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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外祖父任可澄(上册)

缅怀外祖父任可澄(上册)

作者:何幼兰 阅读量:16 点赞:0

2000 年 11 月 8 日,应省文史馆和普定县政协的邀请,我和妹妹陪母亲专程到贵州省西部偏远的小县普定去。

普定是外祖父任可澄的故乡。母亲兰仪是他的第十四个女儿。外祖父早年离乡,后定居省城,母亲和我们晚辈从未到过外祖父的故乡。

10 月小阳春的天气格外风和日丽,明净清澈的夜郎湖、普定县广袤的田野,让人心旷神怡。当地政府的热情接待,让我们感受到故乡的温馨。省文史馆馆长赵少伏、张启成以及黄万机教授等和我们一起来到外祖父的出生地——马官偏坡寨。

外祖父是清末民初活跃于贵州政界、文化教育界、影响深远的重要人士。普定虽然贫穷,偏坡虽然荒僻,任姓家族却兴旺发达。他的祖父焕奎,光绪丁丑翰林,官江苏吴县知县;他的父亲毓桢,戊子举人。外祖父一门由于家庭教养,颇多俊彦良才。外祖父自幼勤奋好学,19 岁拔萃,25 岁乡试第四名中举。次年春帷后授任内阁中书。在京的那段时间,外祖父接受了“康、梁”维新变法思想,认为国家要富强必须政治变革。一年后,丁忧回乡。1905 年,他受聘为贵州学务处参议,开始创办新学。他和唐尔镛、徐天叙先生一起,在省城书院开办了师范讲习所,“于是黔省始有普通教育之师资”。尔后,他们又开办了通省公立学堂(现贵阳一中),外祖父任堂长,并亲任“读经、国文、历史、地理”四科教习。它是近代贵州规模最大、设备最好、师资最为雄厚的学校。

1907 年,外祖父又和唐尔镛、华之鸿先生创办优级师范选科学堂;1910年,又兴办宪群法政学堂。贵阳市志办潜心研究史志、成绩卓著的何静梧先生说 :“任可澄办学,为贵州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人才,可称满门桃李,一代宗师。”

为了办好教育,外祖父倾注了全部心血。大舅任泰在吊唁外祖父的祭文中说 :“当府君之办学也,以堂长兼授之史、政法诸课,食宿均于校内,集注全力,非休沐不归家。与诸生终岁共处,示以立身之轨,教以为学之方,匡诱顾复,昵如家人。受其教者,爱敬亲切,历数不清十年,情乃弥挚,师弟风义之笃实,晚近所罕觐,而黔省近代学术思想之灌输,尤以府君之用力为最勤。”一个勤勉治学,爱生如子的殷殷师长形象,跃然纸上,令人钦佩。如果没有“教育救国”的思想支撑,恐怕不能做到这一步。所谓“师德”,在外祖父的身上,得到完美体现。外祖父去世时,南明四校(贵州优级师范、通省公立中学、宪群法政、南明中学)学生代表姜凤翔等 158 人联名之祭文中,称颂曰 :“夫子导黔学之先河,以斯道而觉斯民,呜呼!……往而不可复作矣,徒令凤翔等犹追怀乎几仗,俯仰乎门墙……挥涕泪以陈词,沾襟袖之浪浪……”凄怆之情,溢于言表。只有最真挚的师生之谊,才能如此悲伤。

在他影响下,任姓后人中从事教育者颇多,大舅任泰、四舅任华均终身于校园,且多建树。大舅曾任贵州大学教务长、云南大学校长,去世前,在台湾、香港等地任教授。四舅是庚款留美的学者,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母亲也是中学教师。他们秉承外祖父“教育救国”的宗旨,可谓一脉相承。我,现在也在这“脉”上,兢兢业业地恪守。是不是上苍在我的血液中,早就注入了“万世师表”的因子呢?

由于外祖父对教育的倾心和建树,1925 年,北洋政府延聘他为教育总长。边远落后的贵州省,能获此大任者,寥寥无几。然而,教育在军阀混战年代,是不可能真受到重视的,一年零一个月后,外祖父卸任。“自是僦居北城冷巷,日惟摩娑故纸自娱,仅赖及门资济,常时不给,至于鬻及几案。”一个卓有成效的教育家,生活清贫到如此地步,令人扼腕叹息。

民国八年(1919 年),外祖父受贵州各界重托,主持修纂民国《贵州通志》,后又编纂集贵州文化之大成的浩瀚巨制《黔南丛书》。此后数十年,矢志不渝。在筑期间,经常召集各分纂人,研究具体事宜。无论旅居北方,还是足履沪杭,他始终藏稿于行李,挟卷于身边,不敢稍有懈怠。外祖父去世后多年,当时参加编修的先生们回忆起这段往事,还感叹不已。志书卷帙浩繁,工程巨大,系统地论述了贵州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约 750 万言。专家们都认为它是研究贵州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典籍,是民国期间各省编写通志中最有成效的巨著。此书《前事志》为外祖父手订,约 250 万字。南明四校同学的祭文中说 :“《贵州通志》之纂修,经始民国八年,而起例发凡,经纬万端,夫子实振其纲。《前事》一编,钩深索隐,辨悉毫芒,史材掇于佚编,史例严于紫阳,十年燕市,三载吴江,挟稿与俱,案罗缥湘。”在交通困难,战乱频仍的岁月里,若非严谨的治学作风与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执着精神,定难成事。

