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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四进国子监

作者:陶 易 来源: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 版权所有:贵州文史天地杂志社 时间:2019-05-13 14:42:50 阅读  660

韩愈不仅是著名的诗人与散文家,也是杰出的学者与教育家。他一生进而为官,直言敢谏,努力事功;退而为学,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在古人最看重的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皆有突出建树,时人仰之如“泰山北斗”,后世尊奉为“百世之师”,确然不朽矣!

在仕途上,韩愈历经坎坷,因为直言敢谏,导致“动辄得咎”,“投闲置散”。知命之年刚当上刑部侍郎,又逆拂龙鳞,上表谏迎佛骨,落得个“夕贬潮阳路八千”,直到死后才追赠了个礼部尚书。在文学上,他是中唐时期韩孟诗派的领军人物,古文运动的盟主,“唐宋八大家”的冠冕。在教育上,他曾三为国子监博士,一任国子监祭酒,并有多篇重要的教育理论。苏轼有著名的四句评语:“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这是对韩愈文学创作、儒学复兴和政治事功的高度概括与赞许。

本文既不说韩愈在文学领域的斐然成就,也不表他三起三落的坎坷宦途,专门谈谈他与国子监的因缘,以及对唐代教育做出的贡献。


韩愈画像
图注:韩愈画像

国子监是唐代中央最高学府,分设东西两监,西监在长安,东监在洛阳,西监是本部,东监为分校。国子监下设六学(或称六馆),分别是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国子学招收文武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四门学招收七品以上官员子弟与庶民子弟优秀者(俊士)。这三学主要教授儒家经典,文史哲兼修。三学只有身份差别,没有学历高低,为宋代太学“三舍法”之滥觞。律、书、算三馆是专门学院,律学生学习法律条令,书学生研修古代文字,算学生专攻古典算经。六学生徒的入学年龄多在14~19周岁,凡学业有成者,每年通过国子监取解试,推荐到礼部参加对口的常科考试: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等。

国子监的职官主要有:祭酒一员,从三品,司业二员,从四品下。其职责是“掌邦国儒学训导之政令”,犹如校长与副校长。国子学博士二人,正五品上,助教二人,从六品上。太学博士三人,正六品上,助教三人,从七品上。四门学博士三人,正七品上,助教三人,从八品上。国子学直讲四人,协助博士、助教,专门讲授儒家经术。律、书、算三学各置博士一到两人,从八品下或从九品下。此外还有监丞、主簿各一人,监丞从六品下,“掌判监事”,负责把每年学业有成者推荐给祭酒、司业考核,合格者上报礼部。主簿从七品下,“掌印,勾检(考核检查)监事。凡六学生有不率(服从)师教者,则举而免之”。还有录事、令史、掌固等学业与后勤管理人员。

整个唐代,任过国子博士或祭酒的人难以统计,但像韩愈这样四进四出的十分罕见,能在博士这个“投闲置散”的职位上有所贡献者亦不多。韩愈凭着与国子监的特殊缘分及其作为,使他在文学家之外又成为杰出的教育家。

一进国子监:幕职选调初入京

别看韩愈后来官职颇高,文名满天下,其实他青年时代的“高考”与求职之路极其不顺,大文豪韩愈当年也曾三度“高考”落榜,从19岁考到25岁,直到唐德宗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考进士,他才遇到伯乐(古文家梁肃的推荐与知贡举陆贽的赏拔),终于风云际会,名登人才济济的“龙虎榜”。按唐代规定,即便考取了明经、进士,也只是获得了做官的资格,在经过吏部“关试”后,还要守选三至五年,这等于在家待业。如果等不急,那就再报考吏部选试。韩愈又连续三年考了博学宏词科,这其中竞争更激烈,所考文体也是韩愈平时所不屑的骈俪文,结果遭遇了三连败。

唐代士子的做官门路除了科举之外,还有荫子、举荐、上书、入幕等。韩愈在吏部选试连败之后,曾三次给朝中的宰相上书,也就是写自荐书求职信,结果是泥牛入海。长安十年苦打拼,虽登一第仕无门,无奈之下,韩愈只得愤而东归,谋求幕职,暂且解决生计问题,等待时机再求发展。自29到34岁这五年,他先后进入汴州节度使董晋和徐州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府任职,直到35岁,经过吏部调选,才获得了四门博士一职,成为唐人羡慕的京官,尽管只有七品,而且是毫无实权的学官。

