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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共党员李班在闽粤赣边

作者: 来源: 版权所有: 时间:2017-05-23 16:55:34 阅读  126

赖 晨


▲李班

习近平同志曾提到洪水将军的故事,其实,还有一位越南人李班同志,也在中国闽粤赣从事革命活动14年(1932—1946年),并留下了许多故事。

早年经历

李班原名裴公光,来华后改名李裴文、李平、李英、李碧山等名字,1912年6月10日生于越南南方隆安省芹德县隆和乡(离西贡市只有30公里)。他早年丧父,母亲阮氏是位勤劳刻苦、做事一丝不苟的能干妇女,对子女管教极严,生活又很省俭,她的这个性格对排行老大的李班影响很大。

李班生长在法国人统治下的越南,目睹法国人残酷的殖民统治,很早就有爱国思想。在西贡读初中时才13岁,在语文教师范文同(胡志明助手,后任越南总理)的启蒙下,参加了抗法斗争活动。1927年加入“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越共前身)。

1930年,他在堤岸法文中学读书的时候,受到一位姓李的老华侨(系大革命时期中共党员)进步思想的影响,积极参加“抗法”斗争,并加入“东洋共产党”(今越南共产党),不久被越南当局逮捕。由于他的家庭是大地主,其外祖父是乡绅,有一定社会地位,很快被保释。当局要其家长把他软禁起来,不许他参加政治活动。

不久,西贡的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大批党员被捕入狱,李班也失去了组织联系。

来到中国

1932年冬的一天,李班从家里偷跑出来,找到那位李姓华侨商量逃走的办法。李华侨对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要解放全人类,到什么地方都可干革命,中国现在有红色政权,如你愿意,我可想办法介绍你去。”李班听后受到很大鼓舞,表示乐意到中国参加革命。

1933年初,李班化名李平,在一位海员的帮助下,化装为轮船上的伙夫,躲过海关的检查,从堤岸乘船只身逃到香港,又通过中共党员梁广的帮助来到汕头。就在赴汕的火船上他认识了在梅县松口、汕头、香港之间行商的陈慰慈(陈是失去组织联系的中共党员)。李班到汕头后按地址找到李姓老华侨介绍的共产党员、报社职员黄近垣。

黄近垣教他学中文,学讲客家话,把他装扮得像一个从南洋回来的华侨。李班是一位很聪明的青年,在学习语言上有特殊天赋,而且十分刻苦勤奋。只几个月工夫,一般生活上的语言他就会讲了。他书写的汉字并不好,写得歪歪斜斜,像写英文一样,却能够掌握字音、字义。

不久,黄近垣把他介绍到汕头外马路一家台湾人黄京霖(祖籍广东蕉岭人)开办的太原牙科医务所当杂工,以便解决生活问题,并且有个职业作掩护。他因为脑子精灵,做事勤快,深得黄京霖老板的赏识。

奔赴瑞金

1933年孟冬,梅县松源镇六甲中学体育教师、地下党员王建良因患牙病到汕头医治,他在牙科医院治疗期间,结识了李班。相互之间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彼此公开了自己的政治面貌。

一天,王建良向李班透露说可以找到去江西瑞金的门路,李班听到后非常高兴,并表示愿意到江西去找中共中央。

同年冬,王建良出院时,便把李班带回梅县松源。他住在王建良家里,有时会去距王家只几十步路的寺边小学座谈。福建武平人、中共六甲中学党支书陈仲平也常到王建良家,并多次会见了李班。当时尚未放寒假,李班多次要求陈仲平批准他们一同到苏区去。陈仲平在寒假期间回到家乡,将情况向武平县委作了汇报,得到县委白区工作部部长练灿华的批准:由陈仲平负责联络,护送越南人李班往红都瑞金。

陈仲平与苏区的游击队联系好了,决定送李班到闽西武平县象洞乡洋贝村以后,再由游击队接送到中央苏区。

1934年春节初三,陈仲平由武平县象洞乡返回松源,住在王建良家里,初四,天未亮,他便带领李班、王建良、王文湘(桃源镇老墟补鞋匠、党员)一同前往闽西。他们4人商定,一旦路中遇到熟人,就说到上杭去,因为王建良有一个叔父在上杭经商,这样才利于掩人耳目。

在东方初露晨曦的时候,他们离开了松源境内,来到了松源九高陂与蕉岭县北石寨之间的一个小山坡。这里到闽西武平象洞乡洋贝村还有50华里,虽说才50华里,因为都是山间小道,蜿蜒曲折,坎坷不平,走起来也确实够累了。直到黄昏薄暮,倦鸟归巢,陈仲平一行才到达目的地,来到洋贝村党员练金万的家。练金万原是陈仲平的同学,1933年上半年入党,家里有父母和哥哥,是一个小康之家。陈仲平一行的到来,练金万的父亲看作是给他面子,满面笑容地把他们迎进屋里。当他知道王建良是中学老师时,十分高兴地把他当作贵客。当晚,这一行要到苏区去的革命志士,意外地得到了贵宾规格的款待。 

