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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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巡抚(上册)

父子巡抚(上册)

作者:厐思纯 阅读量:14 点赞:0

往昔人们谈及贵阳的名门望族时,总是兴趣盎然地念着“唐家的顶子,华家的银子,高家的房子”的顺口溜。所谓唐家的顶子,是指唐氏家族在清代做官的人多。

唐氏的祖籍原是四川涪州,先世因逃避张献忠难而迁往遵义定居,清初以来,诗礼传家,人才辈出。据《遵义府志》及《续遵遵义府志》所载,自康熙年间至光绪年间,唐家有功名者达 20 余人,其中最显赫的要数唐树义、唐炯父子,官拜巡抚,成为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人物。昔日遵义城中流传着顺口溜“要想唐家不当官,除非干断洗马滩”,可见唐家人气之旺。

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唐树义诞生于遵义老城的一书香门第。其父源准,科举出身,后任广东阳山县知县。树义(字子方)少时,胸怀大志,尝自恨一事无成,将来不能青史留名,遂面壁苦读,熟习经史诗词。其为诗清丽,多艳逸风情;其词则有豪博放旷之气。青年时的树义,状貌魁伟,气盖当世,而节操甚严。

嘉庆二十一年(1816 年),树义中举,时年 24 岁,十年后以大挑一等(名举人)分发湖北监利县行知县事,从此步入仕途。树义到任后,时值监利江堤崩决,洪水肆虐,民众流离失所,路道充斥着难民,而那些流氓宵小之徒乘机剽掠,为害地方。整个监利城笼罩着愁云惨雾,人们惶惶不可终日。有鉴于此,树义立即整顿治安,严令擒治群盗。自己走出衙门,深入民间。为了落实灾情,他乘单舸,涉洪涛,核准灾民户口,然后向上级部门请求赈恤。可见其为政之初就把勤政为民作为第一要事。树义深知赈恤治标不治本,要想使百姓立身安命,首先得修筑堤防,给他们一个赖以生存的环境。他见五六百里的江堤早已残破,如果不大修,汛期到来必定会造成灾难,尤其是尺八口地段江流湍急,堤防年年崩塌,于是决定退移改筑 2700 丈的堤防。他一面向上司申求拨款,一面募民筹款,待到资金凑足后,他审时度势,加紧施工,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劳动,堤防终于在汛期到来前完工。

汛期来临,洪水大至,堤防遭到严峻的考验。当洪水涨至离堤顶仅三尺时,树义一看不妙,不顾安危地飞身跑到堤上。这时西南风急,巨浪滔天,吏民纷纷逃窜,而树义临危不惧,独立水中,奉土负薪,身当其冲。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可能感动了老天,突然风向逆转,洪水反向南趋,水位立即减了两尺。人们惊诧之余,不禁欢声雷动,视树义为神人。

唐树义为官清正,极有个性,因此常得罪上司。有一年,湖广总督卢坤巡阅监利,与树义商讨修堤之事时,因意见相左,树义甩袖而去,卢坤亦大怒不已。卢坤认为树义傲慢无礼,不敬上司,于是愤然前去检查他所负责修筑的堤防。出人意料的是,卢坤回到驿馆后,再次召见树义。当树义到来时,卢坤放下官架,下阶迎接,诚恳地对他说道:“贤父母(官)何得民若是(拥护)?!”

由于卢坤的赏识和举荐,树义于道光十二年(1832 年)六月调江夏县,十二月因办理堤防有功而赏知州衔,升汉阳同知。后经湖广总督林则徐及湖北巡抚裕泰举荐,朝廷宣召树义入京晋见。在道光帝垂询政务之下,树义奏对得体,颇合皇帝心意。道光帝对朝廷重臣叹道 :“丞(州府副职)中几见此人!”正是由于皇帝的垂青,树义随即升任甘肃兰州府,晋兰州道,后因“进剿”西陵野番(少数民族)有功而擢任陕西按察使,之后调任湖北布政使,代理巡抚。

1848 年长江洪水大发,从荆州到黄州一千多里的地方,有州县 31 个、卫所 9 处,均处于危险之中。树义立即巡视沿州两岸,返回省城便向总督报告灾情,恳请迅速拨款抚恤救济灾民和修筑堤防,谁知总督不予理睬。

树义按捺不住性子,气愤地说道 “:尧舜在上,忍令吾民失所乎?即有严谴,请独当之。”他据理力争了四五日,最终迫使总督拨款救灾。

洪水淹入了武昌城,有的地方水深达数丈,居民们大都逃往城墙上露宿避难,然而总督仍居华屋,每日“燕乐如常”,出则前呼后拥,对百姓的苦难置若罔闻。而树义却乘坐竹舆日夜看视灾民,嘘寒问苦,“挥泪抚慰”。救济的款项刚到,在还未接到命令时,树义立即开库发放给灾民。正因为树义事事为百姓着想,湖北民众对他感恩戴德,敬仰有加,而总督对此更加嫉恨。由于和总督的关系紧张,第二年冬,树义以病为由,辞官返回贵阳故居,每日与郑珍、莫友芝等人饮酒赋诗,畅谈天下大事,生活悠闲自在。而郑珍每至贵阳,必住唐家待归草堂,与树义关系甚密。

