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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战役是中国革命的 涅槃新生之战

编辑: 来源: 版权所有: 2017-06-01 11:18:04 阅读  490

王家宏


湘江战役之前,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地坚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战略、方针和政策。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主力折损过关,是红军有史以来第一次惨败,也意味着“左”倾教条主义的彻底破产。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迫切需要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迫切需要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来。湘江战役直接导致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走向了成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袖和适合中国革命国情的战略、方针及政策。

一、湘江战役之前,中国共产党人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地坚持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战略、方针和政策

20世纪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不能离开当时国际大背景下的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特别是幼年共产党由于没有自己的独立经费,经费来源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共产国际,因而中共在组织上、政治上、军事上对共产国际都有一定的依附关系。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早年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产生,都得经过共产国际总部莫斯科的批准。中共“一大”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事先是得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首肯,陈独秀之后的党的负责人瞿秋白是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一手操办的,中共“六大”选举的总书记向忠华,斯大林看中了他的工人身份(金一南《苦难辉煌》)。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掌权,也完全是出于共产国际的意志。

▲湘江战役情景

由于组织上对共产国际的依附关系,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就很难独立自主地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战略、方针和政策。例如,在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留他在中央工作他不愿意,他要求去山区开展武装斗争,他领导秋收起义由于没有遵照共产国际“攻打长沙”的指示却拉起队伍去了井冈山,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提议开除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负责人瞿秋白照办,此事传达到井冈山根据地,误传为开除党籍,以致毛泽东很长时间连正常的组织生活都不能参加(金一南《苦难辉煌》)。尽管如此,毛泽东以大无畏的勇气,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中国工农武装割据的最大的一块红色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与朱德一道,开创独具中国山地特色的游击战。后来共产国际称毛泽东是共产党山地游击战的创始人,游击队武装的缔造者。毛泽东认为,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在国民党军阀统治的薄弱环节里得到生存。后来毛泽东、朱德领导红军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雄辩地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性。1930年10月,刚平定国民党几路军阀混战的蒋介石正是志满意得,根本不把区区几万红军放在眼里,第一次“围剿”派出十万大军,由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任总司令,结果大败而还,着实让蒋介石大吃一惊;1931年2月,蒋介石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由他最得意的部下、曾经在东征、北伐中都有过上乘表现的何应钦任总司令,结果二十万大军仍然败下阵来;蒋介石始觉问题的严重性,这帮泥腿子绝不是一般所谓的“匪”,第三次、四次“围剿”他亲任总司令,在1931年7月、1932年年底两次分别统领三十万、五十万大军对朱毛红军进行猎捕,结果还是败下阵来。中央红军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朱德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灵活多变的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战略战术思想的胜利。朱毛领导的根据地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解决了红军的吃饭穿衣问题,成为中国革命的物质基础。然而这样的好景不长,1933年1月,当时驻上海的中共中央受到敌人的严重破坏,不得不迁至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由博古在中央负总责,完全执行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的教条主义的路线,1933年10月,共产国际派德国人李德到中央苏区担任军事顾问,不懂军事的博古在军事上完全听命于李德,博古、李德将没有任何共产国际背景的毛泽东排挤出领导岗位,从毛泽东、朱德手里夺取了军事指挥权,他们认为朱毛领导的山地游击战是小家子气,是农民小生产者习气的体现,上不了台面,只有阵地战和保垒战才是正宗,特别是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他们认为山沟沟里长不出马克思主义。这样,作为共产国际在中央苏区的代理人博古、李德以马克思主义正宗自居,当时处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乃至广大红军指战员,还认识不到“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性,甚至相当一部分人理所当然地认为,受共产国际委派的李德、博古理应是马克思主义的正宗,是马克思主义的嫡传弟子,更不可能与博古、李德等进行抗争。真理有时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第一次证明教条主义重大危害的是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进行“围剿”,步步为营,保垒推进。博古、李德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错误地采取“御敌于国门之处”、全面出击、分兵抵抗、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用自己的短处对敌人的强处,进行死拼硬打,使红军大伤元气,苦战一年,不仅没能打退敌人的进攻,反使中央苏区的范围越来越小,结果中央苏区难保,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而被迫长征。从第五次反“围剿”到湘江战役,以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实际掌握着中央红军的军事指挥权,中国共产党人还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袖和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战略、方针和政策,中国革命几乎濒临灭顶之灾的绝境。

