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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为何重用寇准

作者: 来源: 版权所有: 时间:2017-05-31 15:41:59 阅读  163

 赵冬梅


▲寇准画像

寇准(962—1023年)是宋太宗、真宗两朝的名相,他出身普通耕读人家,科举考试名次一般,却得到太宗赏识,不到30岁进入宋朝的中央领导集体。太宗对寇准的赏识、提拔,是一段开封政坛佳话。

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也就是寇准担任成安县长的第二年,他离开成安,来到首都,得到了宋太宗赵光义的亲切接见。按照当时的规定,一任县长是三年,在这三年当中是不能随随便便离开本职岗位的。那么,寇准为何能在担任成安知县的第二年就见到太宗皇帝呢?

正常情况下,知县不能离开岗位。也就是说,如果知县离开了岗位,那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事件。让寇准离开成安知县岗位的这个非常事件,就是北宋政权和党项族首领李继迁之间的战争。党项是当时中国西北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生活在今天的陕西北部一带。自从宋朝建立,党项就一直向宋朝的皇帝称臣,名义上接受宋朝中央的领导,但实际上实行的是“区域内自治”。这种状况持续了20多年,到了982年,也就是宋朝建立的第二十三个年头,党项人的首领李继捧主动放弃自治。他亲自率领族人到开封朝见宋太宗,献上了土地和人民。太宗也在开封给李继捧赏赐了宅邸,让他在开封安了家。按照约定,党项人的土地要交给宋朝政府,由政府派官员直接管理,而所有的党项贵族都要搬到开封来。但是,在这些贵族当中,却有一个人打死都不愿意这么做——这个人就是李继捧的族弟李继迁,他带着一帮党项人逃到了沙漠里,跟宋朝的政府军打起了游击战。   

李继迁的势力不断壮大,985年年初,他向宋朝边境发动了一系列进攻。从二月到六月,战事不断升级。宋朝方面调兵遣将,向西北边境增派了大量兵力。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应当就是在这个时候,寇准被从大名府成安县长的位子上抽调出来,押运军粮赶赴西北前线。押送军粮是个苦差事,往前线送军粮,不但苦,还有危险。但是,寇准不觉得苦,他觉得兴奋。跟在大名府成安县衙门里按部就班地审案、收税的日子比起来,西北前线的一切都让寇准感到兴奋。这一次押送军粮,是寇准第一次到西北前线去,也是他第一次跟军方有接触。他张开耳朵、瞪大眼睛,认真听、仔细看,尽可能地收集各种有用的信息。他在思考如何解决边境问题。回到开封之后,寇准把自己的思考整理成一篇书面报告,呈交给宋太宗。这篇报告今天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它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我们已经没法知道了。

  但是,就是这篇报告,为寇准带来了人生的重要转机。收到报告之后,太宗皇帝亲自召见了寇准。太宗皇帝对这个年轻人很满意,可以说是“一见倾心”。在亲切交谈之后,太宗让人拿来纸笔,出了道题目《御戎策》,命题作文,对寇准当场考试。寇准的这篇《御戎策》,也没有留传到今天,所以,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也没法知道。可是,这篇《御戎策》的效果,我们是可以知道的:太宗皇帝一读之下,顿时觉得自己果然眼力非凡——这个年轻人是五年前自己亲自录取的进士,很不错嘛:人长得精神,有头脑,文章也写得漂亮……好,很好!太宗皇帝喜欢上寇准了。在此之前,因为押运军粮有功,人事部门已经决定提前结束寇准的成安知县任期,任命他做郓州的通判。郓州在今天的山东东平,通判是副州长——寇准提前得到晋升了。通判临行,要当面向皇帝辞行的,这是宋朝的规矩。皇帝呢,通常情况下,也要借着这个机会,一方面进行训示,另一方面跟臣子联络感情,从中发现人才。辞行让寇准在985年夏天再次见到皇帝。再见之时,太宗竟然有些舍不得寇准了。他觉得,让这个人去山东太可惜了,他要把寇准留下来,放在开封的中央机关,继续就近观察。于是,太宗“金口玉言”,取消了寇准的郓州通判任命,把他留在了三司工作,宋朝的三司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 

