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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桥兵变: 一场鸡犬引发的叛乱

作者: 来源: 版权所有: 时间:2017-05-23 16:51:09 阅读  211

李文钊


明朝末年爆发的吴桥兵变席卷大半个山东,虽被平定,但最终以叛将孔有德渡海归降后金而结束。这次兵变,不仅使正处于国力衰弱时期的明朝雪上加霜,更“是明清鼎革战争中胜负的重要关键之一”,对明末清初的政治军事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谈吴桥兵变,首先得从袁崇焕杀毛文龙说起。明朝末年国力衰弱,东北后金迅速崛起,屡次大败明军,并攻占辽东大片疆土。辽东大将毛文龙率兵深入敌后,以鸭绿江口的皮岛等地为根据地创建东江镇,威胁后金大后方。但其拥兵自傲,冒领军饷,不服辽东督师袁崇焕辖制,被袁崇焕于崇祯二年(1629年)矫诏斩杀,其旧部由副将陈继盛暂时统辖。由于毛文龙在东江经营多年,威望甚高,深得东江将士之心,其被杀旧将难以安抚,“岛中将卒闻其死,皆哭云”。以孔有德、李九成和耿仲明为代表的旧部认为“文龙无罪,横受屠酷”,况且毛文龙待三人甚厚,命李九成、孔有德典内兵,耿仲明主钱帛,三人均易姓为毛,毛文龙死后才改回本姓。三人对顶头上司陈继盛不满,认为“不足共事”。失去了依靠的孔有德等人“落魄无聊”,常常处于“悻悻不得志”的冷落境地。为稳定军心,明廷采取“散其徒众”的策略,将毛文龙旧部将领分散处置。就这样,带着思想问题的孔有德、李九成、耿仲明等人被分配到了宁前道孙元化麾下。后来孙元化升任登莱巡抚,孔有德等人随孙元化奔赴登州。孙元化对这些人还是很信任的,任命孔有德为步兵左营参将,耿仲明为中军参将,李九成亦为参将。

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后金首领皇太极统领八旗军两万余人围攻关外大凌河城(今辽宁省锦县),明守将祖大寿受困城内,朝廷虽屡次派兵救援而不得。明廷命孙元化派劲旅渡海增援前线。孙元化并不了解孔有德这些人的思想动态,只是简单地认为“辽人可用”,立刻派孔有德率部两千人渡海增援。但孔有德并不愿前往,“有德托言风讯不利,逗留不前”。然而任务紧急,孙元化并未追究其责任。经过调整,于十月再次命令孔有德率先头部队从陆路增援。对此,孔有德“不胜怨望”,“初无往意,勉强前赴,沿途观望”,甚至停驻邹平县月余不进,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才进至吴桥县城(今河北省吴桥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凌河城守军因粮尽援绝已于十月二十八日投降金人。由于军纪松弛,一路上骚扰地方,导致沿途“民皆闭门”,吴桥县城也“闭门罢市”,再加上此时正好遇上了雨雪天气,导致军队给养不足,“兵无食宿皆怨”。新城乡绅王象春在吴桥县有庄园,有士兵“攫鸡犬以食”,王象春之子大怒,“诉之有德”。新城王氏是名门望族,势力强大,其家族多人出任重要官职,如王象春曾任南京吏部考功司郎中,其从兄王象乾曾两任兵部尚书。所以孔有德不得不执行军纪,将犯事士兵捆打并贯耳游营。众士兵哗然,将庄园焚毁,王象春之子逃跑,孔有德之军闯下大祸。而此前被孙元化派往塞上购买马匹的李九成把携带的银两花尽了,惧罪来到吴桥正好与孔有德相遇,他与儿子李应元商议“反亦死,不反亦死,不如一逞”,于是“缚有德于演武场,首倡反谋”,孔有德从之,举兵叛乱。

叛乱发生后,孔有德等人率军于闰十一月二十九日从吴桥出发,倒戈杀回山东半岛,连陷陵县、临邑县、商河县、齐东县、德平县、青城县、新城县等地。当时山东地区分设两个巡抚:登莱巡抚为孙元化,下辖登州、莱州、青州以及辽东沿海岛屿;山东巡抚为余大成,辖山东布政司所属其他地区。以孙元化和余大成为首的主事者“皆力主抚”,竟命令“所过郡县毋邀击”。朝廷大臣也多主张招安,地方驻军“承平日久,武备废弛,将士骄怯,略无斗志”,虽有天津总兵王洪、济南中军沈廷谕、武德参将陶廷鑨率军抵御叛军,但不堪一击,“皆败而走”。而孔有德也认识到自己势单力薄,“因伪请降”,所以军队屡破州县,节节胜利,并于十二月二十二日抵达登州城下,比出发时快了一倍有余。

叛军围攻登州城,孙元化急令标将张涛率兵驻扎城外,总兵张可大守城抗击。但张涛与孔有德同样是毛文龙旧将,开战后不久其兵卒半数投降孔有德。孔有德仍然实施诈降的计策欺骗孙元化,令投降的张涛率兵二百人混入城内。而登州城中的耿仲明等人与孔有德策划内应,从东门举火为号开门,登州失陷。叛军虏获了旧兵6000人、援兵1000人、马3000匹、饷银10万两、红夷大炮20余门,西洋炮300门。总兵张可大上吊自尽,孙元化自杀未成,孔有德念旧,将孙元化等人放还。明廷后来以“畏缩失机”等罪逮捕了孙元化与余大成,任命徐从治为山东巡抚,谢琏为登莱巡抚,暂时驻守莱州。

