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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孙诒与曾国藩、骆秉章及刘蓉的恩怨

作者: 来源: 版权所有: 时间:2017-05-23 16:49:48 阅读  337

 眭达明


▲曾国藩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十九日,曾国藩与赵烈文闲谈时,说官场交情离合有在情理,也有不在情理,为此他举了郭嵩焘与毛鸿宾、朱孙诒与刘蓉以及自己与沈葆桢、李元度、左宗棠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观点。

曾国藩说:“毛鸿宾早年在京城时,看到郭嵩焘的文章很有文采,就很想与他结交,后来毛鸿宾出任湖南巡抚,又屡次请他做幕友,等到毛鸿宾担任两广总督,朝廷发出寄谕,询问广东巡抚黄赞汤是否称职?他马上打报告弹劾黄赞汤和广东布政使文格,推荐郭嵩焘能胜任广东巡抚、李瀚章能胜任广东布政使,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毛鸿宾能力平平,郭嵩焘到任后,他却以恩人自居,两人又彼此争权,不和就这样产生了,发展到后来,两人更是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左桂、王闿运、管乐三大名士到广东后,互相标榜有王佐之才。郭嵩焘本质上是一个文人,这三大名士因此多偏袒郭嵩焘。左桂甚至写信诋毁毛鸿宾,说他不齿于人类。他们两人最后闹成这个样子,平心而论是郭嵩焘对不住毛鸿宾,毛鸿宾没有大过错。因为我曾经保举过毛鸿宾,郭嵩焘后来连我也怨怪上了,说‘曾某人保举的人很多,只是错保了一个毛鸿宾’。我反唇相讥说,‘毛鸿宾保举的人也不少,只是错保了一个郭嵩焘’。听到这话的人,无不捧腹大笑。”

赵烈文说:“天地宇宙之内,不外乎人情世故而已,郭嵩焘即使不看重高官厚爵,知遇之恩岂可轻易忘掉?况且郭嵩焘并不是那种无意仕途的人,那就更不应该这样做了。”

曾国藩说:“确实如此。”

此时有客人来,赵烈文只好告辞出来。

不一会儿曾国藩跟过来了,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官场交情离合这件事,有在情理的,也有不在情理的。刘蓉与朱孙诒的关系,原来不亚于父子兄弟,最后却闹翻脸,还刻印诗文相互讥讽和辱骂。与此相比,郭嵩焘与毛鸿宾的矛盾,总没有恶劣到这种程度。沈葆桢与我闹翻后,多次给他写信,想重修旧好,他却一直没有答复。李元度和我闹翻后,后来金陵收复,我在奏折中讲他的好话,建议朝廷重新起用他,近来他便时常写信问候我,两人应该说是和好如初吧。至于左(宗棠),则终归是一个不可接近之人。”

说到左宗棠,曾国藩只说了一个“左”字,连他的字都不屑一提,说明失望之极。(《能静居日记》,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同)

▲郭嵩焘

郭嵩焘与毛鸿宾闹矛盾的前因后果,曾国藩在此次谈话中已说得十分清楚,他与沈葆桢、李元度、左宗棠交情离合的内幕,世人也多有了解,唯有朱孙诒与刘蓉的恩恩怨怨知道的人不多,有必要重点介绍一下。

朱孙诒字石翘,也写作石樵,江西清江(今樟树市)人。捐资为刑部主事,改知县,分发湖南,历署宁乡、长沙知县,口碑都不错。道光三十年(1850年)朱孙诒改署湘乡知县后,更是一改前任所为,不仅弹压农民抗租抗粮,另立钱粮征收新章,而且极力笼络当地士绅:聘王錱为幕僚,举罗泽南为孝廉,拔刘蓉为文童,使湘乡县率先成为官绅一家、联手制民的典范。

清道光、咸丰年间,湖南士子中有“三亮”即三个诸葛亮的说法,他们是“老亮”罗泽南、“今亮”左宗棠、“小亮”刘蓉。朱孙诒一人就将“三亮”中的“二亮”网罗在自己身边,说明他是很会笼络和使用人才的。