  在三司干了四年之后,989年七月,寇准进入枢密院,担任枢密直学士,成为皇帝的参谋、顾问,直接在太宗皇帝身边工作。说起寇准任枢密直学士的事,有段插曲绝对值得一提。寇准在三司任职三年之后,太宗对宰相说:“我想要提拔寇准,你们看看应当给他安排个什么职位呢?”宰相们讨论了一下,提出了一个方案——“开封府推官”。“开封府”大家都知道了,那是宋朝的都城,是包公“包龙图”曾经“打坐在”的地方。“推官”是什么概念呢?开封府有知府,这相当于市长;有判官,这相当于副市长;判官下面就是推官了,大概可以算是“市长助理”吧。这个职位还是相当重要的。宰相们的方案报上来了,说要给寇准一个开封府推官。结果太宗皇帝说:“这个职位怎么可以用来安排寇准呢!”不行,你们再想。宰相们去想了,回来说“要不就让寇准做枢密直学士?”这个时候,但见太宗皇帝“沉思良久”,才开口说:“且使为此官可也。”什么意思呢?“行啊,那就让他暂且做这个官吧。”暂且做,这意思大家都明白,那也就是说,太宗皇帝对这个提拔力度仍然不满意,只是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比如寇准资历还浅,所以,不能一步到位。但是,方向是明确的,太宗皇帝已经向开封政界公开表示,寇准这个人,他要重用。

  果然,过了不到两年,在淳化二年(991年)的四月,寇准被任命为枢密副使。枢密院是宋朝的最高军事机构,由皇帝直接领导,不归宰相管。枢密院的正副长官和正副宰相一起,构成了宋朝的中央领导集体。寇准做枢密副使,就是正式进入中央领导集体了。这个时候,他连30岁生日还没过呢。大约三年半之后,到了994年的9月,寇准刚过完33岁生日,就被任命为参知政事(也就是副宰相)。宋朝“史上最年轻的”中央领导干部寇准“闪亮登场”。

太宗皇帝为什么会对寇准如此器重呢?那肯定是由于寇准有治国安邦的能力,是当宰相的材料了。但是,仅仅这么回答,那就太简单了。太宗皇帝之所以如此下力气提拔寇准,应该还有以下三方面的考虑。

第一,寇准的社会关系简单,跟当时的各种政治势力没有太多纠葛。一般来说,看一个人的社会关系,要看家庭出身、婚姻关系,还有其他主要社会关系。我们先来看家庭出身。寇准祖上的几代人,都是平民老百姓,到了寇爸爸这辈,好容易考中状元,可惜生不逢时,赶上了兵荒马乱的年代,也没能混上像样的官职。而且,这还是在宋朝建立以前发生的事。总之,寇准的家世非常平凡,不能构成任何政治背景。再来看婚姻关系。古今中外,都有家庭出身一般或者较差但自身条件很好的人,通过结婚来改善自己的地位,谋求更好发展。在宋朝,像寇准这样进士出身的年轻官员,可以说是最理想的结婚对象,而且寇准本人还又高又帅,有多少皇亲贵戚、高官、富商都巴不得把女儿连带嫁妆“打包”送给他,跟他结亲。但是,寇准的岳父许仲宣却只是一位“埋头实干型”的官僚,有本事,能啃硬骨头,在政治上却没有多大势力。寇准跟许家结亲的具体过程怎样,今天也没法知道了。但是,就结果来看,这门亲事能给寇准带来的政治“实惠”不大,所以说寇准选择婚姻对象的“技术”不高。这位许氏夫人去世以后,寇准又娶了一位宋氏夫人,选择娶这位宋氏夫人,再次证明,寇准选择婚姻对象的“技术”不只是不高,而且是比较低的。总之,寇准家庭出身平凡,没有政治背景;婚姻关系一般,缺乏政治势力。

▲宋太宗画像

那么,主要社会关系呢?寇准最主要的社会关系,恐怕就是太平兴国五年跟他一起考中进士的那118个“同年”了。同年,也就是同一年考中科举的人。在宋朝,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来源,后来的明、清两代也是这样。大家在一个考场里写过同一篇命题作文,考中之后在一起喝过酒,赋过诗,畅谈过人生理想,在同一年参加工作。这样一种关系,往好处说,可以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往坏处说,可以官官相护、结党营私。当然了,“同年”就像现如今的“同学”关系一样,是可以近、也可以远的,弹性极大。不过一般而言,近的多。寇准的这榜同年,后来出了不少的名臣,这些人对寇准的能力和作风也都有着非常准确的认识,他们和寇准一路互相扶持,直到老死。可以说,寇准的“同年缘”还是不错的。