攻克登州后,孔有德自号“替天行道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他们一面引诱辽东沿海诸岛的兵民反叛,扩充实力,一面攻陷黄县,进而围攻要塞莱州,攻守双方开始了长达数月的持久战。兵部侍郎刘宇烈调集援兵25000人平叛,崇祯帝又送来红夷大炮6门。但因刘宇烈等将领均不谙兵事,人马杂糅,军纪不明,又不分犄角,结果辎重遭叛军焚毁,一战大败,溃军败回莱州者仅有数百人,大炮等大量火器为叛军所有,徐从治也于崇祯五年(1632年)四月十六日中炮身亡。两军对峙到七月初十,孔有德再次使用伪降手段讲和招安,登莱巡抚谢琏与登州知府朱万年出城招抚叛军,朱万年被杀,谢琏被执后不久也被杀。事实证明招抚政策已经彻底失败了,朝廷全力征调大军进剿,甚至还从关外调来战斗力强悍的关宁军。

八月,新任山东巡抚朱大典率领21000名士兵,分三路进军,在距离莱州城外50里的沙河大败叛军,莱州之围遂解。明军先后收复招远、黄县等地,叛军不得不退守登州。九月一日,明军各路俱至登州开始攻城,孔有德也开始了艰难的守城之战。“贼中乏食已久,杀人为粮,熬人为烛,朝不谋夕”,但孔有德等人“终无降心”。他们曾多次进行突围,都宣告失败了。十二月初三,李九成率军出战身亡,叛军士气大受打击。崇祯六年(1633年)正月,监军太监高起潜在挂榜山新筑铳城,并用红夷大炮轰城,叛军更加胆寒。孔有德等人于二月十三日率领叛军乘船从海上逃走,殿后的耿仲明等人于十六日逃跑。明军收复登州,至此,叛乱平定。

突围后的孔有德、耿仲明在海上被明军围追堵截长达两个月之久,船只损失惨重,将士大半战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孔有德、耿仲明不得不率部在鸭绿江出海口归降后金。

吴桥兵变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首先,孔有德的叛乱对山东当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先后有山东巡抚徐从治、登莱巡抚谢琏、莱州知府朱万年、新城知县秦三辅、黄县知县吴世扬和总兵张可大等官员被叛军杀害,并导致兵部尚书熊明遇罢官、登莱巡抚孙元化伏诛、山东巡抚余大成治罪、山东巡按王道纯革职。由于吴桥兵变乃王象春家人所激起,所以叛军在攻破王氏家族所在地新城时其家“焚毁尤惨,家人王象春及其子均死于城破之时,全城被洗劫。作为主战场的山东半岛破坏更是严重。莱州以东“残破几三百里,杀人盈十余万”,“莱城之外二百里,血染黄埃;莱城之内五六月,巷堆白骨”,“登州荼毒年余,贼所至屠戮,村落为墟,城市荡然无复曩时之盛”。

其次,孔有德归降后金时的降书曾曰:“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余,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孔有德降金时有战船百艘,男女12000余人,其中战将107员,精壮官兵3643名,水手壮丁448人,“至于军器、枪炮等一应物件俱全”。尽管兵员已是大大减少,但保存下来的都是能征善战之辈,实战经验丰富,战斗力极强。孔有德还将明朝从西方引进的大量精良的西洋火器送给了后金,这些兵器是当时先进的重型火器,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和训练有素的火器营官兵也一同来到后金,可以直接参战。这是后金梦寐以求的,对加强后金的军事攻击力贡献巨大,助其在以后的征战中无坚不摧,所向披靡。

最后,吴桥兵变期间,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等人纷纷崭露头角,以此为契机,揭开了明末清初“三藩”政治军事势力集团登上历史舞台的序幕。耿仲明归降后金后被封为总兵官,清朝建立后又被封为怀顺王。驻守皮岛的将领尚可喜在兵变期间夺取了旅顺,有效阻止了孔有德招募的辽东沿海叛军对登州的增援;孔有德率战船逃跑时,尚可喜又率军围剿,不幸遭遇飓风而“全军散没”;登陆后被明军疑为叛军,欲杀俘冒功,被人救回旅顺驻守鹿岛。后来旅顺被后金占领,尚可喜率部奔投登州遭到冷遇,又被人诬陷,也不得不归降后金,被封为智顺王。吴三桂与其父吴襄原来在关外的关宁军任职,因在大凌河城的战斗中逃阵而受到降级处分,二人戴罪入关平叛。吴襄因在解莱(州)复黄(县)之役中有功,官复原职。光复登州时吴襄更是以武官中的首功晋都督同知、世袭锦衣卫百户,吴三桂也实授都督佥事,并认监军太监高起潜为义父,后来任辽东总兵。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吴三桂开山海关降清,十月,清朝封吴三桂为平西王。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等人作为明末清初平定明末农民起义军、南明偏安小朝廷和各地抗清武装力量的先锋功不可没。但全国统一之后,“三藩”却成尾大不掉之势,拥有过高的兵权、财权和政治军事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可以与清廷分庭抗礼,成为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作者单位:河北省吴桥县质监局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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