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
杂志订阅

手机上阅读

扫描下载App

没有跃过龙门的鱼(下册)

没有跃过龙门的鱼(下册)

作者:陈兴中 阅读量:13 点赞:0

明清交替之际,神州上下熙熙攘攘。在明军面前进退自如的大顺军,不料清军一击便溃不成军;努尔哈赤的铁骑再凶,也不过 10 余万人,进占中原竟如摧枯拉朽。史可法哀叹: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于是出现了上千人围观陈潜夫跳河殉节的闹剧。贵州士子终于可以在全国的政治军事舞台上一展风姿了,然其最杰出者,也是条“没有跃过龙门的鱼”。

明崇祯十七年(1644 年)三月十九日,闯王李自成“毡笠缥衣,乘乌驳马”,在众人的簇拥下跨进了大明帝国的首都——北京。

历史似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轮回:李自成此刻正踌躇满志地重演着明太祖朱元璋那曾经辉煌灿烂的一幕。然而,历史最终没有由他改写。

大明帝国,随着他的主人在煤山上自缢而轰然坍塌。此时,山海关外十多万清军铁骑早已枕戈待旦,蓄势待发,终于等来了这一问鼎中原的天赐良机。

历史的契机最终掌握在作好了充分准备的政治集团手中。吴三桂开关揖敌,清军与降卒联手大败久经沙场的大顺军,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骁勇善战的大顺王最终没能扭转乾坤,仓皇中草草登上大顺天子的宝座,而兵败如山倒的厄运再次让李自成回复到流寇的身份四处逃窜。

在大明帝国南方的留都南京,手握重兵的权臣们,借延续帝国的血脉为名上演了一场勾心斗角的闹剧。一群来自贵州——帝国最为落后地区的知识分子,藉此历史的机缘,有史以来第一次以群体的身份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这种现象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中本不足为奇,但从贵州特殊的历史地域、环境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程来看,又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贵州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标志着贵州人已具有参与和左右国家政治活动的能力。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偶然因素,也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反映了贵州在两百多年大明帝国的直接治理下,政治、经济、文化上取得的长足进步,也是长期所推行的科举教育所蕴含的必然结果。

这一群体,以马士英、方国安、越其杰、田仰、杨文骢杨鼎卿父子、何腾蛟、周祚新、吴宗藩等为代表,在当时的政治、军事、文化领域里叱咤风云,表现出鲜明的地域色彩和同一的出身背景,即通过科举而走上仕途。这一群体中一部分人以马士英为核心,以亲情、乡情、友情、同窗之情等为纽带,维系着一种政治格局,显示出利益集团化的倾向。因此,马士英对其他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于影响到许多人对这一群体不加甄别地进行历史评价。而何腾蛟是这一群体中另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崛起与马士英并无太多关系,虽然与马同是贵州人但并非贵阳人,彼此也没有亲戚关系,有同乡之谊,而无深交,因此,在诸多的南明史料中大都没有把他纳入马氏集团而遭物议。但何腾蛟又是一位颇受争议的历史人物,纵观他的一生,本应是文天祥一流的英雄人物,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上远不如文天祥,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清英雄,这其中既与清廷长达 265 年的统治有关,但也有其自身的弱点和缺陷,表现出政治、文化上的不成熟。从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到当时贵州知识分子群体的不足与局限。

对何腾蛟的评价,与他同时代的人大都给予肯定,但也颇有微词。现在随着人们对南明史的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对何腾蛟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地位和作用持否定态度的人愈来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顾诚先生的《南明史》:“何腾蛟被俘后坚贞不屈,保持了民族气节,应当肯定,但纵观他的一生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总括为三个方面:1. 将将无能; 2. 挑动内讧;3. 指挥失当。并认为隆武帝的殉难和湖南的败局何氏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意见具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纵观何腾蛟的一生,确实存在着上述种种缺陷。但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笔者认为不能以现代人的立场、视点去苛求古人,代为指点江山;更不能以偏概全,管中窥豹。

