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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奥勒留: 罗马帝国的“哲学皇帝”

作者: 来源: 版权所有: 时间:2017-05-24 11:17:06 阅读  235

陈 良


161年,罗马帝国有两个皇帝同时登上皇位。当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身披紫袍、头戴檞叶金冠、手执象牙鹰杖而被宣布为帝国皇帝之后,他提议元老院也将卢修斯·维鲁斯(Lucius Verus)加冕为皇帝。这是罗马帝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两个皇帝共享皇权,后来最多同时出现过四个皇帝,不过是分疆而治。

一、出类拔萃天才得志

以中国古代“天无二日”的观念,很难想象一国有两位皇帝同时在位。的确,就皇位传承方式而言,罗马帝国与同期的东汉王朝有所不同。马可·奥勒留与前任皇帝安东尼·皮乌斯(Antoninus Pius)并没有血缘关系,只是其养子而已。在罗马帝国,帝位并不按血缘传给亲子,而由皇帝选定的养子接任。从帝国缔造者奥古斯都(屋大维)开始,历代皇帝都以这种方式传承,逐渐形成了惯例。

尽管安东尼·皮乌斯是一位贤明君主,但真正选定马可·奥勒留作为接班人的却是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哈德良是颇有作为的皇帝,为了名垂千古、泽惠子孙,他决定选择最优秀的人继承皇位。哈德良发现年过半百的议员安东尼·皮乌斯(马可·奥勒留的姑父)履行公职毫无瑕疵,于是将他收为养子立为储君,条件是他必须将马可·奥勒留收为养子。也就是说,马可·奥勒留是哈德良隔代指定的接班人。

马可·奥勒留于121年4月26日出生于罗马贵族之家,其先祖为西班牙人,后来移居罗马并取得贵族资格。他的祖父曾三次出任罗马执政官,母系血统也很高贵,外曾祖父也两次聘任执政官。马可·奥勒留幼年丧父,由他的母亲和祖父抚养长大。在《沉思录》里,他深情地写道:从我的祖父维勒斯,我学习到美德与节制。从我父亲的名声及对他的追忆,我懂得了谦虚与果敢。从我的母亲,我濡染了虔诚、仁爱和不仅戒除恶行,甚而戒除恶念的品质,以及远离奢侈的简朴生活方式。

小马可出类拔萃,深受当时皇帝哈德良喜爱,在他6岁的时候,就被哈德良提拔到骑士阶层。8岁时候,哈德良让他进入萨利圣学院学习。天资聪慧的马可颇有“学霸”的风范,广泛涉猎希腊文学、拉丁文学、修辞、法律、绘画,尤其钟爱斯多葛派哲学;他在音乐方面也很出色,成为唱歌跳舞的能手和领队。从12岁起,他就奉行斯多葛派的训诫,有意仿效希腊先哲身穿简陋的长袍,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15岁生日时,他披上白色托加(Toga)长袍,进入成年人行列。17岁时候,马可被哈德良破格提拔为财政官,按规定24岁之前任何人不得担任此职位。

哈德良于138年去世,安东尼继任为皇帝。安东尼虽有两个亲生儿子,但他还是按照先皇哈德良的遗愿,将马可·奥勒留和哈德良的已故养子的儿子卢修斯·维鲁斯收为养子,并授予马可·奥勒留“凯撒”的称号,后来还让他娶了自己的女儿福斯蒂娜(他们夫妇生育了11个孩子,只有6个长大成人)。140年,19岁的奥勒留担任执政官,数年后又出任护民官。安东尼在位期间,奥勒留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协助他处理国事,位极人臣,非常尊荣。

二、治理帝国夙兴夜寐

161年3月7日,重病缠身的安东尼在睡梦中安然离世,马可·奥勒留顺理成章地即位,同时让卢修斯·维鲁斯加冕为皇帝,两人共治天下。维鲁斯比奥勒留小9岁,娶了奥勒留的女儿路西拉为妻,两者又为翁婿关系。维鲁斯懒散,喜爱玩乐,故而很少过问政事,虽然两个皇帝并存,但当家作主的还是奥勒留。

奥勒留即位之初度过一段风平浪静的时光,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以后灾害、瘟疫和战争接踵而来。161年秋天,罗马遭受了史上最为严重的台伯河洪灾,肆虐的洪水损毁房屋、牲畜、庄稼,最后造成一场饥荒,并引发了瘟疫。接下来,又有行省发生了地震,更为震惊的是,东方安息帝国居然出兵进犯罗马边境。面对困难,马可·奥勒留运筹帷幄,殚精竭虑,沉着应对。为了稳定东方局势,他让维鲁斯挂帅出征。尽管维鲁斯视战争为游戏,征战时仍优哉游哉纵情声色,但凭借罗马将士的英勇善战,还是赢得了对安息战争的胜利。167年,维鲁斯班师凯旋,受到罗马人民的热烈欢迎。可惜捷报与厄运同行,军人从东方带回一种可怕的传染病,迅速向帝国各地蔓延。瘟疫,不但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影响了兵源的补充,而且导致严重的财政危机。