朱孙诒在湘乡还首倡团练乡兵保卫乡梓并著有《团练事宜》。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杀进湖南后,朱孙诒将湘乡团练武装分成左、中、右三营,推古人阵法,定起伏分合之制,并有专人负责粮草、兵器等后勤事务,湘军雏形由此形成,湘乡县也成为湘军的发源地。《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四因此说:“朱孙贻(诒)提倡团练,振兴人材,实为湘军肇基。”

后人谈到湘军的时候,通常认为曾国藩是其创始人,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朱孙诒在湘乡的治绩,不仅获得本地官绅普遍认可,而且得到了湘乡籍在京高官曾国藩等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十四日,曾国藩致诸弟信中便如此写道:“朱石翘明府(唐以后多用以称县令)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余下次当写信与之。霞仙(即刘蓉)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同年十月十二日,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信中又写道:“朱石樵为官竟如此之好,实可佩服!”(《曾国藩全集·家书》)

曾国藩奉旨协助办理湖南团练事务后,巡抚张亮基“闻湘乡团丁名,调防省城,孙贻(诒)令王錱、罗泽南、罗信南、刘蓉率之往”(《清史稿·朱孙诒传》)。曾国藩由此逐步掌控了这支地方武装,朱孙诒也因此成为湘军首批陆军营官之一。

然而,朱孙诒后来不仅与曾国藩意见不合改投湖南巡抚,而且随骆秉章入川总理营务处之后,又与骆秉章闹意见,最后不得不称病辞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与关系十分亲密的刘蓉也搞不到一块,两人不仅反目成仇,而且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朱孙诒与曾国藩交恶,是因为湘军败于岳州和宁乡后,曾受到曾国藩当面责备,比曾国藩年长数岁的朱孙诒面子没处放,于是愤然离去。

这件事不仅使曾国藩对朱孙诒的印象由好感变为恶感,而且引发了曾国藩和湖南巡抚之间的矛盾。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二十日,曾国藩给诸弟写信时,曾如此写道:“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战败,逃奔数次。昨到省城,仍令其署宝庆府事,已于十八日去上任矣。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徐图。昨当面将朱石樵责备,渠亦无辞以对,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

曾国藩的意思是说:朱孙诒在岳州和宁乡打了败仗,做了逃兵,回到省城后反而得到重用,当上了宝庆知府,湖南巡抚的做法,不仅是非颠倒,而且明显是拆我曾某的台!

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骆秉章奉命入川督办军务后,奏调朱孙诒总理营务。不多久,两人在是否办团练一事上也意见不合,加之与骆秉章左右议事时常常说不到一块,朱孙诒一气之下引疾辞职。

▲骆秉章画像

在骆秉章四川总督幕府工作期间,朱孙诒与刘蓉也闹翻了。

刘蓉是湘乡人,字孟容,号霞仙,虽聪明好学且发奋用功,却少年自负,不肯随时俯仰。他对科举入仕尤其没兴趣,所以年过三十还是一介布衣。朱孙诒到湘乡任职后,发现刘蓉虽无任何文凭,却是个才能突出可以担当大任的人,就暗中做刘父的工作,敦请他督促刘蓉参加县试并举为第一名,这就是曾国藩信中说的“霞仙得县首”。

刘蓉诸生(习称秀才,亦称生员。刘蓉实际上是附生即扩招生,就是在廪膳、增广生定额之外所取的府州县学生员——笔者注)从戎后,先在曾国藩幕,后隶胡林翼军,都受到重视。后因弟弟刘蕃战死和父亲去世回乡家居多年。咸丰十年(1860年),左宗棠被迫离开湖南巡抚幕府,举“小亮”刘蓉自代,次年正月随骆秉章启程入川,充当高参,获得高度信任。由于得到骆秉章大力保举,半年之后,刘蓉便以区区秀才的功名和候补知府的资历超擢四川布政使。同治二年(1863年),又因擒斩石达开之功实授陕西巡抚。在骆秉章四川总督幕府,刘蓉的升迁速度不仅是最快的,而且在湘军中也无二例,所以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给郭嵩焘写信时说:“霞仙一飞冲天,较李、彭诸公尤为破格。”(《曾国藩全集·书信》)《湘军志·川陕篇第十三》也说:“蓉以附生叙五品衔从入蜀,秉章以知府奏荐,特有此命,自军兴以来,无有与比。”但“蓉之骤进也,中外指目”,自然而然会让一些同僚心生妒忌,其中就有刘蓉的伯乐朱孙诒。