如果从当时的历史大背景来看,有理由认为这种评价夸大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有失公允。

大明帝国与南明政权的覆灭无论从哪一个侧面来看都是无法避免的,个人无力承担这一历史之重。

面对异族的入侵,大明帝国既缺乏政治道德的感召力也没有宗教信仰可以依赖作为民族的凝聚力,人心涣散。以伦理道德维系的国家意识的虚伪和不堪一击,表现为地域上国家的迅速土崩瓦解。

任何一种政治统治,其核心就是统治的合理性。而明末所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运动,充分表明了其政治统治的合理性已经受到强烈的挑战和质疑。

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没有能力唤起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民族的性格表现出极端的重现实而轻理想。国家和民族的意识极其模糊,因此,无法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为号召组织有效的抵抗。而清廷也没有以异质的统治自居,而是不失时机地对大明帝国的臣民进行了有效的分化瓦解。

清摄政王多尔衮在《招降汉人檄文》里提出:“天下者非一人一姓之天下,有德者居之。”这里借用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君王不问出处。并宣称出兵是“为尔雪君父之仇”,使自己师出有名俨然是正义之师,进而抓住了知识分子急功近利的心理号召:“有志之士,正干功名立业之秋。”这样一来几乎瓦解了当时主流知识分子的所有心理防线。清人许重熙说:“有明之季,士林无羞恶心,居高官享重名者,以蒙面乞降为得意,封疆大帅无不反戈内向。”史可法当时就曾哀叹:“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清军受到的抵抗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

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实际上只局限于原来政治体制内的少数知识分子精英。而所谓“气节”,不过是为了“报答太祖三百年养士之恩”的抽象概念,大多数知识分子与普通人在心理上并未能引起共鸣。因此,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弘光朝监军御史陈潜夫的殉节让人啼笑皆非:“两夫人先联臂入于河,然后先生从焉。观者数千人,先生犹与两岸人拱揖而别。”殉难的仅三人(而两夫人的赴难不过是夫权社会的殉葬品,实与气节无关),而观者竟达数千,一场悲剧如同闹剧。

广大民众在这一历史激变中扮演了看客的角色:仅仅又是一次改朝换代而已,民众充当的角色地位仍只是缴税纳赋的生产工具,而被排除于政治影响之外。诚如卢梭问道:“如果国家对于国民的意义就像对陌生人的意义,如果它仅仅给予他们对任何人都可以给与的东西,人们还怎样爱自己的国家呢?”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区区十多万清军能够征服如此庞大的明帝国,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血的事实:真正打败自己的是自己的同胞手足。充当清军前驱的是前明的官兵,在江南制造屠城惨案的也大多是汉族自己的同胞。国难当头民族内部不是同仇敌忾,而是自残自虐,这无疑是民族的悲哀。因此说民族矛盾并没有成为当时最主要的矛盾。而在南明统治的地区“民不堪其苦,反望清师之至,谣曰:清行如蟹,曷迟其来。”

当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自愿臣服于其他民族的压迫,真正唤起人们潜藏的民族意识的倒是清廷剃发令等一系列不利于民族和解的举措,这种以武力胁迫改变民族生活方式的作法曾激起了强烈的反抗。

