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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对欧洲崛起的贡献

作者:卫金桂 来源:文史天地 版权所有: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 时间:2019-06-05 16:44:02 阅读  366

修道士最早在基督教世界出现的时间和地点很难考究,有学者认为是阿育王的传教士将佛教生活方式传到近东。汤因比认为修道得自奥林匹亚竞赛会和其他希腊竞赛运动员的体育锻炼。公元四世纪,教会无需再培养殉道者,取而代之的是对隐士的培养。他们不必再受刑事法庭和圆形剧场示众的考验,但要么潜心于哲学沉思,要么以此抵制苛捐杂税,以求亲近上帝,抵制尘世的邪恶,久而久之聚集成修道院。此时的欧洲尚未形成民族国家,后来由国家组织的文教卫生、监狱、慈善、建设等各个部门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修士修女们日积月累的付出所提供的道德、法律、教育资源,成为中世纪后期西欧巨变、构筑起引领近代世界文明体系的泥瓦砖石。

一、修道院对古典知识继承的贡献举足轻重

早期的修道院与教会的关系很微薄,二者的价值观也多有背离。比如修士修女们的过度自虐、反对生育、攻击婚姻,等等,和基督教的价值观直接对立。但修道者标榜与基督有关,苦修禁欲精神也感动了教会。此外,教会也不能容忍这些“迷途的羔羊”任意发展下去,这导致修道院和教会的关系不断加强。修道院逐渐由意大利地区传到了阿尔卑斯山以北。从451年起,一项规定开始生效:新成立修道院必须得到教会同意,修道院从此也成了教会精神上的下属机构。

正因为这种关系,希腊罗马的多神教与基督教一神教得到了兼容。很多被希腊罗马知识浸透的修道士成了修道院的顶梁柱,他们进入修道院或个人隐修时,没有抛弃所藏图书典籍,而是对古典知识持续研读传播。比如四世纪的著名神学家圣哲罗姆立意隐修时,随身携带包括维吉尔和西塞罗等人著作的大批藏书。他在山洞里阅读写作达34年之久,留下了50多种著作。他第一次将《圣经》由希伯来文翻译成拉丁文,成为四世纪最著名的文学著作。以后虽经两次修订,至今仍是天主教世界的通用译本。在六世纪以前的欧洲,只有教会人员识字,欧洲人都是《圣经》的信徒,拉丁文作为古典文明的载体借助《圣经》被普及,对于希腊罗马文明的延传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名扛鼎级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在成为修士前后饱读希腊罗马著作,他留下的230篇论文及其他著作如《忏悔录》《上帝之城》等,在西方神学、哲学、文学史上均处于顶尖地位。绝大多数文学和神学研究都在修道院里实现,以修道院为主场阐发的经院哲学是中世纪学术的顶峰。孔多塞说:“由于经院哲学之助,使得逻辑、伦理学及形而上学达到前所未有的准确性。”威廉·汉密尔顿也言:“方言文学所能达到的精确性与分析之精微,应归功于经院派学者。”这并非想当然的说法。宫廷学者不仅基本来自修道院,他们去修道院回炉提高也是常事。

查理曼帝国的情况尤能说明修道院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及其对区域文明振兴举足轻重的影响。在罗马帝国灭亡后文化领域一片黑暗的年代,查理曼用残酷的手段强迫人们信仰基督教,在被占领中心设置修道院,任命聘自英格兰的传教士阿尔琴担任修道院院长。他鼓励僧侣们将圣哲罗姆翻译的拉丁语《圣经》及其他古典书籍进行精益求精的整理,促成了著名的加洛林文艺复兴,保留了大量精美古代典籍。查理曼写信给位于中日耳曼的富尔达修道院院长,鼓励他在修道院及附近地区发展教育和学术。修士们卷帙浩繁的手抄文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所用希腊罗马典籍的主要来源。

二、修道院是欧洲新知识的孵化器

修道院在新知识创造方面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修道院编年史留下了大量关于建筑、天文、疾病、灾害及其治理等方面的新知识。这些知识有的是生活所需,有的是刻意而为,后者尤其表现在技艺方面。比如,为了寻求满足感和生活之美、使单调辛苦的生活丰富一点,修士修女们钻研居所的装饰手艺,研练祭坛、器皿、圣骨箱、神龛、弥撒书、壁画、圣像等的装扮方法,美化其外貌与形状,在色彩、纹饰、图形方面有诸多发明创造。考古出土证明,很多修道院都有工厂,金工、木工、画家、石匠都由僧侣或修女担任。早期罗马大教堂的建筑师都是僧侣。1464年在亚平宁山脉的斯比亚库修道院开始了意大利史上第一次印刷。十二世纪的文献记载:修士修女将心智的怠惰、精神的散漫完全抛开。十一到十二世纪的圣阿尔班修道院、罗姆齐修道院、喷泉修道院,等等,都是建筑艺术史上的杰作,它们皆由修士修女亲手建成。吕克尼修道院为西欧提供了大部分建筑师、画家和雕刻师,直到1563年以后建筑师才成为专门职业。十九世纪西方“哥特式的复兴”运动中,教堂、旅馆、医院、商店、学校,等等的建筑复古,其模板就是修道院。在女红纺织方面,修女们为圣坛编结亚麻,为神父缝制祭袍,中世纪最精美的纺织品都出自修女之手。

