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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长征”

作者: 来源: 版权所有: 时间:2017-06-21 13:03:22 阅读  1078

刘隆民

“文革”初期,我与三位同仁带领黔南半农半读师范学校的14位学生,学习红军长征精神,进行步行串连。我们原准备从遵义经延安走到北京,后因中央下文停止串连,只走到陕西宁强便停止前进。行期两个月,行程3千里,留下了一本《“长征”日记》、三本叙述“长征”详情的家书和十几张黑白照片。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把它整理出来,再现那荒诞年代的这一真实步履及其前因后果,重温青年时代那远去的冲动和热情。尤其是“文革”初期的“长征”事象,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之前未有过,之后也不会再有。现代人了解这一绝版的历史现象,可能有一定的意义。

一、“长征”序曲

1965年秋,我从贵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分配到黔南。在都匀平浪参加一期“四清”之后,分到独山筹洞黔南半农半读师范学校教书。同我一起分到这所学校的,有马克昌、文祖雄、汪寿祥等七位同仁。

我们到那里报到时,只有一幢石砌三开间上下两层的办公楼。不远处是一长排石块砌的小平房,这是我们的宿舍。这里不仅远离城市,连村寨都看不到,也没有一个学生。每星期只能见到两个外人,一是每周来送一次信的邮递员。二是间或来看田水的老农。学校没有电话,也未订报纸,我们同外界的联系完全隔绝了。不久,教育部门从上司、基长等地招来了十几个初中毕业生,这才开始有点人气。

所幸的是,黔桂铁路从这一带经过,“筹洞站”就设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一有火车停靠,就有大把大把的传单,从车上“红卫兵”手中撒下来,飘得满地都是。“十六条”、“五·一六通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首都破四旧”……等等,什么都有。正是有了这个车站,我们才了解风起云涌的外面世界并与它一道起伏。尤其是红卫兵大串连,对我们的心理影响最大。那时的学生,出过远门的人微乎其微。我到大学毕业,也才去过遵义,省外就想都不敢想。而串连可以免费上北京、到全国,经风雨、见世面,太令人羡慕。遗憾的是,我们当时的身份已不是学生而是教师,没有资格去享受坐车不要钱的大串连了。

▲贵州省委文革小组办公室的《徒步串连证明》

大概是10月底,我们在筹洞车站捡到人民日报社论《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大连海运学院学生徒步走到北京”的传单。我们很激动,决定向大连海运学院学生学习,步行串连,从遵义经延安到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学校同意了我们的请求,批推我们从遵义步行到北京的“长征”。

▲笔者在遵义红军坟侧写下“走红军路”四字

二、《‘长征’日记》选述

我的《“长征”日记》,所记内容很多,鉴于篇幅关系,对人们熟知的地方一笔带过,只选述我们“长征队”征途中特有的部分事象。

川黔道上

1966年11月19日,我们从筹洞乘火车到遵义。第二天参观遵义会议纪念馆、红军坟。拜谒红军坟时,我向那里的工人要了一撮箕和好细沙的水泥浆,刷在坟侧的石壁上,然后在上面刻下“走红军路”几个字。马克昌当即用120相机,咔嚓一声拍了下来,留下我们“长征队”出征后的第一张照片。11月21日清晨,我们唱着《红军不怕远征难》,高举“黔南半农半读师范学校遵义——北京长征队”红旗,戴着印有“遵义——北京长征队”的袖章,背起背包,正式出征了。

娄山关上留纪念

遵义郊区的公路,冬天少有人走,空寂清冷。我们“长征队”的红旗,像一束游移的火焰,迎风飘动。队伍来到娄山关脚时,一辆从后面开来的卡车,在我们的旁边停下。驾驶员从车窗伸出头来,叫我们上车,他顺路把我们拉上去。我们谢绝了工人师傅的好心,坚决实践步行的诺言。师傅报以赞美的微笑,开着汽车往前走了。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转来转去到达山顶。山顶上有块石碑,上刻“娄山关”三字。碑前堆满了各路红卫兵们留下的袖章、像章和毛主席语录。离开娄山关时,我穾发奇想,为什么不在此留下点东西做个纪念?于是我拿出从家里带来的瓷碗,用红油漆在碗面写上“黔南半农半读师范‘长征队’于1966年冬”,然后拿起路边的废铁器刨开泥土,把它深埋在娄山关顶马路左侧。我说几十年后如果有人把它挖出来,就是文物。