树义归乡之后,置义田,建宗祠,救恤故旧,慰荐孤寒,为友人出版诗文数十种,又出资出版遵义及全黔诗,整理和出版了自己的诗文集《梦砚斋诗古文词》《北征纪行》《从戎日记》等。

唐炯在《先君子行略》中对父亲做官时的人格道德有以下说法“:(先君)尝教僚属曰 :‘见得爵位轻,自无作不好之官;见得货财轻,自无做不好之人。’”对于其父的清操廉节,唐炯在该文中举了几个事例 : 一是湖北水患时,树义令龚姚两观察前往荆安、武汉和黄州等地视察灾情,救济灾民及监督修堤,他俩的车船费、薪金及仆役的费用全由树义的薪俸中支取,从未累及僚属 ; 二是树义引退时,湖北的僚属和商人们赠送他数万两银子,但都被他婉言谢绝 ; 三是树义为官二十多年,薪俸大都救济了同族中的贫困者,老疾者,不能嫁娶者和读书力行者。

咸丰三年(1853 年)正月,太平军攻占武昌城,清廷惊惶失措之余,突然想到了息影林泉的唐树义,企图以其在湖北的威望来抵御太平军,于是征召他入京候命。树义时年 61 岁,便赶往京城尽忠效命。临行前因无钱置办行装,于是变卖儿子唐炯媳妇的“奁田”,得一千两银子,估计自己将来无力偿还后,树义就把自己所喜爱的雪声堂砚及褚遂良临兰亭黄绢本来抵当,可见其身无长物。到京城后,树义受到士人的关注,“辇下知名人士争颈识面,为风流所宗尚如此。”

风雨兼程到湖北后,等待着树义的是血雨腥风的战斗。在与太平军的残酷搏杀中,树义战绩卓著,在宋埠、鹅头山、辛家冲和马鞍山等役力挫对手,击毙太平军三王,伤两王,擒斩千余人。之后,树义又建“新功”,在黄州一役,十日之内,大小十一战,均大败太平军。然而好景不长,从咸丰四年(1854 年)正月起,战况逆转直下,清军一败再败,树义兵败金口,知事不可为,只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必轰轰烈烈寻一死所”,最后投江而死。

唐炯赴楚得父尸骸,运回故里,葬于贵阳东北五十里之成山。

唐炯,1826 年生,字鄂生,唐树义第四子,自幼好学不倦,喜读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于历史政事得失、治乱兴衰、古名臣出处和事迹,无不反复讨论,熟于心中,因此具备经世伟略。兼之生性倜傥,傲岸不群,有大丈夫襟怀,诗词古文颇有造诣,诗人郑珍知其将大有可为,便集李白、韩愈诗为联而赠之 :“天生我材必有用,神纵欲福难为功。”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唐炯中举。

咸丰四年,唐炯经历父亲死难之惨变。时值贵州桐梓杨隆喜揭竿而起,民众景从,势如燎原。唐炯创立“忠孝团”,与织金进士丁宝桢遥相呼应,对起义军形成夹击之势。咸丰九年(1859 年),唐炯赴四川南溪任知县。

下车伊始,他立即组织地方绅耆办理团甲,严禁窝藏盗匪,重惩差役敲诈勒索、胡作非为,永革地方规费,清理多年积案,无定期、无定地巡视民间,访贫问苦,劝勉其子弟辛勤耕作,不要为非作歹,不要乱打官司。正是他这种尽职尽责的平民作风感动了广大民众。数月之后,南溪民气和乐,地方大治。唐炯的官箴是“作州县,耳目所不到者,足迹要到;足迹所不到者,心思要到。”又曰 “:民财当惜,不宜使之破坏;民气当静,不可使之浮动。”照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政者要心系地方,爱惜民财,使民安居乐业,不能逼民造反。

唐炯与其父一样,能文能武,既是治世之能臣,亦是驰骋沙场的悍将。在对待“犯上作乱”的“暴民”时,他俩都无情地施以镇压之权。在南溪任上,正值滇人蓝朝鼎等人率部反清入蜀之时,唐炯组织团练,揽形势,守要隘,严阵以待,力挫蓝军,显示出不俗的军事才干。在南溪、叙州、富南、犍为、绵州及白鹿场等战役中,他身经数十战,曾以百千之士卒与数万敌军相抗衡,却往往出奇制胜。敌军见其作战英勇,不顾死活,因此称他为“唐拼命”,遇则避去,不敢与其争锋。其后石达开率部由湖北入川,攻占石柱厅,进围涪州。唐炯尾随其军,围追堵截,见其突围而去,便追至綦江。石达开不敢恋战,率部入黔。川督骆秉章用唐炯之计,在大渡河设防,最终迫使石达开被擒。