迈泰奥拉,建在悬崖上的修道院
图注:迈泰奥拉,建在悬崖上的修道院

在汤因比的笔下,修道院就是西方文化体的基础班,他以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为例说明这一点:“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更像是一座城池而不是一座建筑。它由巨大的花岗岩建造,平面呈长方形,长度超过200码(约183米),包括一个宫殿、一座教堂兼修道院和神学院、一所学校、几间实验室和为国王进行化学实验用的蒸馏设备、天文观测台,以及世界上最棒的图书馆。” 

三、修道院是学校教育和公共图书馆的主体创建者

在查理曼以前,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文明程度高于法国,查理曼援引了这两个地区的修道院资源,发展本地修道院和文教事业。他用残酷的手段强迫被征服地区的民众信仰基督教后,于公元787年对法兰西所有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发布《文学研究之训令》,规劝修道院设置学校,使其成为实现普通教育的平台。他还资助和鼓励修道院发展周边的文教事业,扩大教育范围。在查理曼的倡导和努力下,不同修道院之间的书信往来和互访日益频繁,交流学术和工作经验成为常态。修道院之间还派年轻的修士修女跨院进修,是欧洲学术团体交流的开始。访学者摘抄回来的他处典籍不仅丰富了本院的图书库存,也影响了区域文教。从九世纪开始,修道院的附属学校成为当地公共教育的中心。多数女修道院开办女子学校,此乃妇女学校教育之始。修道院还给穷学生提供免费食宿、乘车等方面的方便。十二世纪后期开始,文教中心由修道院向大学整体性转变,有些修道院发展成了著名大学,如剑桥大学、罗马大学,等等。这些大学最初的教师中,相当多的部分是修道院僧侣。他们教给学生修辞、理则、数学、几何、医学、音乐和天文等方面的知识。大学和修道院的关系持续密切,方济各会修士需要定期到大学学习,大学生里也有修道院院长和修士。多明我会教规规定知识的需求高于一切,修士的主要职责是传教而非自修,因此必须掌握扎实的神学知识和演讲才能面对听众,这些要求正是一名好老师的基本功。多明我修士在人文学院学习两年后,转到自然学院学习三年,最后到神学院亦即高级学院学习。学员学成后在传教活动中对知识的输出力度不言而喻。

公共教育的普及方面,世俗图书馆是必备配套设施,修道院对此也有奠基性贡献。

修道编年史、圣徒传记是具有很高价值的史料。修道院的社会调查资料之数量与质量在当时首屈一指,成为研究中世纪史的基本资料。在机构建设方面,修道院制度的创立者圣本笃要求所有本笃会修道院必须设置图书馆,后来加尔都西会(苦修会)、西多会等修道院也加入搜书进程,普遍设立图书馆。十三世纪法国卡佩王朝国王圣路易建立圣沙佩勒图书馆时,100家修道院为它提供了抄本,馆藏大为充实;各个大学的图书馆、教皇图书馆也多受修道院惠赠。这股图书馆热波及面很广,连冰岛那样偏僻之地的修道院也出现了图书馆。修道院图书馆都向学者和大学生开放,演变为大学的修道院,其图书馆直接转变成大学的图书馆。当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日益普遍时,近代欧洲的曙光便来临了。

到了十二世纪,欧洲文化的领导力量从僧侣转向入世教士;从修道院转到主教学堂,有些修道院直接转变成学校和研究院。

四、修道院是欧洲社会开化的主要推行力量

罗马帝国时期,即便是恺撒经营下的高卢也处于极其荒蛮的状态,更何况不列颠、北欧等寒冷潮湿之地。

修道院是改变以上境况的先锋。

约公元360年,圣巴西尔将修道院制度进行了改革,一个突出的变化是淡化了苦修,强调劳作,认为耕作是非常好的生活方式。六世纪时,22岁的哥伦班在法兰西孚日山区创立修道院,弟子甚众。修道者们清理林木、耕田、收割、架桥、修路、排干沼泽、组建工商业中心,树立起劳动的尊严。法国著名的波尔—罗亚尔女修道院是低湿沼泽地区,有史料记载“那是一个可怕的山谷,正是人类寻求救赎的地方”。在意大利南部,卡西奥多鲁斯在私人乡村地产上修筑修道院,以体力劳动、抄写古典著作和基督教教父经典为主要工作,修士修女的辛勤劳作使开发进程加快了。