罗马帝国在图拉真皇帝统治时期(98—117年)达到鼎盛,疆域十分辽阔,横跨欧亚非三大洲,西起西班牙、不列颠,东到幼发拉底河上游,南至非洲北部,北达莱茵河、多瑙河一带,地中海为其内海,疆土面积大约590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在奥勒留在位时,罗马帝国人口约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与当时遥远中国的汉朝人口旗鼓相当。为治理好庞大帝国,奥勒留夙兴夜寐地工作,付出所有智慧和精力。他推行一系列改革,颁布大量法令,删除民法中诸多不合理的条款。尽管他偏好哲学,政治上仍是务实主义者,尽可能将道德问题转变为法律条款。在经济方面,他制定很多措施都带有政府干预经济的色彩,与行政、司法的改革相比较为逊色,在理财方面也有所欠缺。

  168年,外多瑙河的日耳曼部落蜂拥南下,侵寇罗马帝国边境,其中以马可曼尼人、汪达尔人和夸德人最为凶猛。他们不仅蹂躏东北部行省的广大地区,而且扫清进入意大利的大门,向帝国的心脏逼近。两位皇帝急忙从各处调集兵力,并共同指挥这场危险的马可曼尼战争。169年,维鲁斯病逝于兵营,奥勒留独自接管了这场战争,直接奔赴前线指挥作战。战争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奥勒留为此使出浑身解数,他广泛筹措军需,并以身作则拍卖皇家财宝,他不拘一格扩充军队,从奴隶、角斗士和城市卫警中征兵组成新的特种部队,他还对土匪慷慨解囊,让他们停止劫掠而效忠罗马,这样有效充实了兵力。他运用谋略和外交手段,制造矛盾分化日耳曼联盟,他沉着冷静有勇有谋,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全军上下无不心悦诚服。经过几年艰苦卓绝的奋战,终于击败蛮族强敌,奥勒留第一次亲自指挥战争就获得大胜。

三、戎马倥偬沉思哲学

命运似乎爱作弄人,奥勒留热爱和平,却不得不屡屡面对战争。在执政的后十年,他很少待在首都罗马,主要在帝国边疆或行省的军营里度过,不是平息内乱,就是抵御外敌。在戎马倥偬的岁月里,他一边处理军政要务,一边坚持思考与写作,给后世留下历久弥新的《沉思录》。

作为斯多葛派哲学家,奥勒留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沉思录》里。斯多葛派提倡:人应遵从自然而生活,或者说按照本性生活,而所谓自然、本性,也就是指普遍的理性或逻各斯,这个普遍的理性或逻各斯类似于中国道家语境里的道。奥勒留在《沉思录》中时常谈到一个人身外和身内之神,讲到身外之神(或者说宙斯)把自身的一部分分给了人的理性灵魂(即身内之神),人凭内心之神(或者说自己支配的部分)就能认识身外之神,就能领悟神意。不难看出,奥勒留所谈到的理性,主要是一种实践的理性,一种人文理性、道德理性。体现人的理性的不仅是对自然事物的认识,而且是道德理性的实践,亦即理性与德性相互联系与统一。这一点,与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颇有相似之处,或者说两位哲人穿越时空不谋而合。

奥勒留认为,人与世间事物存在三种联系:一种是与环绕着他的物体的联系,一种是与所有事物所产生的神圣原因的联系,一种是与那些生活在一起的人的联系。是故,人就有三重责任、三重义务,就要处理好对自己的身体和外物、对神或理性、对自己的邻人这三种关系。因此,他非常注重净化心灵,不仅要使行为高贵,而且要使动机纯正,做一个正直、高尚、有道德的人。

《沉思录》是一部心灵的独白,自己与自己对话,文字优美、忧郁而高贵,充满不可思议的魅力。原是一本写给自己看的书,没想到,甫一面世便备受读者青睐,至今仍畅销不衰。不少中外政要将它视为珍宝,用心阅读,获得启迪。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除了《圣经》,对他影响最大的书就是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

