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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文景之治”四十年(连载16)

作者: 来源: 版权所有: 时间:2017-05-24 11:24:05 阅读  278

郭 建


                                             第十六节 既定方针



在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历史中,被史家评为治安良好、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的时期,只有西周初期的“成康之治”、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本长篇连载讲述的是“文景之治”。文,是指汉文帝刘恒;景,是指汉文帝的儿子汉景帝刘启,这两个皇帝先后统治汉朝整整四十年。“文景之治”后来被当作中国传统政治的典范。历史可以照亮现实,“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为此,本刊特连载复旦大学法学院郭建教授的《正说“文景之治”四十年》,以飨读者。


汉文帝死了,他的儿子刘启登基为皇帝。

刘启作为皇位继承人,已经经历了22年了。也就是说,和他父皇不一样,他已经有了22年的皇位接班准备。

那么这么长时间的等待与准备,这位太子受到了怎样的训练?他通过了怎样的考验?他对于父皇的政策方针有什么看法,继位后会有什么样的修正?

太子岁月

汉文帝被推上皇位的时候,他活着的最大的儿子刘启才9岁。汉文帝原来的妻子给他生了三个儿子,但都夭折。后来的窦氏得到汉文帝宠爱后,很快又给汉文帝生了三个儿子,刘启是窦氏生育的老大。

决定刘启为太子的,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她大概是考虑到尽早确立太子位子,建立起完整的皇朝统治形象,以免夜长梦多。因此在她进长安后不久,马上决定立刘启为太子,并宣布太子的母亲窦氏为皇后。

立窦皇后,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迅速稳定局面的考虑。薄太后知道她的这位皇帝儿子已经不再喜欢窦氏,窦氏又得了眼病,处在半瞎的状态。不过要立即树立起一个完整的皇帝家族形象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好在她也相信她的皇帝儿子大事不糊涂,喜欢女人但绝不至于会为了女宠搅乱了朝廷。

刘启的少年时代应该就是跟着他的这位又瞎又倔的妈妈受教育的。和薄太后、汉文帝一样,窦氏喜欢的是黄老之学,给太子以及其他皇子配备老师,都是以黄老学派为主的。其中也有的是法家的。比如刘启的长年老师张欧,就是一位“治刑名”出名的功臣贵族之后。后来汉景帝登基后,仍然保持对这位老师的敬重,将张欧拜为九卿之列的重臣位子。而张欧尽管是法家的门徒,但没有沾染法家所谓“刻薄寡恩”的习气,据说在朝廷上有忠厚长者的称誉。办理案件的时候,每当要判处死刑的时候,他非常慎重,实在是确凿无疑的,他才会含泪封闭卷宗、交付执行。

刘启是否受到这位严谨的法家导师的影响?好像不是。从他小时候闯的一些祸来看,他也和自己谋定而后动的父皇不一样。比如他和小弟弟驾车硬闯司马门的事件;比如为了他扔博具砸伤吴国太子的事件。从这些事件来看,刘启的情绪很容易失控。

汉文帝在太子成年后,似乎经常带着太子处理政务。有很多嘱托太子的记载。最著名的比如汉文帝细柳劳军后,向太子提起周亚夫的军事才能。应该说,汉文帝对于自己的继承人也有很多的培训。

汉文帝死后的第七天,群臣给这位死去的皇帝加上了“孝文皇帝”的称号后,拥戴太子刘启即位,并到太庙昭告祖先。又过了3天才正式加上皇帝的尊号。

登基的时候汉景帝已经是31岁、过了而立之年的中年人了,因此没有太后临朝听政的事情。但是种种迹象表现出来,他的母亲窦太后依然对他的施政有强大的影响力。作为22年的训练太子经历,他也完全接受他父皇的政策方针,当政后一切都是按照汉文帝的既定方针办。

争取民心

学习他的父皇榜样,汉景帝推进争取民心工程。

他学习他父皇一上台就力图给百姓实惠的方针,在他正式当政的这一年(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正月里,汉景帝下诏,宣布鉴于近几年的灾荒,规定凡是民间自愿迁徙到土地广阔地区居住的,法律不再禁止。

同样在这一年的春天,就宣布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

这以后成为他当政的惯例,在他总共16年的当政期间,一共发布了6次大赦、6次“赐民爵一级”,平均每27个月左右就发布一次大赦和给全国百姓提高一级爵位。以及还有两次是专门“赐为父后者爵一级”(继承父亲爵位的嫡长子)。换言之,如果一位百姓能够平安度过这16年的话,他的爵位就达到了第六等的“官大夫”,可以合法地占有700亩(7顷)耕地以及7块方30步的宅地。