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却始终无力将模糊的民族意识上升为政治诉求。

大明帝国的解体,并非是外敌的介入和内寇所至,而是自身已经腐烂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清人韩菼指出:“嘉靖、万历以来,佥壬柄国,阉势滔天,士气不扬,人理灭绝,历朝末季未有如明之失政者。”明自张居正变法以后,统治集团已丧失了政治改革的动力,而明季三朝风雨飘摇,更是无力除旧图新,只能在腐朽的政治体制内苟延残喘。政权的运作,仍袭旧制,中枢为文官集团所把持,“相内将外”,官僚集团的各种恶习更是变本加厉有增无减,完全消减了抵抗的能力。弘光、隆武、永历三帝不过是一政治符号,很少能有所作为,而三帝中除了隆武以外,都是扶不起的阿斗。随着中央权威的逐步丧失,军队基本上完成了去国家化的进程,演变为一种利益集团,军队只听命和服从镇将个人的权威和意志,而这种权威是在长期的战争中形成的,具有超越常规和制度性的绝对权力,藩镇割据的局面无法避免。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下,军人始终没有能培养出一种真正的武士精神而是表现出自私、贪婪、残暴、野蛮等等丑恶行径。隆武帝因此曾愤怒地说:“两京覆后,武臣冒滥骄贪已极,怯御夷而勇杀民,巧凌蹿而无法纪。”全不知何为国家,何为民族,比土匪更甚。而何腾蛟虽身居统帅的地位,但并非职业化的军人,除了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和自己的声望以外,缺少绝对的权威,因此,无法有效地约束自己的部属。何腾蛟在给永历帝的上疏中沉痛无助而又无可奈何地说:“诸将狼戾狐疑,制臣不能揖之,臣又何以揖之?唯有孤掌鸣号,誓死报国而已。”这并非推诿虚饰之词。所以,说何腾蛟“造成刘承胤、曹志建、黄朝宣等割据跋扈的局面”并归咎于他的将将无能,实在过于苛责。

顺治二年(1645 年),李自成余部归降何腾蛟并与原前明官军及湘、黔、桂少数民族的军队数十万之众骤积湖南,各将之间相互攻掠,农民军与官军之间积怨很深,互不信任,只是暂时结成联盟,分裂迟早是要发生的。而何腾蛟名为两湖最高军政首脑,其实所能做的只有“弥缝调剂”,尽可能缓和各营各将之间的矛盾和“措给月饷,使不扰民”,而“外讧内溃,条绪如麻”。况且,湖南经历了张献忠的屠戮后元气大伤,再加大旱和瘟疫,已是民不聊生,无法支撑如此之巨的军费,“时腾蛟粮饷不给,征义饷于民,过旧税三倍,复开告讦罚饷,倾殷富产。诸将效之,札弁四出,召幕奸民,旦裹额,夕掠邻左,湖南千里,炊烟几断”。湖南人民忍受着地狱般生活的煎熬。

面对如此复杂险恶的局面,何腾蛟暴露出了自身在政治上的幼稚和弱点。王夫之说他“能以威钳士大夫,而慑于诸将”。对武将过于懦弱,缺少威仪。诸将中所倚重的又只有原李自成的余部郝永忠、王进才,而郝、王二人品性恶劣,既不容于南明诸将又为农民军所不齿。“(何)腾蛟每对客揶揄曰:吾荐拔将帅至五等多矣,能为我效一臂者,郝南安一人而已,诸将以是怨望解体。腾蛟下湘潭也,无一从者,以及于难。”最终自食其果,悲惨以终。

永历二年(1648 年)“陈友龙复黎(平)、靖(州)、武(岗)、宝、(庆)将出长沙,腾蛟以私嗾永忠攻之,楚西南千里间掠杀几空”。此举对湖南局势后来的逆转确实负有一定的责任。

隆武帝的被俘杀,与何腾蛟的观望徘徊也有一定的关系。隆武帝十分器重何腾蛟,曾对他说:“朕与卿分则君臣,谊同父子。”从公从私何腾蛟对隆武帝的迎驾当义无反顾,而事实上整个迎驾行动十分的迟缓。王夫之《永历实录》载何腾蛟对章旷的一段话较为可信,反映了何腾蛟的私心作祟:“上(隆武帝)若幸楚,则虏当聚力攻楚,恐未易支也。”为了保全自己在湖南创下的局面,放弃接隆武帝入楚的打算,这在战略上确实是一种极为短视的行为,隆武帝的死讯传来,何腾蛟“号天痛哭,两日不食”。或许表现了他深深的自责和内疚。