的确,马可·奥勒留终生践行自己的哲学理念,注重修心养性,是一位温文尔雅、内敛自律、言行一致的真君子。从日常生活来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对斯多葛派教义的最好诠释,那就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行事公正,处世仁慈。帝国将领阿维狄乌斯·卡西乌斯在叙利亚起兵造反自称为皇帝,后来又畏罪自杀,闻知叛变者的死讯,他并没有感到高兴,而以无法化敌为友而悔恨不已。他厌恶战争,认为它是对人性的摧残与羞辱,但一旦必须正当防卫,他会义不容辞地披挂上阵。冬天在冰冻的多瑙河岸,他冒着巨大危险指挥了八场战役,严酷的气候和操劳终于使他原本虚弱的身体难以支撑,于180年3月7日病逝在多瑙河边的军营。

四、传位逆子贻害无穷

马可·奥勒留在立德、立功、立言上都有卓越表现,所以他与他的前四任皇帝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安东尼并称为罗马帝国历史上著名的“五贤帝”。按照中国古代标准,他完全配得上“仁宗”、“明皇”、“文帝”的谥号。就个人品德而言,他在历代罗马皇帝之中无与伦比。在他去世一百多年后,还有很多人把他的雕像供奉在神龛上,当作家神来祭祀。尤其是他集帝王与哲学家于一身,在世界历史上仅此一人。

然而世间并没有真正的完人,这位哲学家皇帝也有严重缺陷。他虽然智力超群,却常因纯朴而受到蒙骗。有些人了解皇帝的爱好,打着哲学的幌子与他套近乎,表面上装出淡泊名利的样子,其实是为了谋求晋身之阶。他的确宽厚仁慈,却不免失于妇人之仁,尤其对妻子、儿子太过溺爱纵容,以至于他们有恃无恐,胡作非为,祸国殃民,贻害无穷。

他的妻子福斯蒂娜素以容貌艳丽而著称,性格奔放,纵情声色,不甘寂寞,与丈夫严肃简朴的哲学家气质不大相称。当丈夫领兵征战在外的时候,她更是无所顾忌,在身边蓄养面首,毫无羞耻之心。她甚至利用皇后的权势,为一些情人加官晋爵。很多人都知道皇后给皇帝戴了绿帽子,而奥勒留却浑然不觉。他对妻子体贴入微,关怀尊重,至死不渝。在《沉思录》中,他感激神明赐给他一位忠实温柔、天真烂漫的妻子。福斯蒂娜死后,元老院在他诚挚的请求下,只好立她为女神,并供奉在神庙,与朱诺、维纳斯等女神一样受到民众的膜拜祭祀。这不仅是一种讽刺,而且伤风败俗。

最令人诟病的是,他一直刻意栽培儿子康茂德,最终让他继承皇位。康茂德是尼禄之后又一著名暴君,史家甚至认为他不及尼禄,尼禄好歹有艺术才能,而康茂德则是“罗马第一个既不求知又无品位的皇帝”。与乃父的纯良德行相反,康茂德暴虐任性,心灵完全丧失道德和人性的情操。在他即位之初,由于有忠心耿耿的顾命大臣辅佐,政府还能有效运行。后来他将国家政事交付身边的佞臣处理,自己成天纵情于声色犬马,并亲自下到竞技场与角斗士或野兽搏斗,以淫乱与血腥为乐事。他身边聚集着一群无耻的奴才,为主子粗鄙的爱好而喝彩,借阿谀奉承升官发财。他对元老院充满敌意,动辄以阴谋罪逮捕议员,未经审判即定罪,怀疑就是证据。康茂德作恶多端,乃至人神共愤,终究没有好下场。192年的最后一天,禁卫军统领、侍卫与他的情妇最终合谋将他勒死,结束那不堪忍受的暴虐统治。英国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认为,康茂德乃是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第一人,他的倒行逆施使“五贤帝”缔造的太平盛世元气大伤,帝国从此陷入混乱与倒退。

吉本认为,奥勒留传位于儿子是以私害公。当初奥古斯都废共和制而搞君主制,可以说是一种倒退,但他不得已而立养子的传承方式多少能弥补君主制的局限。正是形成不以血缘传位的惯例,才可能实现选贤任能,使得五位贤明的君主得以相继出现,也使帝国进入一个最为繁荣富强的黄金时代。而奥勒留传位于亲子,不仅破坏了皇位传承的惯例,而且为帝国带来巨大祸害与后患。

什么是“理想的国家”?中外先哲大都思考过这个问题。柏拉图认为,理想之国乃是哲学家当国王的国度。孔子则认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关,不独子其子。”很明显,奥勒留还没有达到孔子所理想的境界。尽管他是柏拉图所理想的“哲学王”,但身上也存在人性的弱点,所以仅凭“哲学王”并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


作者单位:中共湖北省黄梅县委党校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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