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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天皇曾向唐朝皇帝称臣——隐藏在百济人墓志中的历史真相

作者: 来源: 版权所有: 时间:2017-05-31 15:33:28 阅读  278

马云超


在漫长的古代历史上,中日两国虽隔海相望、一衣带水,但政治关系始终若即若离。自汉朝以降,中国皇帝以朝贡和册封为纽带,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外交关系,逐渐构成了学者所称的“东亚文化圈”。东汉至东晋南朝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地方政权也曾主动请求中原王朝册封,凭借后者的威望完成了列岛的统一,并在与朝鲜诸国的角逐中获取一席之地。但此后,除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将军短暂向明朝称臣外,日本在多数时候都游离于中国的朝贡体系之外。特别是圣德太子在致隋炀帝的国书中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无恙”,作为意在与中国王朝开展独立对等外交关系的宣言,至今仍为日本学者津津乐道。然而,近年来百济人祢军墓志的公开,却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祢军墓志,全称“大唐故右威卫将军上柱国祢公墓志铭”,发现于陕西西安。墓志公布以前,百济人祢军的事迹仅散见于《日本书纪》和《三国史记》之中,甚至有人主张《三国史记》中的“百济祢军”不过是“百济将军”的讹误。2011年《祢军墓志》正式公布,此后同族的祢寔进、祢素士、祢仁秀等人的墓志也先后为世人所知,学界对于祢氏家族也有了比较清晰完整的了解。

祢军(613—678年),字温,百济熊津人。其祖先据说是东汉祢衡的后人,西晋永嘉年间为躲避五胡战乱而渡海来到了朝鲜半岛。斗转星移,等到祢军的曾祖父一代时,他的家族已经在百济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曾祖祢福、祖父祢誉、父亲祢善,先后担任百济国的一品大员——佐平。祢军天资聪慧,且名声遍布三韩,作为长子本应袭任佐平,但此时东亚世界的局势已急剧动荡。

唐高宗显庆五年(660年)七月,唐将苏定方率军自山东半岛横渡大海进攻百济,不到三日便攻陷了百济国都泗沘城,末代君主义慈王仓皇出逃,立国七百余年的百济国宣告灭亡。祢军与其弟祢植虽跟随义慈王逃到熊津城,眼看大势已去,兄弟二人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当月,祢氏兄弟发动政变,将义慈王捆绑献于苏定方帐下,同时向唐朝请降。九月,苏定方押领着“百济王及王族臣寮九十三人和百姓一万二千人”,从泗沘城返回唐都长安,祢氏兄弟也在队列之中。此后,祢植改名祢寔进,留在长安生活,祢军则被授予“右武卫浐川府折冲都尉”一职,返回百济故地继续效力。

平定百济后,由于唐军的统治政策失当,当地军民在百济贵族鬼室福信的号召下,迅速结成了规模浩大的复国势力。为了抗击唐朝,鬼室福信还联合百济的传统盟友倭国,一时间复国运动如火如荼。龙朔三年(663年),百济和倭国联军从海路进援复国军的大本营——周留城。得知这一消息后,唐朝水军在检校带方州刺史刘仁轨的出色指挥下,于百济白江口(今锦江下游)沉着迎敌,四战四捷。联军战船四百余艘被悉数焚毁,“烟焰涨天,海水皆赤”(《旧唐书·刘仁轨传》)。由此,百济故地的复国势力被一扫而尽。

在稳定了百济的局势后,唐朝将目光重新投向北方的宿敌高句丽。为了巩固后方,在白江口战后的两年中,刘仁轨先后派遣朝散大夫郭务悰、刘德高带领使团赶赴倭国,祢军两次皆在使团之中。奉命出使倭国,这是祢军入唐后最重要的使命,也是《祢军墓志》中最浓墨重彩的部分:

以公格谟海左,龟镜瀛东,特在简帝,往尸招慰。公侚臣节而投命,歌皇华以载驰。飞泛海之苍鹰,翥凌山之赤雀。决河眦而天吴静,鉴风隧而云路通。惊凫失侣,济不终夕。遂能说畅天威,喻以禑福。千秋僭帝,一旦称臣,仍领大首望数十人将入朝谒,特蒙恩诏授左戎卫郎将,少选迁右领军卫中郎将兼检校熊津都督府司马。