同治二年(1862 年)正月,唐炯任绥州知府时,常闻达渠、大竹两县差役凶横恶暴,欺压百姓,民间积怨久,民众常联合控告差役,但地方官员却拿他们无可奈何。唐炯视事后,立即派人四处张贴告示,劝告百姓不要聚众抗官,如有冤屈可向官府申理。由于唐炯公正廉明,违法犯律的差役日趋减少。与此同时,唐炯在郡城设立两所书院,并在八十一区及四乡建立社学,聘请学养俱优的士人充任教职,教育辖境子弟读书,养其心情,化其习俗。第二年后,绥定大治,吏尽守法,民安其生,显现出唐炯的治政才能。

同治五年(1866 年),贵州苗民因征粮而暴动,波及湖南沅州一带,随后都匀、麻江、独山的白莲教军继起,思州又因征粮而激起民变,思南、石阡的黄白号军随之起应,贵州全境陷于瘫痪。有鉴于此,川督崇实立即令唐炯统师援黔。到黔后,他以诚信对待民众,严禁官军骚扰百姓,并四处潜伏间谍收集情报,采用各种手段去招抚降众,数月之间便瓦解黔境的“骚乱”。于是,清廷赏其二品顶戴和“法克精巴图鲁”的称号。

光绪三年(1877 年),川督丁宝桢深知唐炯“大气磅礴,足任事”,便极力延揽其共赴时艰。丁宝桢向唐炯通报了四川的省情,那就是财力薄弱,除了上交国库和省内的开支外,无钱帮助邻省,加上长江两岸的盐枭土霸聚众达几十万人,一旦动乱起来,其后果不堪设想。唐炯针对以上问题提出 : 盐是国家大利之所在,要解决四川财政困难的问题,首先要革除盐政弊制,可收一石几鸟的效果。他说:“现在边境无事,防军宜裁汰,每年可以省饷数十万。盐为国大利,数十年来,官吏绅商因缘为奸,致利上不归国,不下归民,只归中饱。今若整理,可为国岁增巨款,私枭隐患可藉以消弭。但一办理,风起云涌,谤议随之。公能始终主持则办,否则不如其已。”唐炯精辟的见解促使丁宝桢毅然改革盐政,并授命唐炯放手大干,全权办理。唐炯与同乡华联辉共同筹划,“稽案牍,考成法”,向熟悉盐务利弊的官员商人请教咨询并加以讨论,从而制定了著名的“官运商销法”,为国家每年增加库银数百万两,也缓解了四川财力不足的困境。

光绪八年(1881 年)七月,经张之洞举荐,唐炯擢任云南布政使。在任期间,唐炯改革弊政,并厘卡,清田粮,减冗员,恤民困,政绩十分突出。这时法国殖民者已经侵占越南南部,窥视着北部的中国边境。为了保卫南部边境,清廷责令唐炯率兵出镇南关防卫。唐炯出关后,认为已归顺清廷的黑旗军领袖刘永福熟悉边境事务,有能力制服法人,于是委之重任。九月,唐炯升任云南巡抚,滇督岑毓英写信催促他赶快回省面商机宜。恰逢这时中法议和,并无战事发生,边境也很稳固,唐炯便立即赶回昆明主持政务。谁知却惹出了大祸。

一年多后,法军进攻越南北宁和太原,两地相继不守。这时北京的最高统治者要寻找承担罪责的人,于是先将广西巡抚徐延旭革职拿问,接着唐炯受牵连亦被逮捕下狱。在拘禁的两年中,唐炯心地坦荡,置生死祸福于不顾,每日观书写字,寄情诗文。其中一首诗最能体现他此时的心绪 “:已空万念仍忧国,未了残生且读书。惭愧东坡老居士,乌台也许赋诗篇。”此诗一时被士人传诵。人们从诗中可看出唐炯学养纯正。

不少人认为唐炯实在无辜,朝廷重臣左宗棠、李鸿章和丁宝桢先后以人才可惜为他上表求情。光绪十二年(1873 年)唐炯被释,发往云南差遣,以巡抚衔督办云南矿务,四月抵达昆明任事。唐炯考虑到云南财政困难,人民生活贫困,唯有开采本省的矿产才能改变以上问题。于是他筹划开采本省铜矿,建立公司,招商开采矿场,然后由官府购买。这个建议很快被朝廷采纳,云南的采铜业由此发展起来。云南铜矿公司开办 18 年,铸铜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满足了国内的需求,同时增加了本省财力,解决了不少靠铜矿业谋生的穷苦民众的生活问题。唐炯以滇铜在昆明西山修建了一个“金殿”,以资纪念。

光绪三十二年(1905 年),79 岁的唐炯辞官返回贵阳。两年后,朝廷因其德高望重,年登耄耋,赏其太子少保。1907 年 12 月 29 日,这位 81 岁的老人病故于贵阳家中,葬于成山坟地。


《文史天地》2001 年 10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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