让人无法想象的是大敌当前官僚集团不是同舟共济,犹在意气用事。何腾蛟与湖北巡抚堵胤锡尚为争门生座主之礼闹得不可开交,堵胤锡“乃据旧章剌以平交相往复,腾蛟不悦,两府幕宾类无赖士,益相构煽,遂成猜离,湖南北大相协应,而瓦解之形势成矣”。这种无聊的争斗确实加速了湖南的败局。

但历史的大趋势此时留给个人的空间已经十分狭小,即使是诸葛武侯再生也已无力回天,于事无补。再好的谋划也已很难部署和实施,何腾蛟在如斯的环境条件下,在湖南尚能支持数载,已经是勉为其难了。以部分史实来证明何腾蛟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挑起内讧、指挥不当均有以偏概全之嫌。

至于顾诚先生所认为南明政权启用何腾蛟是一种错误,说:“南明之不振,用人不当是个重要原因。”但只要稍加思忖不难发现,当时的用人制度绝非南明当局可以控制,实际上更多地是出于历史的自然选择,而非理性的抉择。即便如此,遍观南明诸臣也很难发现谁更有能力能取代何腾蛟当时的地位。

事实证明,南明政权的覆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个别领袖人物的优劣已无关闳旨,只能提前或延缓它的灭亡,而当时看不到国家和民族复兴的曙光和契机。

一个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腾蛟初生,其宅边忽有五色鱼跃起,光彩夺目,自此时游泳;比其死,鱼不复见。”这自然不能作为信史来看。传说如果不是刻意造假与附会,也只是一种机缘巧合。但这一传说无疑反映了何腾蛟在当时人们心里地位和评价。人们赋予了他神异的色彩,是对他寄予一种超常的厚望和对他的殒落而表达的深深的惋惜;是一种民族的心理表现和文化现象。

崇祯十六年(1643 年),何腾蛟出任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而当时“廷臣视楚为戒途”。何腾蛟临危受命,挽狂澜于即倒、大厦之将倾之际,表现了儒家思想中“节见穷时”的大义凛然,和百折不回的勇气。在湖南,“身履下湘危疆,独当门户之冲,练兵于万难之时,措饷于无可措之地,事事艰难,刻刻拮据”。“左提右挚,寝室不遑,以一手障南天,亦良苦矣”。矢志不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身先士卒置个人身家性命而不顾,面对清廷多次的威逼利诱,何腾蛟自始至终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这正是我们民族精神中因欠缺而应大力所倡导的。

何腾蛟的死,轰轰烈烈,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极其悲壮的一页。做到了他为章旷撰写的诔文中所说的死于激烈、死于从容、死于劳瘁。但何腾蛟由于身处的时代与自身的局限,毕竟只是一条没有跃过龙门的鱼,没有能完成救亡图存的雄心壮志,没有像他的名字那样成为腾飞的蛟龙,他的死,在当时的语境下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无奈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为南明政权的灭亡送上一曲凄凉的挽歌,给历史留下太多的教训和深深的遗憾。因此说何腾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悲剧表现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在给隆武帝的上疏中写道:“愿为愚,不愿为智,不敢弃,不忍弃,不能两年死挣之地弃之他人之手。”明白地表达了他愚忠于国的无奈和悲哀。

国难当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下成长的知识分子有太多的聪明人,有太多见利忘义、朝秦暮楚的“识时务者”,唯其缺少的就是这种痴心不改,愚忠于国的固执和顽强。因此,与其说何腾蛟的悲剧是个人的,不如说是封建国家的悲剧、民族的悲剧、传统文化的悲剧。

走笔至此,不由让人想到一句古人的诗:

树头零落秋将晚,一片丹心血未干。


《文史天地》2005 年 11 期


责任编辑:滕芸 王封礼 林鹏旭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黔中英杰(上、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