这段志文对仗整齐且精于用典,读来不乏晦涩之感。简而言之,祢军随使节团到达倭国,以其过人的智慧和胆识成功说服了所谓“僭帝”向唐朝称臣,并且还带回了当地的豪族“大首望”入朝觐见高宗。那么,这里的“僭帝”是指谁呢?有学者认为,此处“僭帝”可能指代高句丽王高藏,“称臣”则暗示了其后高句丽灭亡之事。但是,这一解读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从目前所知的史料来看,白江口之战后祢军始终活跃于百济故地与倭国之间,没有记载能够证实他参加了对高句丽的战争。笔者认为,联系上下文脉,这里的“僭帝”无疑就是当时倭国的最高统治者——天智天皇。

此前,学界大多是从文学修辞的角度来理解志文中的“僭帝称臣”,或者认为这只是唐王朝一厢情愿的看法。毕竟天皇向唐朝皇帝称臣之事,在中日韩三国的正史中都没有留下记载。其实,尽管缺乏正面的记录,“僭帝称臣”依然在《日本书纪》的多个角落留下了蛛丝马迹。只要借助《祢军墓志》的提示,这些看似散乱的拼板便可构成完整的图像。

其一,不合时宜的阅兵式。据《日本书纪》记载,麟德二年(665年)十月倭国的菟道(即宇治)附近曾进行过大规模的军事阅兵。传统观点认为,这是倭国朝廷为了在谈判中争取主动而进行的示威。但仔细想来,此说很难站得住脚。白江口一战,倭国水军在强大的唐军面前全线崩溃,死伤无数;战后,倭国陷入了唐军来袭的恐慌之中,可见倭国政府对唐朝的实力是深感畏惧的。此刻,唐朝使者已经抵达京城,谈判过程中无端阅兵炫耀,难道不怕触怒使者而招致战争吗?如果考虑到“僭帝称臣”的背景,阅兵恐怕就是臣服仪式的一部分,炫耀兵力的人也不是天智天皇,而是唐使刘德高、祢军一行。

其二,微妙的历法误差。《日本书纪》记载,“(665年)九月庚午朔壬辰,唐国遣朝散大夫沂州司马上柱国刘德高等。”同书同条的原注又称,“七月二十八日,至于对马。九月二十日,至于筑紫。二十二日,进表函焉”。既然当年的九月为庚午朔,壬辰日本应是二十一日,但原注中却明确记录“进表函”时间为二十二日,这不禁令人心生疑惑。实际上,这样的“一日之差”在《日本书纪》中并不少见。只要联系到“僭帝称臣”的史实,这一疑惑就可迎刃而解。倭国此前采用的是中国刘宋时期制定的元嘉历,而此次祢军等人来到倭国,在当地颁布了另一种历法,即唐朝最新制定的麟德历。《日本书纪》中的误差,正是因为混用了这两种不同的历法。

据《旧唐书·刘仁轨传》记载,刘仁轨在赴任之前,曾经“于州司请历日一卷,并七庙讳”,宣称平定海东之日,将会“颁示国家正朔,使夷俗遵奉”。此次出使倭国,刘仁轨虽未亲自前往,但刘德高等人奉命出行,将本国最新制定的历法带入倭国颁布,作为倭国臣服的象征,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有一件当时的文物正可佐证麟德历的颁布:大阪野中寺供奉的弥勒菩萨半跏趺像,其台座上刻有如下铭文:“丙寅年四月大旧八日癸卯开记。”日本学者将此处的“丙寅年”考订为天智天皇五年(666年),恰好是“僭帝称臣”的第二年。其中的“旧”字就是相对于新的麟德历而言,“旧八日”指元嘉历的四月八日。此外,《日本书纪》天智天皇十年(671年)条中转引了对马国司上报给筑紫大宰府的公文,其中包含有“月生二日”的字样。据考证,“月生”乃是麟德历中新制的词语,“月生二日”意即当月自新月初现之日起,下数至第二日。这也正好说明,象征倭国向唐朝臣服的麟德历,此时已经运用于倭国的公文书中。

