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杂志订阅

手机上阅读

扫描下载App

安健:辛亥革命的干将(下册)

安健:辛亥革命的干将(下册)

作者:高士振 等 阅读量:36 点赞:0

安健,字舜卿,又称舜钦,彝族,1877 年 8 月 22 日生,贵州省郎岱县岩脚场上官寨人。

1905 年 5 月,为了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安健同大部分革命青年一样离开贵阳,到上海乘船东渡日本。

到东京后,安健住在神田区,这是中国留学生聚集的中心,不仅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而且是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宣传革命,进行活动的中心地区,不少留日青年学生在这里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1905 年 8 月 20 日,孙中山先生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到达东京,假《清风报》召开同盟会成立大会,入盟者达千余人。安健由于受到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和对中山先生意志品质的崇敬,在这次大会上与平刚、于德坤、漆运钧、拓滨、杨荩诚等十几位贵州籍的留学生一道加入同盟会,并选举于德坤为同盟会评议员、平刚为贵州分会会长。在当时入盟的西南会员中,仅安健一人是少数民族。

加入同盟会后,安健更加积极地投身到革命活动中,他一面经常以通信方式向留在贵州的革命者们“灌输革命思想”,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启迪人们,并根据贵州当时社会政治条件较其他省更为落后、封建性更强的特点,提出贵州革命者应“标榜平民主义与贵族主义相对抗,屹立贵州革命之基础”。

他积极参加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多次旨在推翻清廷统治的武装起义。 1907 年 4 月,广西钦州、廉州“三那”(即那黎、那彭、那思)地区爆发了刘思裕领导的大规模的抗捐运动,清政府派巡防营统领郭人漳和新军标统赵声(同盟会员)前往镇压,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发动起义的好机会,派人去郭、赵军中活动,并委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深入“三那”地区发动起义,安健受孙中山指派,参加了这次史称“钦廉之役”的武装起义活动。在得知驻扎防城的清军连长刘辉廷、李辉堂有反正之意后,孙中山同意王和顺在防城发动起义的计划。9 月 5 日,起义军袭取了防城,王和顺率队向钦州进发,但因驻钦州清统领郭人漳未肯依约内应,钦州不能下,只好转攻灵山。在灵山起义军又与清军激战三天,激战中安健负了轻伤。义军终因弹药缺乏,被迫撤回“三那”,王和顺见一时无力进取,下令解散队伍,自己到河内向孙中山汇报,安健亦转移外出养伤。

1908 年 3 月 29 日,孙中山命黄明堂、王和顺发动“河口起义”。此时安健伤已痊愈,又积极投身到河口起义中。他和其他革命党一百多人在黄明堂等率领下,前赴云南河口。河口为边防重镇,清廷在此地派有边防督办驻守。黄明堂派关仁甫率部分队伍由越南老街进攻河口左侧的万侯,河口巡警响应起义,迎接革命军入境。安健随黄明堂所率革命军主力猛攻清军汛营,清河口王玉潘顽抗,被守备熊通击毙,汛营管带蔡元贞首先反正,清军六营六百余人相继投降。此役缴获清军枪支一千余支,子弹二十万发。 5 月下旬,清军政府调集云、桂、川、黔清军数万人向河口革命军反扑,王和顺率革命军迎击,相持二十多天,起义军弹尽粮绝不得已撤出河口,安健等六百余人退入越南。

安健虽身在他乡,但对于贵州的反清斗争和民主革命却时刻放在心上。 1907 年,贵州民主革命组织“自治学社”成立,对他发出邀请,接帖后他十分高兴,立刻回信表示“应邀加入”,并成为同盟会和贵州自治学社之间的联系人。

因为安健家是西南地区颇有影响的少数民族土司,在当地拥有一定势力,所以多次被同盟会派回滇、黔、桂诸省从事组织发动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革命活动。1908 年,安健回到家乡贵州郎岱,按照孙中山先生在旧金山参加洪门致公堂及帮助该堂订立章程的办法,先与刘显臣、罗国昌、江福初、陈福卿等十六人结拜兄弟,继而利用这些帮会成员,建立自治学社郎岱分社,规定“本社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十七兄弟破除安七公旧称,称安健为革命大哥。安健要刘显臣于 1910 年加入贵阳南厂新军,进行策反活动。

安健不仅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地为革命拼搏,而且还以笔作刀,宣传革命,当时日本、上海、广州等地的进步报刊,时有他的文章,上海的报刊称:“士人安健,文章震惊海内。”清政府对其十分恼火,因此通缉捉拿安健,并派人焚烧了他在岩脚南龙桥的老家,威胁他的亲属,同时对他以金钱、官爵加以利诱,但这一切均未能动摇他“推翻帝制、建立民族平等共和国”的信念。