外祖父对贵州史学的巨大贡献,是他对故乡故土一片钟情的结晶。外祖父是贵州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首义发起者之一。作为黔省宪政派领袖人物之一,他参与了联合自治学会谈判,共同把封建王朝在贵州的最后一任巡抚赶下台,建立了革命政权——贵州大汉军政府,并被委任为枢密院副院长。他的从政,断断续续,时间均不长,无论辛亥革命时期,还是民国时期任云南巡按使、云南省省长、贵州省省长、全国教育总长等职,都仅有一年,甚至几个月的时间。还有一些职务,如河南省省长、广州军政府内务部长等,竟未就任。我想,或许是他老人家本无心从政,抑或是在军阀混战的年代书生从政的一种无奈,一种莫可名状的违心选择罢了。

贵州的史学界对外祖父的评价颇有争议。对于历史,我知之不多,不敢妄论。在那个风雨如晦、权力倾轧的年代,谁能保证自己的每一步都正确无误?或许他也感觉到单凭一腔热诚未必能把握得好政治斗争方向,所以,从个人良知出发,他后半生总是弃政从教,从事著述为主。

在外祖父的从政生涯中,参加反袁斗争,亲手拟就讨袁檄文,无疑是他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他三次参加云南中下级军官秘密召开的倒袁会议,后与蔡锷、李列钧等歃血为盟,誓师讨伐袁世凯称帝,他修改梁启超先生的讨袁檄文,壮怀激烈地写下了“成则为少康一旅之兴夏,败则为田横五百壮士之殉节”,气吞山河,传诵一时,国人为之震动。八姨昭仪说,解放初期她曾在国家档案馆亲眼见到过外祖父所写的讨袁檄文原件。八姨述说时激动万分,因为它是贵州人对中华民族革命大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历史见证!

为了纪念外祖父,普定县决定召开有关研讨会,评价他的功过,给后人以借鉴。因此,我才有幸第一次踏上先辈们生存繁衍的故土。

来到偏坡寨,一进寨门,我们就被一种神奇的氛围所笼罩 : 寨前的参天古木,长城般古老的一层一层石板垒成的石墙;在老墙的分隔中一块块青石板铺成的平整光洁的小路,形成一条条幽深静谧的小巷;一座一座院落紧紧相连,扇扇石门各具特色,蕴含着独特的地方风俗。我抚摸着那经过千百年风雨侵蚀的石墙,不禁浮想联翩 : 这石墙边、这小巷中,留下了多少代祖先的足印?他们在这里生存、繁衍,造就了几代光耀乡里的举人、翰林,当他们回到故里,将文明之风吹进这边远山村,给这里的山水人文增添了几多灵气、几多时代的新风呢?

普定县原党史办主任刘东阳是我的远房姨父,他告诉我们说,1939 年春天,外祖父回乡扫墓,看见相邻的几个村寨没有学校,感慨万端。他找到颇有声望的族人任子章、任诵先等说 :“你们应该设法办一所学校。这么多的孩子得不到教育,怎么成材?让孩子们读点书,将来才有出息啊。”回省城后,他多次询问办学的事,又出主意由民众投资投劳兴学。不久,一所集资民办的“仁爱乡第四堡国民小学”在偏坡寨寺庙旁建起了,邻村的一些孩子也来就读。在外祖父的关心下,学校越办越好,学生越来越多。乡亲们见到自己的孩子上了“洋学堂”,都很感念外祖父的阴德。为了纪念首倡之功,1942 年,村民们立碑记事,以“流芳千古”来赞誉。他对贵州教育的贡献是彪炳史册的。十年动乱中,学校停办,而今只剩下凄凉的断壁残垣,使人唏嘘。

在村里的一间小屋里,我们看到了那块石碑。面对碑文,我仿佛读到了那段历史,看到风尘仆仆的外祖父回到偏坡寨的身影,听见他对族人们诉说着殷切的期望。

一行人去拜谒任氏祖先的陵墓。这是我们此行的希望所在。

必经之路的小村口前,一棵参天古树,让我们惊叹不已,有人大声喊起 :“好大一棵树!”

老乡说,这是一棵沙桑,树龄逾千年,主干粗壮,三人方可合抱;枝杆撑天,绿叶繁茂,凝聚着一种威严,一种庄重,一旦瞩望便肃然起敬。树旁小树一蓬,好像孙子依附着爷爷。村民用石块围起护栏,栏边的小石虎乖巧逼真,尽管做工粗糙些,却神态可掬。我禁不住想 : 外祖父属虎,我也属虎,老天安排我也走上贵州教育之路,这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暗示?这伶俐的小石虎呵,依傍着千年沙桑,意味着什么呢?

老祖公的陵墓,没有石碑,也无祭台,看起来很普通,但那堆高垒的坟茔,却极伟壮。尤其是墓旁极有气势的两座山峰,后面重重叠叠的页岩,前面大片平展展的稻田,给人以气度不凡之感。赵馆长风趣地说 :“人杰地灵,此话不假。这山,这田,这样的风水,就是该出人才呀。”

我们代表远在各处的亲人向祖宗拜祭。

1960 年,周恩来总理来到贵阳的花溪,“在任可澄路”上看到外祖父的陵墓时感叹地说 :“他可是你们贵州有贡献的人物啊!”


                                                          《文史天地》2001 年 3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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