其三,“大首望”的真实身份。《祢军墓志》中显示,祢军在成功完成外交使命后,还带回“大首望数十人”,并令他们朝见了唐高宗。“首望”一词原指当地的头等望族,此处暗喻了随唐朝使团来华的第五批遣唐使。《日本书纪》记载,“是岁(665年),遣小锦守君大石等于大唐”。守君大石入唐和大首望朝谒,其实完全就是同一件事。

其四,突如其来的借兵。总章元年(668年),唐朝与新罗联军终于兵临平壤城下,高句丽王开城投降。然而随着高句丽的灭亡,唐罗两国的矛盾旋即暴露出来。新罗不再掩饰自己的意图,开始了独自统一朝鲜半岛的进程。咸亨元年(670年)三月,唐罗军队发生正面冲突,由此拉开了六年战争的序幕。当时,唐朝正苦于西部吐蕃的不断侵扰,早已无力再在东北地区增派兵力,与新罗的较量中逐渐陷入了被动。咸亨二年(671年)七月,新罗军又在加林城附近的石门击败唐朝军队,“斩首五千三百级”。正当朝鲜半岛上战局不利时,郭务悰奉刘仁轨之命,带领着两千余人组成的庞大使团,再一次来到了倭国。关于郭务悰此次访倭的目的,学界存在多种推测,但从零散的记载来看,最大的可能就是要求倭国出兵,共同讨伐新罗。面对东西边疆腹背受敌的困境,唐朝此时向倭国求援也是无奈之举。因为在唐朝的天下秩序中,臣服的属国负有出兵协同作战的义务。如果缺少了此前“僭帝称臣”的前提,这次史无前例的借兵就会变得难以理解。

然而,“僭帝称臣”后唐朝并没有对倭国进行有效的控制,倭国很快又重新独立于唐朝的册封体制之外。最终,刚继位的大友皇子(天智天皇之子)没有答应郭务悰的出兵要求,而是赠予唐军甲、胄、弓矢、绢、絁、棉等物资作为援助。实际上,早在高句丽刚灭亡的总章元年(668年),新罗也曾派遣使者拉拢倭国,借以共同对抗唐朝,当时天智天皇同样只是赠送战争所需的绢、絁、棉、韦等。不难看出,此时的倭国在唐朝和新罗之间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平衡,不愿再次介入朝鲜半岛的争夺。此后直到长安二年(702年),唐倭之间的官方联系完全断绝了。

退出朝鲜半岛的纷争后,倭国有意地抹去了曾经对唐称臣的记忆,不仅史书中没有留下正面的记载,麟德历也很快遭到废弃。直到高宗仪凤年间(676—679年),倭国又通过新罗重新引进麟德历,并改称为仪凤历,其实仅仅是名称上的区别。9世纪末时,日本学者藤原佐世编纂《日本国见在存书目录》,书中之所以分列了实质同一的“麟德历”与“仪凤历”,其历史原因正在于此。对于唐朝来说,鉴于西北边疆形势的不断恶化,在东北地区不得不采取守势。仪凤元年(676年),唐朝下令把安东都护府由平壤迁到辽东城,事实上承认了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这也标志着太宗以来唐朝在半岛上的进攻态势转向了全面收缩,至于孤悬海外的倭国,唐朝自然无暇顾及其是去是留了。

出使倭国归来后,祢军被授予左戎卫郎将一职,不久升迁右领军卫中郎将,兼检校熊津都督府司马。唐罗战争中,祢军一度遭到新罗扣押,此后辗转返回长安,受封为右威卫将军。仪凤三年(678年)二月,祢军薨于长安的延寿坊,享年66岁。作为活跃在7世纪中期东亚舞台上的归唐百济人一员,祢军虽然屡任武职,效命于朝鲜半岛的战场前线,但他所取得的外交成果远远高出了军事上的功绩。也许正因为如此,《祢军墓志》在忠实记载志主生平的同时,也为“僭帝称臣”这段尘封千年的往事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证明。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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