骆秉章率部入川的时候,朱孙诒是道员加按察使衔,又总理营务处(相当于秘书长和办公室主任角色),资历和官位都比刘蓉高得多。可是等到刘蓉实授陕西巡抚时,朱孙诒仅仅升为浙江盐运使。这本来就让朱孙诒心理失衡,加之与骆秉章和刘蓉议事时常常意见不合,朱孙诒觉得憋气,于是离骆秉章而去。

同治六年(1867年)七月五日,知人论世功夫颇深的曾国藩曾亲口对赵烈文说过这样的话:“霞仙亦非能作事者,其过亦在自命太高。天下人才智心思,相去不远,位高则程量窥伺者尤多。随处虚心详度,尚不免入人圈缋(圈套、框框),况恃己蔑人,行空蹈冥乎?”

曾国藩和刘蓉年轻时便订为莫逆之交,后又共事多年并结为儿女亲家,相互了解自然非常深刻。从他这段话里我们不难知道,刘蓉虽以谋略见长,却短于干实事且自命不凡,因而容易被人算计和忌妒。朱孙诒是个很有能力、脾气、个性且勇于任事的实干家,与刘蓉又有伯乐和千里马这样一层关系,这样的两个人后来阴差阳错在一起共事并形成竞争关系,是难免不闹矛盾的。官场上本来就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朱孙诒原来对刘蓉的那点私人恩情,自然一风吹了。

不过朱孙诒和刘蓉反目成仇,闹到你死我活地步,还是随后发生的蔡寿祺弹劾恭亲王事件。

蔡寿祺原是道光年间进士,一直在京城里做穷翰林,咸丰七年(1857年)其父病死,因家乡九江为太平天国辖区,不能返里奔丧,便取道山西和陕西,于咸丰九年(1859年)进入四川,希望找到一条升官发财的新路子。骆秉章和刘蓉入川后,发现他私刻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摇,于是下了一道逐客令,命他即刻离开成都。

蔡寿祺回到京城后,做了一个日讲起居注的闲官,主要为皇帝敷陈经史、回答咨询并兼记皇帝言行。他看到慈禧太后是个权力欲极强的女人,对叔嫂联合执政的现状十分不满,就决定投机一把,于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连上两道奏折,对奕进行政治攻击,并批评他重用汉臣,其中着重涉及刘蓉,说他“夤缘”,就是靠攀附权贵才当上巡抚的意思。刘蓉奉命上疏“自陈”时,怒火满腔,力辩其诬,并说蔡寿祺以前在“四川招摇,擅募兵勇,为蓉所阻”,所以“挟嫌构陷”(《清史稿·刘蓉传》)。此文行文流畅,有理有据,可说是慷慨激昂,痛快淋漓,因而被曾国藩誉为“置身甚高,辞旨深厚,真名作也”(《曾国藩全集·日记》)。但刘蓉还是受到革职降调处分。

蔡寿祺和刘蓉过不去,挟嫌报复固然是主因,但他能将刘蓉在四川的“罪行”罗列得那么具体详细,则是有高人指点并提供了“黑材料”。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朱孙诒。所以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十四日的《翁同龢日记》如是写道:“见崇实、骆秉章复奏蔡寿祺折,……而于刘蓉到川一节,指驳蔡寿祺原供何以于刘蓉行程知之如是之悉,非该员身在蜀中,即系同行之人传述。意盖指朱石翘都转(盐运使别称)也”。原来朱孙诒离开四川后被引见进京,不仅与翁同龢多有来往,而且因为与蔡寿祺同是江西人的关系,两人打得异常火热,从而一起策划了这起“倒刘案”。此后,朱孙诒和刘蓉的关系便势同水火了。

由于成都将军崇实和四川总督骆秉章奉命复查此案时为刘蓉说了许多好话,加之陕甘总督杨岳斌(即杨载福)也上疏说:刘蓉是个好官,陕西士民都希望他能留任,当年十月,清廷于是命刘蓉署理(凡官员出缺或离任,由其他官员暂时代理职务)陕西巡抚。曾国藩得此消息后,于十一月五日给曾国荃等写信说:“霞仙仍为陕抚,不失旧物。此近数十年未见之事,朱石翘之伎俩始终不得一逞耳。”