当然和他父皇相比,汉景帝运用这个手法太频繁了点,他父皇总共就在刚上台的时候搞了那么一次普赐民爵的举措,后来都是有条件的赐予或出卖爵位。汉景帝这样做的背景很可能是当时社会上对于爵位已经不再重视,而这样频繁的赐爵,也使得在他以后,爵位从此彻底失去了社会等级的意义。当人人都有爵位时,爵位也就没有了意义。另外,如此频繁、形成了惯例的大赦,也很容易使国家的法律刑罚逐渐失去其威慑力。

在正式当政的那年,汉景帝也学着父皇“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做法,下令将田租减半征收。实行“三十税一”。从此以后,汉朝的土地税一直维持了这个税率,不再改动。

不过到了第二年,汉景帝又宣布将原来的汉文帝时期男子满23岁服役的法令改回为传统的20岁服役。

进一步的法制改革

另一件汉文帝争取民心的重大事项——法制改革,汉景帝也继续深化。

就在汉景帝元年,他下诏,认为父皇改革刑罚,将肉刑改为笞刑后,由于笞刑的数目太大,实际效果是受刑人“与重罪(死刑)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受刑的罪犯不是当场被打死、也是被打成了残废。因此他下令定律:原来的笞五百(代替原来的割鼻的劓刑),减轻为笞三百;原来的笞三百(代替原来毁容的黥刑),减轻为笞二百。

过了12年后,汉景帝再一次改革刑罚,规定笞三百的一律减轻为笞二百,笞二百的一律减轻为笞一百。尤其是他下令制定了执行笞刑的《箠令》,明确规定执行笞刑的竹板的规格:长度不得超过5尺,削平竹节,大头宽1寸、小头宽半寸。笞刑只准责打罪人的臀部,不准责打背部。行刑时只能一个人行刑到底,中途不得换人。到此,汉文帝发起的刑罚改革才真正实现了人道化的目标,被处罚的人得以保全生命。

公元前148年,汉景帝推行了自己的又一次刑罚改革,下令将原来的“磔”(碎尸死刑)刑改为“弃市”(斩首),禁止“磔”刑。

对于司法制度,汉景帝也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汉景帝着力完善已有的法律,正式当政的那一年,他下诏指责当时的法律规定:官员有接受下属宴饮的要免官,可是如果接受了下属的东西再出卖的,仅以差价为受所监临论处。他认为这是轻重失衡,要求廷尉与丞相讨论,重新立法。于是朝廷颁布了新的法律,规定:官员与下属一起宴饮、但出了一份费用的,不再追究为犯罪。但官员如果接受了下属的财物无论是否倒卖,全部按照接受时的价值按盗赃论处。财物全部没收。赃数较小的,官员也要判处迁徙刑罚,免除所有官员身份。如果是接受曾为下属者的财物的,有爵位的“夺爵为士伍”,免除官职;没有爵位的,处“罚金二斤”。允许民间揭发,揭发者奖励被没收的全部财物。

公元前152年,汉景帝又下诏,指责司法不公正的现象,官吏不按照法律办案,而是按照贿赂多少如同做买卖一样在办案,而且“朋党比周”,将苛刻誉为明察,将判处无罪的官员当作失职,导致“有罪者不伏罪,奸法为暴”。他的解决之道是:将汉高祖以来的“狱疑上报”制度进一步强化,只要有人不服罪的,就可以反复进行上报审理。

11年后,汉景帝在正月又就司法问题下诏,要求司法官员处理案件“务先宽”(以宽大为原则),各级司法机构有不能解决的疑案的,都应该逐级上报上级来解决,即使后来的审理结果与初审不符合,初审法官不算失职。

单从这些诏令的内容来看,似乎汉景帝孜孜不倦地在为司法的人道化、宽大化而努力。可是看一下这一时期出现的“酷吏”现象,以及滥用死刑的情况,我们不禁要怀疑汉景帝的真实目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汉景帝在借着批判基层司法状况的由头,在尽可能地将案件的决定权集中到中央、集中到朝廷,尤其是集中到自己的手里。

维持均衡

汉景帝刚上台时,也和他的父皇一样,能够注意到维持各势力集团的势力均衡。

汉文帝以来对于功臣集团的尊重,在汉景帝时期依然维持。后来的皇帝喜欢“一朝天子一朝臣”,可是汉景帝登基后,三公九卿的重要官职基本不换。老丞相申屠嘉仍然是丞相,御史大夫开封侯陶青也已经当到第六年了。最重要的官职变化之一是:汉景帝将他当太子的时候为他当家令的“智囊”晁错提拔为长安的地方长官“左内史”,其他的九卿位置则还是功臣世家掌握。

