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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事件与《北京专条》

作者: 来源: 版权所有: 时间:2017-05-31 15:36:05 阅读  211

蔡 群


台湾物产丰饶,环境优美,地处中国东南,与福建省遥海相望,与东南海岸线大致呈现平行走势,是中国东南各省的海防屏障,军事地位显要,被称为“东南之锁钥”“七省之藩篱”,与大陆可谓是唇齿关系,唇亡则齿寒。

清朝时期,尽管台湾归清已久,却仍是孤悬海外,清政府前期对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直至琅峤牡丹社之役。清政府起初出兵台湾主要是因为郑氏政权一直奉明朝为正朔,且岛内郑氏政权不断发展,经济得到开发,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对于清朝而言,郑氏政权的存在就始终是一个威胁,正所谓“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因此清政府出兵台湾的目的是消灭郑氏政权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国家,当然造成的结果是事实上的国家统一,这可谓是一大功。清统一台湾之初,朝廷就因各种原因曾大兴弃守之议,但最终因施琅的极力反对而最终停止。台湾虽是保下,但清政府仍然对台湾的开发制造各种政策上的障碍,清政府曾多次颁发诏令禁止大陆人民偷渡到台湾,禁止官员携眷入台,不准汉民进入番地,不准台人入伍等。清政府颁发这些诏令的目的是出于对“台湾势力”的畏惧,一旦台湾经济政治得到发展,而又形成了反对势力,台湾又遥居东海,恐其对清政权不利。因此清政府给台湾的开发和民族交流故意造成许多障碍,以至于台湾的蛮荒之地长久得不到教化,番民成为“化外”之民。由于缺乏经济、文化的交流和情感的交融,台地居民矛盾也很尖锐,闽粤漳泉等民之间、土客之间常常为争夺利益而发生械斗,番民也时常发生叛乱。台内居民之间关系尚且如此,更何况对于外来势力的态度呢!

▲日本琉球藩民54名墓

同治十年(1871年),同时期日本明治四年,琉球宫古岛民的两艘贡船在海上遭遇飓风,其中一艘幸还,另一艘漂至台湾西海岸的琅峤。由于台湾自古蛮荒,教化不高,台内居民矛盾尖锐,因此番民对外人特别排斥,加上政府又疏于对番民的管理,对其缺乏实际的统治力,而番民又异常好斗。帝国主义曾多次骚扰番民,皆为番民所击退,当琉球岛民的船只漂至该地时,番民旋即就与之爆发了冲突。该船共有船员69名,其中3名淹死,66名登陆,登陆的船员中,有54名被牡丹社番民劫杀,12人逃出,在凤山县清政府官兵的保护之下,被送到福州的琉球馆,不久回国(吴廷璆,《日本史》)。此次事件本属中国国内事件,但日本却借此故意挑起事端。因为早在明朝时期,明太祖就曾册封琉球王尚氏为中山王,其世代奉中国为正朔。清朝入关以后,朝贡受封和明朝时一样,直到同治时期,其国王尚恭仍然向清政府请封。可见中国与琉球藩属关系早已十分明确,毋庸置疑(印鸾章,《清鉴纲目》)。然而在17世纪初,日本不断对外侵扰,虏走琉球尚宁王,企图控制琉球,迫使琉球向日本纳贡。尽管如此,琉球仍然定期向中国纳贡。因此呈现出琉球既向中国又向日本纳贡的局面。然而这次琉球事件,日本却借口琉球向其纳贡,为己之藩民,借此对我国台湾实施侵略行动。同治十二年:“日使柳原前光往诘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昶熙答曰:‘番民之杀琉民,既闻其事。但二岛具我属土,属土之民相杀,裁决固在我国,我恤琉民,自有措置,何预贵国事,而大烦为过问。’日使言琉球亦彼藩属,无端遭杀,自不端坐视。且曰:‘贵国既知恤琉民,而不言惩台番,何也?’昶熙惮起交涉,遽答曰:‘台湾生番本化外之民,我政府未便穷治,’日本曰:‘生番杀人,贵国舍而不知,我将问罪岛人’(印鸾章,《清鉴纲目》)。”

同治十三年(1873年),日本以西乡从道为都督,率领军队以“讨伐”之名侵略我台湾,对番民进行无耻的杀害,许多番社因抵不过日本侵略者的威逼,相继降伏。由于台东地区多高山险河,多为生番聚居地区,因此清政府也没有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当然也就没有海防力量,日本很快就占领了台东地区,台东沦陷。朝廷从英人威妥玛处得知日本侵台消息后,立即警告日本,要求日本方面撤兵,但是日本人仍然在我台东地区作威作福,而且还扬言要攻取西部地区(印鸾章,《清鉴纲目》)。于是清政府派遣总理船政大臣沈葆桢“巡视”台湾,兼办各国通商事务。当沈葆桢到达台湾之前,日本人就早已占据了台东,因此沈葆桢迅速采取多方措施,筹措海防,随时准备作战。一、加强台湾与大陆的通讯能力;二、做好番族首领的工作,与番族相互约束,防止有些番族趁机作乱,联合可以信任的番社共同对付外敌入侵;三、修筑城池堡垒,巩固防卫工事;四、请求清政府派遣国内力量最强的淮军入台准备作战(《清史稿》)。而与此同时,日本也向中国派遣了全权大使大久保利通到北京与总理衙门王大臣进行谈判。相互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正是由于沈葆桢的“筹防备,讨军实”为清政府的谈判提供了筹码,使得本来国内矛盾就非常尖锐的大久保不得不有所顾忌。再加上英国人威妥玛的调停,最终双方达成了《北京专条》以解决问题,其共有三款:(一)日本此次所办,系保民义举;(二)给遇害难民银十万两有筹补银四十万两;(三)生番有中国自行约束(萧一山,《清代通史》)。日本人也“如约撤兵”。至此,中日关于此次事件的斗争暂告一段落。

从这个条约的表面上来看,日本人也没有占到多大的好处,其实不然,日本为了缓和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和由“征韩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急于对外发动战争,以获得战争利益(陈碧笙,《台湾地方史》)。条约中说“日本此次所办,系保民义举”,也就是默认了琉球民为日本国民,从而确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所以说就是这个条约使得中国失去了对琉球的宗主权,是中国方面对日本妥协的结果,是中国清末外交的又一屈辱。而日本却借机加紧了对琉球的侵略,最终在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随后改琉球为冲绳县,自此中国便永远地失去了琉球。

不过也正是这次“琉球事件”,使得清政府开始进一步认识到台湾的重要性,自此,台湾开始了继郑氏开发台湾之后的又一次开发浪潮。谈判结束之后,清政府命沈葆桢处理善后事宜,沈葆桢认为台湾地理位置显要,物产丰富,因此决定对其进行“悉心经画”。沈葆桢奏请改革区划,将土番蛮荒之地也纳入了统治管理的范围;奏请开放人民渡海进入台湾,允许人民进入山林;开通台湾东西向的通道;改革绿营;筑炮台、架电报、振商务;“为明遗臣郑成功请予谥建祠,以作台民忠义之气(赵尔巽,《清史稿》)”。正是沈葆桢的这些作为为台湾的经济打下了基础,加强了台湾内部民众的交流,开发了台湾的文化,为台湾的经济发展、海防建设、文明开化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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