李班沾了中学老师王建良的光,吃和住都受到特别照顾,顿顿有酒有肉,还生平第一次尝到了著名的“武平猪胆肝”。不过,他的心早就飞到红都瑞金,恨不得早一天看到中华苏维埃的红旗。不巧得很,陈仲平所联系的、武平县委白区工作部练灿华部长,临时有急事出去了,过了两天还是看不到他的影子。

▲李班与妻子1938年摄于广东省梅城

就在第三天下午,陈仲平同练灿华联系上了,当即决定次日起程。这一喜讯给李班等人莫大的安慰。22日(正月初九),王建良与李班、王文湘几人,谢过练金万的父亲,与陈仲平分手,跟着由他安排的一位农民党员,公开说是去上杭。实际上他们是被交给事先联系好的游击队,再由游击队派人护送他们到瑞金去。

从上杭往江西瑞金,一路坎坷,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日夜兼程绕道而行。当时春节刚过,春寒料峭,李班是在越南城里长大,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徒步远征,特别是夜间急行军更为艰辛,过了汀江以后,在一个晚上,他的确走不动了,由王建良、王文湘和游击队的同志轮流背着摸黑前进。

1934年2月下旬,李班3人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到达了瑞金。红都瑞金,春意盎然,只见山上青翠欲滴,山下红旗招展,美不胜收!他们同时被分配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学习。

当时由于敌人的层层封锁,苏区的生活十分艰苦。瑞金的早春,寒风凛冽,党校的学员们坐在床上围着被子取暖听课,但广大学员朝气蓬勃,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革命斗争的理论,充满着乐观主义的精神,坚信革命必胜的观念。

李班在党校由陈潭秋和何叔衡两同志介绍,恢复了他的共产党党籍,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完毕后,被分配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在这里他认识了很多中央领导同志,还为博古、张闻天教授过法文。

坚贞不屈

1934年10月,红军长征时,李班被当作是南方本地干部,加上得了疟疾,没有参加长征,而是奉命和另外一批人组成一支队伍转到福建工作。

当队伍出发走到一条江边时,碰到白军的袭击,队伍泅水过江,那时李班疟疾发作,在水里昏迷过去,便掉了队。他醒来时已被水冲到沙滩上,有一股白军追来,开枪打伤了他的左手臂,他被白军关押到兵牢里。

禁押李班的长汀县大牢里,关押了一大批革命者,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或病死。病死的,狱吏故意把尸体多留几天,以便多赚死者的饭钱。牢里没有水喝、没有菜吃,每餐只有一小碗混有沙石的饭,上面放几粒盐。犯人均带着手铐脚镣,所以只好把饭放在脚盘上,把头低下去啃着吃。大家口渴得很,没有水喝,就大声喊叫:“要喝水!”喊得多了,狱吏就泼一桶水在地上,同志们只好躺下用舌头舔水。

吃饭、睡觉、大小便都在牢里,一些死尸也仍放在那里。每个人身上都长满了虱子,死亡率很高。不到三个月,就只剩下几十个人了,李班是其中幸存的一个。

那时适逢两广军阀与中央闹矛盾,陈济棠想尽快结束那里的事务,便叫剩下的犯人回乡。李班沿途乞食,走了两个多月,才走到梅县城内,但没有熟人可找,晚上睡在一间新房子的屋檐下。因狗吠,屋主怀疑他是小偷,又把他捉去坐牢。

官方不知他是红军,因他说潮安有亲属,就把他送到潮安牢房。在这里李班碰到在黄近垣家中见过面的黄唐喜,他是被怀疑贪污关进牢的。他出狱后,就把碰见李班的事迅速告知了黄近垣,黄近垣等人凑了钱到潮安把他保释了出来。

李班出狱后,再次住在黄近垣的家里(镇海学校),由于严重缺乏营养,两脚发肿,因此,不能行走。黄近垣背着他去治疗脚气病。在他身体稍为复原后,他又回到汕头太原牙科医务所去做工。

1937年1月,中共汕头地下党组织陈仲平等人审查了他的历史,并结合他当时的表现,报请上级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批准,恢复了李班的组织关系,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李班在梅县恢复和发展党组织,他首先恢复了老朋友、商人陈慰慈的党籍,在梅县松口发展温碧珍(后二人结为夫妻)等人入党,又在梅城、雁阳等地发展党员,还恢复了几位从印尼归来的老党员的党籍。这样一来,梅县的党组织,在李班的努力下,迅速得到发展。

1937年冬,李班到闽西龙岩参加闽粤赣省委的党的代表大会,被任命为闽粤赣省委宣传部部长。1938年4月,李班又奉命到汕头任潮汕中心县委书记。9月接“南委”领导方方同志的调令,担任梅县中心县委(地委)书记,直到1939年6月潮汕沦陷。后任“南委”青年部部长。1940年3月,他组建了“南委”电台。