一年多以后,申屠嘉去世。汉景帝照例将御史大夫陶青换到丞相位置。陶青的父亲陶舍当年跟随汉高祖打天下,受封为开封侯,食邑仅两千户。汉高祖时陶青就已经继承了死去的父亲的侯爵爵位,到现在当上丞相,封侯已经是第四十一年了。

坚持重农政策

也是学习他父皇的榜样,汉景帝也鼓吹和推行重农政策。他每年都会去推几下犁、“亲耕籍田”,还会去采几片桑叶。

汉景帝上台的时候各地都有灾荒发生。到了中元三年(前147年),他下令禁止民间卖酒,试图节省粮食。中国古代最早的禁酒令是西周初年摄政的周公发布的,他以为商朝君臣沉湎酒色,浪费粮食不算,还带坏了民间风气,使得社会上的坏分子发酒疯闹事,所以不惜以死刑威胁酗酒者。西汉已有的法律也明确禁止百姓“无故群饮”。汉景帝想出禁止卖酒的招数倒还是第一次。过了3年后,汉景帝认为灾荒已经结束,又宣布开放民间卖酒。自从汉景帝开创禁止卖酒的举措后,以后历代都将朝廷禁止民间卖酒作为救济灾荒的传统应对政策。

为了救灾,汉景帝在后元二年(前142年)还曾禁止内地的郡、国地方民众使用粟米喂马,要求各地严加督查,有违反者,就要没收马匹。这也是具有创造性的举措。

汉景帝还曾多次下诏要求各地“劝农”。比如后元二年(前142年)的诏令堪为代表:汉景帝在诏书中指责“雕文刻镂”的手工艺,是伤害农事的,“锦绣纂组”的精细织物,是伤害妇女的女红(家庭手工)的。伤害了农事,就会发生饥荒,伤害了女红就会使人受寒。一旦“饥寒并至”,还有人能够幸免吗?顺便在诏令中汉景帝还表扬一下自己,说自己“亲耕”、“亲桑”,就是为天下做榜样。自己还不受地方官府的贡献,减少宫廷费用,节省征发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就是为了要“天下务农蚕”,民间脑箍有积蓄,可以防御灾害,不会有以强凌弱,以众暴寡的事情发生,老有所养,幼孤都有成长机会。可是最近几年灾荒仍有发生,那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地方官吏“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现在要求各级地方官吏都要好好尽职,丞相要向我报告失职的、搅乱政事的二千石官员,按法处治。

在这个明确要求布告天下、让臣民都知道的诏令中,汉景帝表现出的不是他父皇那种惯常的谦恭姿态,倒很有点自我表白与自我表扬的意思,顺便把责任全部推到下级官府。

在他去世的那一年正月,汉景帝又下诏,宣布“农,天下之本也”,而黄金、珠玉,都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奢侈品,只是作为财富象征。现在经常出现灾荒,就是因为去经营这两件东西的人太多了。于是汉景帝下达命令,各地郡国官府都必须劝告百姓从事农桑,多种树,告诫百姓只有这样才有衣食可得。如果有官吏征发百姓、或者雇佣民工去开采黄金、珠玉的,都要“坐赃为盗”。二千石长官知情的,也同样处罚。

继续和亲

公元前158年,匈奴大举入侵。汉景帝上台后的第二年,公元前156年,汉景帝派遣御史大夫陶青,以高规格的使团,去匈奴“和亲”。这次谈判的具体条件是什么?是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匈奴达成的妥协?史书里一概都没有提及。史书里只是记载,到了公元前152年,汉朝又一次遣公主出嫁匈奴单于。同时开放了“关市”,与匈奴开展边境贸易。还“给遗匈奴”,这应该就是给“岁币”的意思,不过具体数目也是没有记载。

不过这次“和亲”的协议的后果极其显著:在以后的十多年里,匈奴没有大举入侵,即使西汉发生了内战,赵王刘遂派使者请匈奴来帮忙,匈奴也没有像过去那样来趁火打劫。双方只是有小规模的边境冲突。

没有实力为后盾的“和亲”终究还是不牢靠,到了汉景帝统治的后期,匈奴又恢复了定期入侵的惯例。公元前144年,汉景帝派遣陶青进行和亲谈判的14年后,匈奴又一次大举入侵到今天的陕北,将汉朝在当地放牧的马匹悉数掳走。公元前142年,匈奴又大举进攻雁门郡,郡守冯敬战死,汉朝边防军队将士战死两千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汉景帝对于匈奴后来的背盟入侵好像没有什么准备措施,也没有紧急动员大军进行驱赶,好像任由匈奴来去。

那么,汉朝的大军都在干什么?汉朝的军事部署重点难道并不是针对的匈奴?是否因为汉景帝并不具备他父皇那样的军事统御能力?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法律与生活》主讲人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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