韩愈任四门馆博士是在贞元十八年(802年),这离他考取进士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早年在长安应举时,为了解决衣食之资,韩愈曾在北平王马燧家中做过短期的家庭教师,积累了初步的教学经验。五年的幕僚生涯,他又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坛朋友与学生。加之他自幼勤学苦读,此时的韩愈无论在学问上,还是在创作上,都已崭露头角,很多青年学子慕名前来求教,韩愈来者不拒,悉心指导,结果招致了士大夫阶层的嘲讽,韩愈写了《师说》一文予以回应。文章开宗明义,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的中心论点,接着用了三层对比:古之圣人求师问道而成为圣人,今之众人耻学于师而变为愚人;今人尚知道择师教子,而自身却耻于相师;民间的艺人工匠相互拜师学艺,士大夫们反倒相轻而不相师。最后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卓越见解,鼓励学生勇于创新,青出于蓝。《师说》所阐述的教育思想是超越传统的,对指导教师授业,促进学术发展均大有裨益。 

贞元十九年(803年),韩愈奏上《请复国子监生徒状》,要求国子监三馆(即国子、太学、四门)按《唐六典》的规定恢复名额,因为中唐的贵族子弟普遍不愿入监读书,四处钻营觅举,学风大坏,导致国子监生徒名额不满,而又让资历才学不够格者滥竽其间。韩愈还请求增加四门馆学额,让那些无资荫而有才艺的平民子弟入监读书。对不愿入学的达官子弟,建议礼部取消其科考资格。

韩愈知识渊博,语言幽默,教学效果上乘。皇甫湜在《韩文公墓铭》中记载了老师的日常读书与教学情况:“平居虽寝食未尝去书,怠以为枕,餐以饴口,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诙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孔夫子所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韩愈当之无愧矣。

在四门学一年半内,韩愈出色地完成了教学工作,为振兴国子监而建言献策,还著文强调教师传道授业,学生自主创新。但四门博士的闲职很难施展抱负,韩愈又谋求他任,调为监察御史,而他的宦海沉浮也就此开始。

二进国子监:两监授业育人忙

韩愈任监察御史因上书言事而遭贬,先南迁阳山(今属广东)县令,再量移(贬官酌情内调)江陵府(今湖北荆州)法曹。到宪宗元和元年(806年)六月,他又重回国子监。先在长安代理国子博士一年,接着分司洛阳,实授国子博士两年。在二进国学的三年时间里,韩愈的主要工作有两大方面:一是努力搞好教学,悉心指导国子生徒和登门求教的社会青年;二是与文坛师友共同切磋,积极变革文体和诗风,为中唐的文学复兴而孜孜不倦。

韩愈一生特别热心于指导好学的青年,一来化育英才乃教师本分,二来也是为他领导的诗文革新培育后继人才。柳宗元称许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李肇《唐国史补》说:“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翻检《韩昌黎集》,其中有多篇写给青年学子的书信、赠序及诗歌,对象既有国子监生徒,如陈密、何坚、张童子等,更有不少社会青年,如李蟠、李翊、胡直均、刘正夫和一些无名秀才。对确有才华的青年学生,韩愈总是广为延誉,不遗余力,经他推荐而考中进士者不在少数。洪迈《容斋四笔》卷五《韩文公荐士》条说,贞元十八年(802年),韩愈向通榜陆傪推荐青年才俊十人,五年之内全部及第。其中李蟠、李翊、尉迟汾、胡直均、侯喜等人均得到韩愈指教,有书信往还。还有个叫程昔范的,著有《程子中谋》三卷,受到韩愈的赏识。当程生参加进士考试时,韩愈直接向主考官推荐说:“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结果却未被录取,人们都认为主司不公。等到元和十四年(819年),程昔范终于及第。

对那些急于求进者,韩愈又耐心加以劝导,希望他们加强自身的道德与文学修养。韩愈任国子博士时,有位叫陈商的举子,先后两次向韩愈行卷,希望获得他的推荐。韩愈回复道:“待己以信,事亲以诚。”凡事要有自信,孝亲应发自内心,不必以外在的功名来替父母争光。仕进之路无捷径,唯有加强修养,顺其自然而已。

太学生陈密求学多年,报考明经屡次失利,打算改习三礼(唐代常科之一),请韩愈给他拿主意。韩愈称赞陈密学问人品都不错,爵禄迟早会来,没必要改换专业。何蕃入太学二十多年,是个笃学问、明大义的仁勇贤能之士,却因得罪礼部官员而累年落榜,韩愈愤慨不平,表彰其人其行,抨击埋没人才的黑暗现实。晚唐牛李党争的两位重要人物牛僧孺和李绅,也是经韩愈延誉而考中进士的。至于韩愈大力奖掖才子李贺,更是家喻户晓的文坛佳话。

韩愈对于向他求教的青年学生,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治学经验,指导他们如何写作,更注重儒家道义的弘扬与人格品行的培养,时刻践行着传道授业的主张。他不仅是传播知识的良师,更是指引人生的导师。