由于安健和其他贵州革命者的努力,贵州革命势力发展很快,自治学社在“庚辛之交,党员逐增至十万人”。同时,贵州各族人民反清反帝的反抗行动风起云涌,从 1902 年起,贵州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反教会活动几乎不断,达到“无处无之”的程度。1910 年,贵州巡抚向清廷上报的各种“土匪、会匪、游勇”的起事即达七十三起之多。在全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情况下,1910 年孙中山指示在东京的同盟会员“各回本省运动革命壮声势”,因安健负责联络,所以依然留在东京,平刚等人则返回贵州领导革命。

1911 年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达到最高潮的一年。清政府慑于革命将临的形势,于 4 月下诏提前组织内阁,企图以此欺骗全国人民。但呈现在全国人民面前的却是以奕劻为首的皇族内阁,全国人民更加愤怒,激起革命浪潮的进一步高涨。在此情况下,贵州自治学社也加紧筹划革命起义的准备工作。为此,自治学社要求派驻上海、北京、河南等地进行调查工作的联络员加强情报的搜集汇报,并要求在日本与同盟会总部联络的安健及时转告同盟会的意图,安健经与同盟会总部联系后,秘密函告自治学社:“同盟会在广州失败之后,将有事于长江。”催促贵州自治学社负责人张百麟等速作准备。此时,安健在日本的使命已不仅仅限于“负责报告会务及传达命令”,而是积极协助孙中山先生指导贵州的革命活动。关于这方面,当年自治学社社员陈继斋先生的文章很能说明问题:“到了安健下达先生命令,即待命响应起义。当时阻挠革命进行者,有如下恶势力:(一)以沈瑜庆为代表的清朝官吏;(二)以郭重光为代表的封建老官僚;(三)以华之鸿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以任可澄为首的宪政派。但革命力量仍冒死奋斗,积极发动起义以响应武昌,由安健报告于同盟总部,请向先生转陈。”由于安健及贵州革命者的努力,贵州于 1911 年 11 月 4 日光复,推翻了清廷在贵州的统治。

贵州光复后,孙中山先生派安健回国赴贵州指导工作。行抵上海,安健与贵州自治学社负责人钟昌祚和刘荣勋会合后,绕道云南赴贵州。

其时,由于四川、湖北方面清军的进逼,贵州应邀出兵援川、援鄂,自治学社引为实力的陆军大部分被带走,造成革命党人力量的空虚。由于革命党人在政治上的幼稚,使耆老会、宪政会力量得到保全并有扩展,其头面人物还高踞于贵州革命政权的要害位置。他们乘贵州革命力量空虚之机,宪政会突然发动政变,杀死掌管贵州军政大权的五路巡防总统、自治学社社员黄泽霖等人,枢密院院长张百麟等被迫潜逃他乡。

回到贵州后,安健等人才知道黄泽霖已死,革命党人已被打散,贵州已处于滇军的白色恐怖之下。但革命党人并未被吓倒,安健等人回到老家郎岱后,安健、钟昌祚和刘荣勋组织社会党,准备与以刘显世、戴戡为首的贵州旧势力和唐继尧滇军作斗争,认为“非此,固不足以削贵族之专制也”。后钟昌祚遇害,安健化装成有钱人家的妇女,坐一乘绣花门帘带穗轿子,由刘显臣、刘雨田等护送,前往安顺。证实消息确切,并知滇军在贵阳大杀自治党人后,安健悲愤返回郎岱,转昆明去上海。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斗争,到上海后,还通过贵州通讯处刊印了《安健告同胞书》,揭露滇军与宪政派祸黔的罪行。

不久,张百麟召集出亡在外从事活动的黔籍同志安健、凌霄、席正铭、王度、王宪章、李元箸等,在上海举行会议,传达孙中山先生的密令,讨论如何开展反袁斗争,会上大家决定:“方式策略不变,惟纲领改为:推动时代,开化地方,引导青年,唤起民心,内外相从,共图贵州事业。坚决追随孙中山先生,完成国民革命。”