闽山粤水

1942年5月,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组织部部长郭潜被捕叛变,“南委”机关及所辖江西省委、粤北省委、广西省工委和几个主要交通站相继遭受严重破坏,史称“南委事件”。这是国民党继“皖南事变”之后在华南地区制造的又一起严重反共事件。3月,“南委”书记方方去延安前,委任李班为“南委”联络员(实际上是闽粤赣边地委书记),负责闽西南和潮州、梅州党的联络工作。

李班把原在“南委”电台工作的同志和闽南平和县长乐乡下村的一部分党员和青年暂时集中起来,由老红军、老党员张全福负责,组成一支队伍,在离下村出事地点较远的乌科山(也属于长乐范围)隐蔽下来。白天不开展任何活动,主要躺在屋里睡觉,夜晚才活动,必要时则在夜晚转移驻地。

▲左起:陈天水、廖胜、何伟、李班夫人陈凌(温碧珍)、吴连、陈忠

李班让一些可靠的骨干和自己紧密联系,分散成立几个生产小组,有的开荒种地,有的做樟脑油,有的卖旧衣,有的仍在小学教书。李班本人以身作则,首先参加开荒种地小组,这个组住在寨子村(平和县长乐乡与大埔县边境)。

李班负责放牛,由于大病初愈,那时他的体重只有83市斤。而且那年旱情严重,种下的作物都没有收成。

李班等人仍然收听延安新华社新闻电讯,由“南委”电台台长王清生负责收听,温碧珍任电台指导员并负责蹲电。从此,在平和县长乐乡下村乌科山的山寮里,彻夜灯火通明,红色电波越过太空,传送到延安党中央、桂林八路军办事处、重庆南方局、粤北省委、粤南省委(香港)、江西省委等电台。他们又建立了红色交通员,穿行于乌科山电台与“南委”机关之间,及时传递电报。

除了一些暂时没有任何联系的人以外,大部分党员都有通过各种方式向小组缴纳党费。例如,教书的交米(那时教书的主要以米代薪,因纸币贬值);没有收入的党员就从组织每月所规定的伙食标准中,节省一点下来交党费;在外地工作的同志,有可能时也曾寄点钱回来交党费。

为了作开辟新区的准备,1943年春末,李班和夫人温碧珍转移到大埔县大麻乡连塘村党员陈明家去住了。连塘村与对面的大麻镇只有韩江一水之隔,有渡船往来,交通相当方便。房东是陈明的大伯父,是个老秀才。李班以做生意为名,住到这里,并向这位老秀才学古文,以作掩护。

▲毛泽东等接见越南党政代表团

陈明的父亲在大麻镇开有一个小店子,恰好供李班等人作交通站使用。经过一段时期观察,李班认为这一带地方比较平静和安全,他就把机关设在连塘村。下半年,其夫人温碧珍到中兰乡中心小学去教书(中兰乡离连塘村有7里地),这所小学是我党掌握已久的学校。

武装斗争

1944年秋冬,日军大举向粤北进军,驻韶关的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撤退到兴宁、梅县一带。11月间,丰顺县汤坑石角坎被日军占领,兴梅形势危急。李班决定立即恢复党的活动,并准备开展武装斗争。李班住在连塘曾写过《当前形势与任务》《惩办叛徒姚铎的教训》(姚铎是中共“南委”原秘书长,1944年2月在重庆叛变)两篇文章,由交通员分发给同志们传阅。当时,东江纵队正在蓬勃发展,声势很大,十分振奋人心。

1945年2月13日(大年初一),在福建省平和县长乐大窠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在李班的主持下,宣布成立了。“韩纵”虽然人数不多,但每个人都抱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信念,对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新区满怀信心。

“韩纵”活动的主要形式是以小股武装宣传队突入到预定要去的深山密林的小村子去,对群众进行动员。这些村庄的住户都是贫苦农民,没有地富分子,与外地的关系也是单纯的。当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就选定一些较好的村户当作据点,派定一些骨干潜伏下来。留下来的干部不但继续对群众进行动员,与群众结成干亲,而且就地开展生产自给,如烧木炭、摘叶子、做笠帽、做木屐子等。“韩纵”骨干受过艰苦的劳动锻炼,当时的口号是“骨干要做到三能”,即能做群众工作,能劳动生产,能打仗。

“韩纵”曾在闽南平和县长乐乡组织群众打开国民党政府的谷仓分谷救饿,因为那时群众实在无法生存下去了,而政府的谷仓里桥存放着隔年的、生了蛀虫的旧米。8月,还惩治了一个汉奸。

1946年7月,根据李班的申请,党中央正式批准了他回到其祖国去工作。

一天上午,在梅县三乡虎坑,“南委”机关和电台举行了一次欢送大会,李班带着妻子温碧珍、儿子李新华(后成为原中共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的女婿),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和同志们告别了。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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