但是,寇准却不是一个“同年意识”很强的人。怎么说呢?他不会因为对方是同年就放下是非。举个例子,在寇准还是枢密直学士的时候,参知政事(副宰相)王沔的弟弟王淮监守自盗,贪污巨款。按照当时法律,王淮犯的是砍头的罪。然而,因为他哥哥是副宰相,结果王淮只是被打了二十下板子,降级处分了事。这顿板子还是在家里边、由自家人自己打的。同时还有一位大贪官祖吉,犯罪情节跟王淮差不多,却受到了砍头、抄家的惩罚。祖吉、王淮,同罪不同罚,这是严重的官官相护、司法不公。把这件事当众揭露出来的人,就是寇准,而王淮正是寇准的同年!当寇准在朝堂大声喊出“司法不公”的时候,他的心里是只有法律的公正,没有同年情谊的!这种作风,恐怕会让很多希望通过“同年”关系来拉帮结派的人感到不舒服。至于寇准本人,就更不可能通过“同年”关系来套近乎了。

这就是寇准的社会关系情况:家庭出身平凡,没有政治背景;婚姻关系一般,缺乏政治势力;对于其他主要社会关系——“同年”,寇准也没有刻意经营。所以,寇准这个人,在宋朝的官场上,可以说基本上是一个“孤臣”。“孤”就是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官员的这种“孤立”和“孤单”,正是皇帝所需要的。皇帝怕什么?怕下边的大臣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官僚们都去忙着考虑小集团利益了,朝廷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谁来管?所以,必须得有像寇准这样中正无私的“孤臣”在里边监督着其他人。“孤臣”既然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那谁会提拔他呢?只有皇帝。皇帝自称“孤家寡人”,孤单的皇帝需要孤立的臣子,所以太宗皇帝需要寇准。这是太宗下大力气提拔寇准的原因之一。

太宗皇帝看重、提拔寇准的第二个原因,是寇准有肩膀、有担当。当时开封的政治风气是很有些问题的:从皇帝这方面来看,太宗皇帝特别喜欢揽事,事无巨细都喜欢自己亲自动手。他可以从天不亮开始上班,一直干到天擦黑儿,好容易有点儿空闲时间还用来学习文化、练习书法。那么,宰相大臣呢,也不是不辛苦、不卖力,只是普遍没有担当,他们习惯了早请示、晚汇报,争当皇帝的应声虫兼马屁精,一个一个都是“谦虚谨慎”、“温润如玉”的谦谦君子。大臣如此,在平常时候肯定会让宋太宗感到舒服,但问题是关键时刻全无用处。当国家遭遇危机、需要有人站出来发表意见、承担责任的时候,这帮人还是“谦恭有礼”地等着皇帝一个人动脑筋、拿主意,这是不行的。而在由太宗皇帝所提拔的新一代政治家当中,寇准的“有担当”、不怕得罪人是出了名的。就像咱们前面刚说过的,祖吉和王淮同罪不同罚的事件。祖吉和王淮都是大贪官,祖吉没背景,结果是依法惩办,砍头抄家;王淮是当朝副宰相王沔的亲弟弟,就只是在私宅里打打屁股、批评教育了事。这样的大新闻,怎么可能只有寇准一个人知道呢?开封政界肯定早就传遍了。太宗那么“热爱情报工作”的一个皇帝,也绝不会蒙在鼓里。副宰相王沔当时是太宗皇帝眼前的大红人,他把犯了重罪的弟弟领回家去批评教育,肯定至少是得到了太宗帝默许的。照理推,这件事应该是太宗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卖了个人情给王沔。同罪不同罚、司法不公的幕后推手,其实正是皇帝本人。祖吉、王淮同罪不同罚,法律的尊严遭到了践踏,这是事实。宋朝的国家利益受到了损害,这也是事实。

说到寇准揭发司法不公,还有一个小故事。这件事发生在991年的春天。到这个时候为止,宋朝已经是连续第三年遭遇严重气象灾害:南方发大水,北方闹旱灾,蝗虫满天飞,有些地方出现了大饥荒。今天科学昌明,咱们都知道气候异常主要是自然原因造成的。古人却不这么想,古人相信“天人感应”,认为水灾、旱灾、地震等等,那都是因为人间的事办得不好,是老天发下的警告。那么,收到这些警告的皇帝和大臣该怎么办呢?没别的说,赶紧自我检查,看哪里做得不好,赶紧改。改了,老天就高兴了,灾难就会过去。“天人感应”这一套,宋太宗原则上是信的。连续三年闹灾荒,该拜的神都拜了,雨还是求不下来,那太宗只好相信,肯定是统治出了大问题。没办法,太宗皇帝只好召来众位高参,请大家会商“时政得失”,看看政治上究竟出了哪些问题。结果寇准就说:“按照‘天人感应’学说,旱灾对应的正是司法不公,用刑不平。最近祖吉、王淮两个案子,都是贪赃枉法,贪污数额巨大。祖吉已经伏法,罚没家产。可是,王淮却因为是副宰相王沔的亲弟弟,就只是在家里打了一顿板子,还在做着官。同样的罪,量刑轻重差别如此巨大,怨不得老天要降下大旱以示惩罚。”