会议之后,因龙济光原为云南省蒙自县的彝族土司,与安健有姻缘关系,孙中山先生派安健到广东去开导说服龙济光,使其参加反袁行列。龙济光、龙裕光兄弟在帮助袁世凯打败国民党的“二次革命”行动中,出力不小,龙济光毒粤尤甚,被袁任命为广东都督。安健到广东后,龙济光对其款待备至,并以委任安健为道尹来进行引诱,安健不为所动。龙济光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派族人龙鸣阶招募贵州壮丁千余人编为警卫营,以贵州贞丰人孔陶安为营长,担负保卫龙济光督署的工作。安健在劝说龙济光反正无效的情况下,转而做瓦解龙军的工作。安健在粤呆了一月左右,利用关系与各方面联系,对龙鸣阶、孔陶安进行劝服工作,争取到二人投靠孙中山先生。安健回到上海以后,将广州的情况向孙中山先生作了汇报,认为规粤即所以复黔,孙中山先生同意安健的分析,决定暂用直辖黔军名义,将黔籍革命力量划归朱执信、张百麟领导,帮助邓铿倒龙规粤。尔后安健特派第一路司令王度入广州,通过龙鸣阶的介绍,王度被龙济光任命为督署参谋,使其有机会协助孔陶安进行策划,“与安健、邓铿有关系的分子,由龙鸣阶、王度尽量联系掩护,策划日有进展,倒龙条件具备”。在此情况下,安健多次要求朱执信发动起义,朱也去催促邓铿,邓认为东江方面部署尚未完成,希望暂缓一段时间。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王度等的活动为龙济光的密探察觉,事情败露,与王度联系活动的十三人悉被捕。王度一看情况不妙,赶快出逃,但龙济光已下令禁止出入,幸好龙鸣阶偷了龙济光的机密印章写了一份特别命令,王度得以逃脱,孔陶安未能走脱被处死。

由于安健家是彝族土司,孙中山先生还多次委派他到包括贵州威宁、水城在内的广大彝族地区开展工作,发动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人民起来斗争。由于安健的努力,也因为滇军和宪政党刘显世等“以烧杀示威”,威水地区少数民族奋起反抗,安桂林等“率众抗拒、声势汹汹,蚊集蜂屯,扼要抗拒”。唐继尧在《复国务院请详查安匪桂林赴京上渎电》中对安健在水西少数民族起事中的作用有所说明:“该苗民代表安健与桂林同族近支”,“为匪党煽惑,动以宗族之说,以至赴京上渎,所称骚扰需索各节,肤诉不足深辩”。刘显世说得更清楚:“将各该匪逐一研究……谋复孙文即位。”

1914年 9 月 1 日,为适应讨袁工作的组织需要,孙中山先生发表宣言,通告海内外,宣布中华革命党成立,所有国内外国民党组织未解散者“一律改组成中华革命党”。安健此时已移往日本东京千驮谷,积极参与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的工作。

中华革命党于 1915 年 1 月 1 日在东京召开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大会,与会者千余人,孙中山先生发表《讨袁檄文》,痛斥袁世凯罪行,表示决心“爱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贵州革命党人凌霄、张百麟、杨荩诚、席正铭皆东渡出席。会后大家推举安健为贵州中华革命党军事行动负责人,孙中山先生同意这种推举,任命安健为中华革命军贵州司令长官,席正铭为贵州司令长官部参谋长,并给款五千元作为活动经费。

安健任职后,即和方策前往澳门进行布置,计划先从广东方面着手。到广东后,安健与朱执信等积极领导西南地区的反袁革命活动,并通过陈其美取得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为了实现规粤复黔的目的,安健等在龙济光军队中做了大量工作,“使土著与客军,已成水火之势”。针对这种情况,在广东的粤、滇、黔革命党人作了分工,“其新组织,即为以粤人联络国防绿林,滇桂黔人联络其本籍之客军。”同时滇、川、黔三省革命党人为了更好地协调行动,安健等会集三省负责人订立《中华革命党滇、川、黔三省之协约》,达成九条协议,《协约》强调:“协约三省,一切行动,应服从本党总理之命令。”

1917 年 8 月 25 日,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军政府,孙中山先生被推举为大元帅。安健于 9 月 29 日被任命为军政府的中将参议,成为孙中山先生处理西南,尤其是贵州方面问题的得力助手。

广东军政府为了扩大革命影响,组织西南少数民族参加“护法斗争”,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孙中山先生在是年 11 月 24 日任命安健为川边宣慰使。安健不避艰险,毅然前往,驻毕节与康定。在其任职期间,他不顾道路难行,气候恶劣,以及路途盗贼出没被劫的危险,跋涉千里,深入到金沙江畔,大小凉山的藏、彝少数民族聚居区,到他们的村寨中去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革命道理,发动他们支持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 1923 年 7 月返回广州,任大本营谘议。

1923 年 10 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孙中山先生迅速完成国民党改组的准备工作。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实现国共合作。同时,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和中共的建议,创办黄埔军校,建立一支革命军队,为北伐作准备。对孙中山先生的这一些重大方针和实施措施,安健无不竭诚拥护和积极参与工作,当时廖仲恺先生担任广东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安健协助其工作,积极参与革命经费的筹措和经营,同时还参加了组织革命武装力量的具体工作。