德卡尼修道院
图注:德卡尼修道院

到了十一世纪,贝尔纳在第戎附近的西多旷野创立的西多会修道院对欧洲土地开发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该会规定修道院必须建立在无人居住的地方,而且谢绝封建庄园主提供财物和农奴劳动。这一要求克服了建立老式修道院成本的限制,只需领主赐予随手可及的荒地即可。西多会修道士的克勤克俭产生的巨大感召力将更多人吸收了进来。1153年伯尔纳去世时,西多会修道院发展到343个,十三世纪末这个数据又翻了一倍。大的西多会修道院修道士多达五六百人,总数在六万人左右。兰德尔·科林斯在对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一书写的导读中谈道:“1100-1300年间的基督教中世纪出现了一次经济繁荣,这种经济扩张的基础就是由于隐修会、特别是圣贝尔纳领导的西多会的发展而奠定的。那个时期的欧洲到处都出现了这种局面,扩大了可耕地,发展了商品作物,建起了锻造作坊、磨坊以及其他的早期工业形式。修道士们汲取的宗教活力不光被用于祈祷和仪式,也被用于壮大修道院的物质实力。我已经指出,韦伯认为在新教伦理时代孕育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同样一些因素,早在300年前的修道院经济中就已存在了。”至于其原因,马克斯·韦伯在其名著《经济与社会》中分析道:“禁欲主义独身者的廉价劳动力,出价大大低于已婚男性劳动者要求的必需的最低工资,这是中世纪晚期修道院生意不断扩张的主要原因。”

修道院对欧洲开发的成绩在很多地方显示出来,比如在英格兰约克郡,修士们将大量沼泽地改造成优良牧场,使那里成为英国羊毛生产基地,为英国织呢业的兴起做出了突出贡献;东欧粮仓的开发过程中,西多会修士是极其重要的力量。很多欧洲城市如德国不莱梅、富尔达、维尔茨堡等等,都是围绕修道院发展而来。

五、修道院是西方文明道德的孵化器

当然,修道院不是完美无缺的。马克斯·韦伯指出:修道院基金有被用作管理层抚养未婚女儿和年轻“儿子”福利收入的现象,因此发生过屡次修道院改革。但这不影响修道院独到而巨大的进步作用,因为“它们几乎总是能够实现在经济上看似不可能实现的成就”。

正如汤因比所说:“这些圣徒离群索居,反而能够与人世建立起更为广泛、更为活跃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广度和深度是他们依然做一个‘尘世中人’、毕生从事某种世俗职业所无法企及的。他们以义静修,但对尘世的影响无远弗届,远远胜过皇宫禁苑里的帝王。他们与上帝神交,追求神圣,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行为,这种社会行为比任何世俗政治层面的社会服务更能打动人心。”

修士修女们敬老、爱幼、服从、谦卑、忍耐、慈悲、纯洁、忍耐等美德,深刻影响了民风。此外,修道院借助在本地的一定豁免权,收留战败或看破红尘的王侯将相及家人,对他们进行人道、心理和生存救助,开人道主义之先河。教皇哈德良一世和查理曼联合打败伦巴第王国后,将其国王狄西德里乌斯关进修道院而非循惯例处死和将其为奴。这一例证说明,修道院对人的文明训练和自我修正,使得远古以来对手之间你死我活的唯一对抗方式在逐渐软化,向人道方向过渡。修道院改革的许多内容,也反映出如此倾向。比如本笃会会规中爱邻人如爱自己;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救济穷人;援助在患难中的人;安慰忧苦者;不放弃仁爱,等等,被威尔·杜兰特誉为“中世纪人类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创举之一”。这绝非过誉之词,有比比皆是的事实证明。例如方济各的托钵僧被规定只能住在民间,被明确要求关怀麻风病人;最常见的医生和护士是修士修女;修女收养孩童施以启蒙、为百姓教授卫生常识与家务技巧;修士修女还训练人们从事合作性劳动,建立起劳动尊严和人人平等观念。即便修道院具有了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和滚雪球般的财富增加之后,修士修女的主流生活依然克勤克俭。他们作为将欧洲人带出野蛮、使欧洲成为现代文明中心带动力量的地位,应当无可置疑。

六、西方著名学者眼里修道院对后世的影响

西方著名学者们对修道院的评价,便于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理解这些问题。

韦伯指出:“地处偏远的爱尔兰,一个在今天看来注定会永久性边缘化的地方,却在几百年间担当着古代文化传统的载体,它的传教士对于塑造西派教会曾产生过决定性的作用,而西派教会的独特发展进程有着无法估量的历史重要性……西方文化特有的根基,必须到官僚超凡魅力和隐修主义之间以及封建国家的契约性质和自主性官僚制僧侣政治之间的张力和独特平衡中去寻找。”

美国学者布莱恩在其《西欧中世纪史》中说:“我们对于修道院制度在十、十一、十二世纪时期西欧文明中的重要性,再怎么高度评价也不为过。爱尔兰和英格兰的修道士们通过对那些愚昧无知的乡下佬进行传教,使其改变信仰,从而把欧洲变成了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大陆。”

十五世纪以后,因为各种原因,大批修道院及其学校陆续关闭。修道院的衰落固然有其相对社会经济变动滞后的因素,同时也是其完成薪火相传任务的标志。   

【北京科技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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