▲毛泽东与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合影

▲博古(左)、李德


二、中央红军在湘江战役所遭受的重大损失,使绝大多数党的领导干部完全认清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

湘江战役,使中央红军主力折损过关,是红军有史以来第一次重创,也意味着“左”倾教条主义的彻底破产。湘江战役,李德一筹莫展,唉声叹气;博古深感责任重大,难推其责,痛不欲生。广大红军指战员已深刻认识到,湘江战役的惨败,是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瞎指挥招致的结果。大家认为,红军被迫长征及湘江战役的惨败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如下主要错误造成的:

其一,“左”倾教条主义在战略战术上采取阵地战、正规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这是弃己所长自取其短,以自己的劣势对敌人的优势,这必然是取败之道;不主动诱敌深入,而是全面出击、分兵抵抗,“御敌于国门之外”,就不可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各个击破,使本来在人数和装备上处于劣势的红军再取劣势,这更是取败之道。

其二,“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长征中采取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消极避战,不主动争取战机,歼灭可歼之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错误,中央红军不得不被迫离开这块多年艰辛创建的全国最大的、最著名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当中央红军突围时,博古、李德这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在政治上,他们没有对广大的红军指战员和工农群众作政治动员和解释工作,如红军要到哪去?为什么要离开中央苏区进行突围?当前的基本任务是什么?这些应当让广大红军指战员了解的基本问题,“左”倾教条主义者们却秘而不宣,甚至连党和红军的一些重要领导人如瞿秋白、陈毅等开始也不了解中央的战略意图(李安葆《长征史》,中国青年出版社)。“左”倾教条主义者对苏区的工作作了仓促安排后,便不告而别,拉起队伍慌张而走;在军事上,“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长征之前,没有周密的突围计划和抗击敌人的方案;在长征过程中,“左”倾教条主义者总是消极避战,每场战斗几乎是被迫应战,从未主动寻找有利战机歼灭可歼之敌,恰如毛主席所说的“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红军处处面临被动的局面。此外,“左”倾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为我所有,以致红军丧失最佳战机。红军在长征中,面对的敌情虽然严重,但国民党军阀内部矛盾重重,一方面,蒋介石与粤、桂军阀都有深刻的矛盾,蒋想利用湘粤桂军阀围剿红军,使其双方受损,以达“一箭双雕”之功;另一方面,湘粤桂军阀除了湖南军阀何健较卖力外,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皆同床异梦,他们怕与红军火拼后,双方皆伤元气,到时蒋介石坐收渔人之利,乘机剪除粤桂地方势力,故粤桂军阀对进剿红军行动迟缓,很有消极应付之态,在红军到达湘江之前,由于粤桂军阀的消极态度,军队没有预期到达,出现了防守的真空地带,而“左”倾教条主义者没有充分利用国民党军阀各派的内部矛盾,对其矛盾造成的有利局面不加利用,使红军数次丧失了进攻机会。

其三,“左”倾教条主义者不能进行灵活机动地战略转移,而是在突围时采取了“大搬家”式的错误方式。在组织上,以博古、李德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大搬家式撤退的战略方针。撤退时,部队没有进行精减,没有轻装上阵。中央军委纵队和后方机关庞大而臃肿,非战斗人员众多,携带着各种“坛坛罐罐”,笨重的机械设备,印刷书报的机器,甚至七八个人抬的大炮底盘,造币用的机器都一起带着走,红军就成了一支携带许多辎重,几千副担子,一大批运载骡马的奇怪的队伍。诚如美国作家斯诺在其《西行漫记》所言“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一支奇怪的队伍”。“大搬家”式地撤退,这只几万人马的中央红军队伍行动迟缓,像“蜗牛”式爬行,使中央红军丧失了稍纵即逝的宝贵战机——1934年11月27日,当时红一三军团英勇奋战,到达了兴安北的脚山铺和光华铺,准备阻击从湖南来的尾追之敌,已抢占兴安以北的界首到屏山渡(脚山铺东南)之间的湘江两岸,这一带有四处浅滩,适合渡江。这时,中央军委纵队已进入到桂北灌阳县的桂岩、文市一带,离湘江各渡江点只有70公里。如果当时军委纵队轻装急进,完全可以一天时间到湘江边,这是天赐良机。然而“左”倾教条主义者舍不得丢掉那些笨重的辎重,仍按每天20公里的速度作搬家式地行军,足足走了4天才慢腾腾地到达湘江边,错过了最佳渡江时期,这时敌人用这4天时间完成了对湘江各渡口的合围,以致红军面临灭顶之灾!