当时,他和廖仲恺先生都住在广州东山,彼此关系十分融洽密切。这时,广东革命政府由于各种原因,经费十分紧张,安健掌管经费分文不苟,从不徇私,他自己省吃俭用,有时甚至把家里的物品拿去典当度日。为了扩大革命力量,他还亲自前往贵州老家,动员和挑选了百余名各族青年,送到黄埔军校学习,这些青年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北伐的骨干力量,担任了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这些青年由贵州到广州沿途的差旅费用,几乎全由安健个人负责。

1925 年年底,为了加强北伐的准备工作,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对国民军中的滇、黔、桂部队官兵的团结教育工作很重视,指定周逸群、李侠公等同志出面组织了“西南革命同志会”的群众组织,在广州大佛寺召开了成立大会。国民党左、右派此时已泾渭分明,安健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坚定地站在左派一边,他参加了这次大会。国民党右派力图破坏这次大会,“孙文主义学会”头子戴季陶指使邓文仪、贺衷寒等采用下警告、混进会场开枪起哄等卑劣手段破坏会场,安健目睹这些丑行,十分愤慨。何应钦、朱培德也出席了大会,何应钦中途借故溜走,安健事后指责何应钦的这种行为是和右派同流合污。

“大佛寺事件”后,安健由广东到贵州视察,当时贵州国民党员傅启运、程毅、梅重光、张华封等人在贵阳创办《国民周刊》宣传三民主义,安健即请傅等人以该刊筹办党务,广州党中央根据安健的建议,派遣方策为贵州国民党党务筹备处主任。

为在黔军中组织北伐力量,安健四处奔走。由于他的耐心劝说开导,黔军彭汉章部接受广州革命政府的领导,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由于彭汉章、王天培主力部队接受国民革命军的任命,公开打出国民革命军第九、十军的旗号,也因为安健等的劝导,黔军总司令袁祖铭接受广州革命政府的任命,担任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职务。为加强对新编部队的领导,广州革命政府任命安健担任第九军的党代表。第九军下辖贺龙、杨其昌两个师,贺龙、杨其昌此时都是倾向革命的军人,周逸群又是贺龙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所以第九军战斗力较强。安健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共政策,同周逸群等共产党员合作很好,所以尽管第九军在北伐军基本队伍中建制较晚,出师北伐后,很快打到长江沿岸,阻住了四川北洋军及杨森部队对北伐军的侧击,保障了北伐军的侧翼安全。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大革命失败。此时因彭汉章被害,第九军被唐生智瓦解。安健滞留于武汉时,同国民党右派的背叛行为进行斗争,所以国民党右派的一些头目大骂安健是“共产党”“赤化分子”等。安健风趣地说:“荣幸得很,可惜我还赤化得不够呢。”安健于 1927 年底悄然离开武汉,经广州、香港、河内到达昆明。他到达云南的目的,因为云南省主席龙云亦是彝族,想借云南的力量,先夺贵州,然后联合两广势力,与蒋介石抗衡。但后来由于军阀“各怀异心,这一计划未能实现”。

安健到达昆明后,受聘担任云南省政府驻粤代表。广东省政府在中山大学“清党”,抓了许多进步学生,安健以云南省驻粤代表的身份与其他人一起保释了部分学生出狱。1928 年 10 月 11 日,安健回到昆明,奔走于云、贵之间,参与倒周(西成)的活动。在这期间,蒋介石一再电请安健去南京“共商国是”,同时邀请安健出任交通部或外交部次长,但均为安健拒绝,蒋介石对此恼羞成怒,转而用快邮代电对安健进行通缉。

1929 年 6 月,安健参与李燊、龙云推翻周西成在贵州统治的军事行动,结果,周西成战死于贵州镇宁,李、安夺取到贵州省政权。但不久云南告急,滇军回撤,李、安等在贵阳执政十九天后,因无法阻止周西成部下的进攻,败回云南。

安健一面与蒋介石等右派作斗争,同时还积极撰写文章,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先后写了《贵州民族概论》《贵州土司状况》等发表于报刊。

滇军回撤后不久,龙云、李燊反目,李出走香港。安健见此,感到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心情十分沉重,旧疾加重。因医治无效,于 1929 年 10 月 12 日死于昆明法国医院,享年五十二岁。他去世后,龙云隆重为其办理了丧事,并资助其家人将灵柩运回贵州郎岱老家安葬。

由于云南国民党省党部和原同盟会诸多老会员力争,国民党南京政府追赠安健为陆军上将,予以一等抚恤,并将上官乡更名为舜卿乡。

人民永远怀念安健先生的功绩。1985 年,贵州省人民政府将安健先生墓列为“革命遗地及革命纪念建筑物”,并且由省政府拨款两万元、六盘水市政府拨款两万五千元进行修复。1986 年,贵州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举行了安健墓修复竣工典礼,省政府及民革中央代表参加了典礼。


《文史天地》纪念辛亥革命 100 周年特刊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