三进国子监:借文抒怨励生徒

自元和七年(812年)二月至元和八年三月,韩愈第三次出任西京国子监博士。他三入国子监仅有短短一年时间,在教学方面早已轻车熟路,教育英才亦是人生乐事。但一再得罪权贵而遭贬,韩愈内心淤积了太多的不平。于是在某日清晨,趁着给生徒训话之机,他借题发挥,一吐胸中块垒,事后结撰为自鸣不平的千古奇文《进学解》。文章开头说:国子先生晨入太学,招诸生立馆下,诲之曰:“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方今圣贤相逢,治具毕张。拔去凶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录,名一艺者无不庸。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盖有幸而获选,孰云多而不扬?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接着借学生之口展示其学问之勤:“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复兴儒学有功:“觝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迴狂澜于既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而且先生写文章闳中而肆外,办事情敢为且得体,“先生之于为人,可谓成矣”。

总之,韩愈本人便是业精行成的典范,可遭遇又如何呢?“然而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踬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借学生之口大发牢骚。但表面贬抑,暗里吹嘘的手法难免被人识破,于是又来一番自我解嘲:“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犹且月费俸钱,岁靡廪粟;子不知耕,妇不知织;乘马从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役役,窥陈编以盗窃。然而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兹非其幸欤?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这里的“圣主不加诛,宰臣不见斥”云云,自然都是反话。但正是由于真真假假的话语,反反正正的行文,以及排偶的句式,新奇的遣词,既发了牢骚,又不至于得罪权臣。因而此文一出,便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几位宰相都认为韩愈具有文史之才,当学官太委屈了。于是升迁为比部郎中(虚衔)、史馆修撰(实职),让他编纂《顺宗实录》去了。

韩愈首先总结进德修业的要领:“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以此对诸生告诫勉励。文中还归纳了读书治学的经验:“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沉浸醲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指导太学生读书作文的方法。即便是发牢骚的游戏文章,他也将传道授业融入其中。

四进国子监:祭酒掌门变学风

韩愈在经历了八个月的潮州(今属广东)之贬后,又量移袁州(今江西宜春),任刺史七个月。穆宗长庆元年(821年)正月,54岁的韩愈调回长安,四进国子监出任祭酒。韩愈与国子监有着不解之缘和特殊情感,此前三度的执教生涯,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也让他对国子监的种种不良风气与弊端有着切身感受。因此,在短短半年之内,他竭尽可能地做了改革尝试,在整顿学风、培育人才方面颇有成效。

当时国子监有一位直讲,教学能力很强,擅长讲授“三礼”。但直讲在国子监的教官中地位低下,且这位直讲还长得丑,加之文人相轻的陋习,便遭到其他教官的鄙夷与排挤,连吃饭都不屑和他在一起。韩愈听说后很是不平,立即命人把直讲叫来,与他共进午餐,亲切交谈。从此以后,那些教官再也不敢轻视这位直讲了。

在鄙视直讲的教官中,有不少豪族子弟,不学无术,忝居讲席。韩愈奏请有真才实学的儒生担任学官,改善师资队伍,其中就包括好友张籍。韩愈认为张籍“学有师法,文多古风,沈默静退,介然自守,声华行实,光映儒林”,让他担任国子博士可以“彰圣朝崇儒尚德之道”。张籍后来在诗中也提到此事:“我官麟台中,公为大司成。念此委末秩,不能力自扬。特状为博士,始获升朝行。”

据韩愈弟子兼侄女婿的李翱记载,韩愈在“奏儒生为学官”的基础上,“日使会讲,生徒多奔走听闻,皆喜曰:‘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韩吏部行状》)所谓“会讲”,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学术报告或研讨会,六学生徒可以跨学院听课,这一举措有效调动了太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活跃了国子监的学术氛围,改变了以往寻章摘句式的死板教学,因此大受诸生的欢迎。

唐代国子监生徒经推荐,还可以担任州府县等地方学校的学官。但以往推荐生徒“多循资叙,不考艺能”,主要依据入学年限上报吏部,结果导致“生徒不自劝励”,学风败坏。韩愈奏请吏部,除了“专通经传,博涉坟史,及进士五经诸色登科人”之外,其余生徒要想获授学官,“必加研试,然后放上”。采取考试的方法,严把“出口关”,从而保证了太学毕业生的质量。

韩愈四进国子监,时间总计不过六年,但对国子监的影响却历久不衰。生前以继承儒家道统自任,声言“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的韩愈,身后得以配享国子监孔庙,到明清两代,还成了国子监的土地神。其实韩愈的教育业绩不仅展现在中央国学,在他贬谪潮州的短暂任期内,也捐出俸禄,延聘儒师,复兴州学,为当地教育打下了良好基础。至今潮人感念不已,矗立于韩山之麓的韩文公祠,千载以来香火延绵。

韩愈虽然不是政治家,但他关心民瘼,抨击弊政,参与淮西平叛,上表谏迎佛骨,凭三寸之舌而解镇州之围,在事功方面有着突出表现。在中国文化史上,韩愈的影响更为广泛深远,他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杰出的思想家,还是优秀的教育家。后人在景仰韩愈辉煌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应当记住他为唐代教育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安徽六安皖西学院中文系教授】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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