迎难而上翻七十二拐

出征的第三天,全队疲备不堪。脚肿腿软,迈不开步。走在前面举旗的同学,也把旗杆扛在肩上,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很像电影里的溃兵。与我们同向而行来自云南的“长征队”见状,也鼓励我们“坚持冲过第三天”。中午时分,队伍来到了凉风垭七十二道拐前。这段盘山而上的公路,过去是重庆通往贵阳的必经之道。在抗日战争中,它同晴隆二十四道拐一起,为抗战胜利作出过不朽贡献。修川黔铁路时,隧道从七十二道拐山下穿过。我们来到山前,路上的人告诉我们说,可以从隧道走,也可以爬七十二道拐,走隧道要少走十多里路。大家商量了一下,都认为虽然很累,但不能在困难面前退缩,还是决定爬七十二道拐。队伍沿着不宽的公路缓缓移动。走几步又休息一下,之后再走。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攀登,终于翻过七十二道拐,逐步走近四川。

成渝道上

队伍跨过省界,到达山城重庆,住韦家院接待站。我们不避寒冷,参观了红岩、曾家岩、渣滓洞、白公馆等多处红色胜迹。13天后,于1966年12月6日,离开重庆西行。

出重庆后的第一站是青木关。这里是陕西、新疆以至苏联进入重庆的陆上通道。抗战时期,著名的国立音乐院,就落址这里。我的表姐曾昭萍,在此校少年班听过课。她后来说,国立音乐院为抗日战争和中国乐坛作出了巨大贡献。有此因缘,一到青木关,我就去寻找它的旧址。我问了几个人,才知道它离我们驻地不远。我放眼那里,庄严地遥视这座曾经辉煌的音乐圣殿。真想不到《黄河船夫曲》《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都创作于这里,据说,中国第一情歌《康定情歌》也产生于此。

离开青木关,队伍住宿铜梁县庆隆公社。当晚,公社为了欢迎我们,同我们进行了联欢。我们“长征队”除了大合唱和集体朗诵毛主席的《七律·长征》之外,马克昌演奏了二胡,文祖雄表演了武术,我也上台凑合,用贵阳方言朗诵了在“长征”途中写的一首打油诗。朗诵完毕,我回到台下。刚坐下来,侧面的一位70来岁的老人对我说:“你的诗写得好!”我说:“谢谢夸奖。老人家,您读过书?”他说:“读过几年私塾。”我说:“我也读过私塾。”这一说,他便陡然同我亲热起来。他说他刚从重庆过来:“那里到处都是串连队,人山人海,哪样串连队都有。”我认真地发问:“串连队就是串连队,怎么有‘哪样串连队’?”他把长烟杆收起:“有。照我看,串连队有三种。第一种是南下串连队,凶得很,走到哪里炮轰哪里。他们是甲等串连队。好比从前的状元。”他用科举考试来相比,我笑了:“第二种呢?”他看着我:“第二种就是你们,步行串联队,朝着一个地方,一天只管走路。你们是乙等串连队,好比榜眼。”我很有兴趣地问:“谁是探花?”他又抽起烟来:“就是那些成天坐起火车到处串的鬼崽崽们。他们就只晓得玩。”我会心地说:“老人家,您真有研究。”这时,有人宣布联欢会结束,群众全都站了起来纷纷散去,老人也走了。

川陕道上

1966年底,队伍到达成都,住成都十四中学。队员们在大雪纷飞中,观览了杜甫草堂、武侯祠、文君井、薛涛井等,还步行去了新都宝光寺、大邑地主庄园。1967年1月11日离开成都北上。