  祖吉、王淮同罪不同罚的幕后推手正是宋太宗。所以,寇准拿这两个案子批评司法不公,等于是在间接指责太宗皇帝本人。寇准说完了,整个朝堂肯定安静得可怕。那么,太宗帝的反应如何呢?史书上记载得非常简单,只有这几个字:“上大悟。明日见沔,切责之。”也就是说,太宗皇帝恍然大悟,第二天见了王沔——就是大贪官王淮的哥哥、副宰相王沔,狠狠地斥责了他一顿。“恍然大悟”,是太宗帝短时间内在心里头“千回百转”之后得出的正确反应;这一“恍然大悟”,太宗皇帝撇清了自己,把司法不公的责任推给了副宰相王沔。而通过斥责王沔,太宗皇帝也对老天作出了回应。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更有意思了。过了几天,太宗皇帝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当时的宰相吕蒙正、副宰相王沔等人。信是这么说的:“老百姓有什么错呢?老天竟然会降下这样的责罚,肯定都是因为我德行不够。你们去,在文德殿的前头垒一个台子,我要在上面接受风吹日晒,要是过了三天还不下雨,你们就把我烧死,来答复老天。”皇帝都说这话了,宰相还能怎么样啊?只好把信藏起来,跪在地上磕头。幸好,第二天就下了雨,把蝗虫都浇死了。

这件事情,今天看起来就像是一场闹剧。但在当时,它却是一场严肃的正剧。在这场天人互动的政治演出当中,寇准可以说是扮演了最关键的角色,就是那个勇于说出真相的人。寇准的敢说话、敢揭弊是出了名的。当时开封政坛上有句话,叫做“寇准上殿,百僚股栗”。也就是说,“寇准上了殿,文武百官的大腿都在哆嗦”。大腿哆嗦的肯定不是文武百官的全部,而只是其中那些有问题怕人揭发的官员。这样一个勇敢、正直,有肩膀、有担当的官员,正是太宗皇帝所需要的。

太宗皇帝不遗余力地提拔寇准的原因,除了寇准是“孤臣”、有担当之外,还一点非常有趣的原因。那就是宋太宗很喜欢扮演唐太宗。现在我们提到宋朝的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的时候,都说“宋太宗”,但是,“太宗”其实是这个皇帝的庙号,是他死了以后由他的儿子——宋朝的第三个皇帝追加给他的。当他真正坐在皇位上统治国家的时候,是没有“宋太宗”这个名号的,我们今天直接说“宋太宗”,都是为了说话方便。然而,我想,如果宋太宗泉下有知,一定会非常喜欢儿子给自己加的这个庙号。因为宋太宗的偶像正是唐太宗,他自从当上皇帝,就时时事事以唐太宗为典范,梦想自己也会成为后人心中的伟大皇帝。

宋太宗常常沉浸在唐太宗的角色扮演之中,而寇准的存在则让他的演出变得逼真。为什么呢?咱们来看这样一幕:宰相们奏事,寇准不同意太宗的意见,而且话说得很直。太宗火了,站起来就要走。结果,寇准竟然上前拉住太宗的衣裳,把他拽住,拉回到座位上,继续讨论,直到达成一致。太宗后来跟身边的人说:“朕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郑公也。”魏郑公是谁呀?大名鼎鼎的魏征啊!魏征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忠臣、直臣,而唐太宗呢,那是中历史上最善于接受批评意见、名声最好的皇帝!宋太宗把寇准比成魏征,就等于把自己比成了唐太宗。当然,话又说回来,仿品仿得再好也不是真品,宋太宗终归不是唐太宗,就本心而言,宋太宗还是更喜欢那些温和、听话的臣子。寇准的有担当是他需要的,但是,寇准的硬度却常常让他觉得不舒服、硌得慌。而且,更糟糕的,是寇准的“孤立”太彻底了,太宗需要的“孤立”是不依附于其他政治势力,换句话说,只依附于他自己;但是,寇准的孤立却是彻底的,他不依附于任何政治势力,如果说寇准依附于谁的话,那不是哪个具体的人和政治势力,而是道理。

唯孤臣有大忠之节,可以利国家,挽狂澜,起頽兴衰;然而周围的人——皇帝与同僚却未必能忍受孤臣大忠的硬度。于孤臣而言,利国易,保身难。寇准的一生,大起大落,所有的贡献与委屈,全在这一片孤忠赤诚。

(作者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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