其四,“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领导方式上独断专行,压制民主。“左”倾教条主义者取消了军委的集体领导,特别是李德大权独揽,几乎包办了军委的一切,像长征这么大的事情,也没有召开政治局会议,更没有召开红军某个级别以上的指挥员会议,博古、李德两人说了算,在这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独裁作风下,党内生活处于很不正常的状态。在军事上,李德拒绝听取不同的意见,拒绝批评和自我批评,压制民主,对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惩办主义的方式,压制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的一些领导人特别像毛泽东,面对博古、李德的错误,多次与他们进行激烈地争论,但他们对于毛泽东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拒不接受,反而进行惩办报复,给党和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中央红军在行军

三、湘江战役直接导致了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真正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袖和适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方针

湘江战役之后,红军已大伤元气,要挽狂澜于既倒,首要的问题是解决红军长征行军路线的问题。

从红军长征开始到湘江战役之前,博古、李德不顾实际情况,一直固执地坚持红军往湘西方向行进,以图与贺龙、关向应的“二、六军团”会合,以开辟湘黔川根据地,但蒋介石早已料知博古、李德的意图,即时布下几十万大军的口袋阵等着红军来钻,以期将红军一网打尽,毛泽东等多次提出了正确的意见,但都被李德断然拒绝。湘江战役惨败后,博古、李德等仍做着与“二、六军团”会合的美梦,1934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在湖南通县召开了通县会议,12月18日又在贵州黎平召开黎平会议,两次会议都是为了解决行军路线问题而召开,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指出:中央红军经过湘江血战后,已疲惫不堪,急于休整以待战机,还往湘西无异于自投罗网,中央红军应避实击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方向前进。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与会者的大多数赞同,加上湘江战役之后,李德、博古的威信已日落千丈,几乎没有支持者,最后中央决定向贵州进军。

1935年1月9日,中央红军胜利地攻占了贵州省北部重镇遵义城。随之,中央军委纵队及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人都进驻遵义。在遵义驻军期间,红军得到了休整。这时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开始有时间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党的组织路线、军事路线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反省,从1933年以来,“左”倾教条主义者不仅在中央苏区而且在全国各革命根据地执行错误的军事路线,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是丧失了除了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中央红军损失过半,几乎断送中国革命的前程。在广大红军指战员中,充满了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瞎指挥的质疑——“这是什么军事指挥?”“这是哪里来的打法?”“是不是要把中国革命断送掉?”“毛泽东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的仗!”……这一声声的质疑,意味着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博古、李德即将受到清算,许多人转向支持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方针及行军路线,要求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的领导地位上来的呼声日渐高涨。

不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不重新确定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国革命前途断难走向光明之路。因此,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迫切需要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错误,迫切需要毛泽东重新回到党和红军的重要领导岗位上来。他们从战争的反复实践中认识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他们在红军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中认识了毛泽东,在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败中更进一步认识了毛泽东。因此,在广大的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中滋生了对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强烈不满和强烈要求改变党及红军领导人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刘伯承《回忆长征》,星火燎原选编之三,战士出版社)。“为什么不能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领导问题不解决,我军就难以彻底地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不只是我个人思考的问题,也是当时广大红军指战员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提到中国革命的议事日程了!”(《聂荣臻回忆录》,1982年版第236)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呼声和要求,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准备了组织条件和思想条件,它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心声——中国革命的前途不能由“所谓的共产国际代表”说了算,而是要由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决定。

作者单位:中共桂林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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