关于朱孙诒与刘蓉刻印诗文相互讥讽和辱骂一事,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十二日曾国藩写给郭嵩焘的信中也提到过,但意思略有不同:“石翘之与霞仙,相欢愈于胶漆,近见其刻诗,注以讥霞,真山谷所称‘石交化豺虎(意为交谊坚固的朋友突然变得豺狼虎豹一样可怕。见《宋黄文节公全集》正集卷第二《和邢惇夫秋怀十首》之七:“万里投谏书,石交化豺虎。”)’矣。”(《曾国藩全集·书信》)曾国藩这里显然是说:朱孙诒刻印诗文集时,特意在注释中讥讽和辱骂刘蓉,并没有朱孙诒与刘蓉“刻印诗文相互讥讽和辱骂”一说。是曾国藩与赵烈文闲谈时没有说清,还是赵烈文误听误记了呢?这就无法考证了。

还需要说明的是,曾国藩此次与赵烈文闲谈,在叙述了郭嵩焘与毛鸿宾闹矛盾的前因后果后,明确指出郭嵩焘对不住毛鸿宾,而毛鸿宾没有大过错,但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十二日给郭嵩焘回信时,曾国藩的说法完全相反。信中原文是这样说的:“另纸所示,敬悉一切。初不料二公(即郭嵩焘、毛鸿宾)龃龉一至于此!庚岁保升苏藩,始终不肯一至祁门,益阳公深恶次骨,鄙人亦自悔之。其于益阳,亦忘大德而思小怨。受人德而忘之,则施德于人必不能忘,或因此介介于公乎?”

曾国藩的意思是说:看了你的来信,知道了你和毛鸿宾不和的内幕,真没有想到会闹到这种程度!咸丰十年(1860年)我举荐毛鸿宾做了江苏布政使后,他竟然始终不肯动脚来祁门见我,胡林翼对毛鸿宾恨之入骨,我也后悔举荐了他。毛鸿宾也是忘记胡林翼的大恩大德而耿耿于怀于一些不愉快的小事情(咸丰五年至十年,毛鸿宾在湖北分别担任荆宜施道和安襄郧荆道道员,是胡林翼的直接下属,工作中难免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接受了别人的恩德可以忘记的人,对于给予过别人的恩德必定不会忘记,这大概就是毛鸿宾在你面前始终以恩人自居的原因吧!

对同一件事和同一个人,前后竟然出现如此矛盾的评价,是曾国藩见人打卦、毫无是非标准?还是因为曾国藩与郭嵩焘既是密友又是亲家的关系,面子和情感上都应加以维护?笔者认为都不是。要说关系,曾国藩与毛鸿宾其实也不浅。他们两人既是会试同年,又同被选入翰林院做庶吉士,而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至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短短三年时间里,毛鸿宾能由安襄郧荆道道员升至两广总督高位,无一不是出于曾国藩的鼎力举荐,这些都可说明曾国藩与毛鸿宾的关系并不亚于郭嵩焘。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以笔者的理解,大概是看了郭嵩焘的一面之词后,曾国藩一时相信了他的说法,加之两个月前毛鸿宾又因他事被朝廷降一级调用并回籍,从而使得曾国藩更加相信毛鸿宾有问题。等到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十九日与赵烈文闲谈时,曾国藩对郭、毛之间的是是非非有了全面了解,心中的天平自然不再向任何一方倾斜,而能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了。

官场之所以会成为争权夺利的角斗场,会发生那么多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事件,是因为对官场中人而言,权力才是唯一的看重,利益才是永远的追求,其他的,神马都是浮云,都可以忽略不计。说翻脸就翻脸,说决裂就决裂,说你死我活就你死我活,不仅毫无情义可言,而且几无道理和是非可讲。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官场交情离合,有在情理的,也有不在情理的。朱孙诒与曾国藩、骆秉章及刘蓉的恩恩怨怨,可谓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地址:江西省政府大院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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