古代川北三条蜀道中,最重要的是金牛道。我们从成都向陕西前进,走的就是这条道。沿途虽险要难行,但风光峻丽,分布着众多的名胜古迹。一是三国蜀汉文化。张飞柏、落凤坡,剑门关,数不胜数。走在这条路上,就像读一本立体的“三国”。其中的剑门蜀道,峰峦叠嶂,峭壁摩云,雄奇险峻,壮丽多姿,尤其让人震撼。二是这条路上的盛唐文化十分浓郁。其中的广元,更令人难忘。这是武则天的家乡,唐代古迹遍地都是。但因天气太冷,我忙于找当地接待站给学生解决被子问题,只去了皇泽寺和千佛崖。三是翠云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以咸阳为中心,修筑通达全国的驰道,在道两旁种上成排的松柏,用以显示天子的威仪,人们把这些树称为“皇柏”。在绵阳、梓潼和剑阁之间三百里的道路两旁,两万多棵古柏,犹如翠云覆盖着大道,郁郁怱怱,堪与古罗马大道媲美。遗憾的是,我们都是沿着川陕公路走,同这条古道虽若即若离,很少穿行其间。

▲成渝道上(居中者为笔者)

1967年元月21日,我们来到四川与陕西交界处中子镇。迎面缓缓走来一个“长征队”,大约有十来人,身上全是雪。我们相互打招呼,问寒问暖。当我们擦肩而过时,我突然发现其中一个女队员胸前戴着一张有像框的黑白照,照片上也是个女学生。我缓步追了上去,想看清楚。她看到我疑惑的目光,便伤感地对我说:“我的同学……我们‘长征队’发起人……出征前夕去世了……我带着她完成‘长征’。”说完,她眼里闪过一丝泪光。我举起右手,向遗像敬了个礼。我问他们从哪里来,她的声音呜咽,我听不清是“山西”还是“陕西”。他们走了,身影逐渐消失。我小跑追上我们的队伍,但未把此事告诉大家。北风呼啸,雪更大了。

1967年1月23日,我们第二次越过省界,到达陕西宁强。这意味着我们已到秦岭脚下,翻过秦岭就到西安,离延安就不远了。遗憾的是,队伍到达宁强,已有十人先后离队,只剩下八人了。尤其是离过年的时间只有十几天,都想回家过年。恰逢此时,中央又再次发出停止步行串连的文件,从西安过來的“长征队”也说,西安的很多接待站都撤了。看來,我们还想再往前走,已不再可能。我们决定队伍乘车返回贵州,来年春天再说。我们轰轰烈烈的“遵义——北京长征队”,终于偃旗息鼓,返程回乡。

三、“长征”影事

“长征”结束半年,我调回贵阳,分到二十五中教书。那时,上课不多,而且都是讲毛主席语录及其有关文章,用不着备课,只往革命内容上吹。我吹得最多的就是我的“长征”。这同我心中的“电影情结”,有很直接的关系。

我从来喜欢电影艺术。上大学以后,苦攻电影理论。开口不离“格拉西莫夫”,闭口不离“格布里诺维奇”。写出一个电影剧本并被采用,是我那时的倾心追求。“长征”虽夭折,但我脑子里总忘不了征途中的人和事,尤其认为步行串连情节集中,动作性强,外景丰富,很符合电影艺术的传达要求,并于“文革”中期,开始构思、撰写反映步行串连的电影剧本。其情景同我经历的“长征”差不多,只是人物全是学生,没有老师。情节比较生动,矛盾冲突强烈,人物性格鲜明,很有时代特色。剧本取名《小长征队》,大约十万字。

▲“遵义—北京长征队”在桐梓七十二拐(图左为笔者背影)

剧本寄给长春电影制片厂,不到一月,就被长影采用,通知我去长春修改剧本。我乘车到长影时,贵阳的蔡葵、李金等在那里改《山寨火种》。我被安排住在日伪时修的“小白楼”改稿。

厂里安排张希至女士作《小长征队》的责任编辑。这是一位很有经验的编辑,为人善良仁厚。她很称赞《小长征队》的选题、结构、人物语言和场景设计,特别指出情节的动作性很强,很适合电影表达。快到过年时,修改工作暂停,我又回到贵阳,准备过完年再去。年后,因病住院开刀,未能按时去长影,只用信与长影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在家修改剧本。长影领导要我强化校长的逆向描写,让他作为走资派的代表,一路阻碍小将们“长征”。我觉得哪一位校长都不会反对学习红军传统,这样改不可信。由于思想跟不上那个年代的潮流,致使修改进展很小,几易其稿,都无法达到当时的要求。1976年7月朱德去世,9月毛泽东去世,10月“四人帮”跨台,“文革”结束,此剧随之告终。

从“长征”开始到《小长征队》落幕,刚好十年,与“文革”同步。其情其景,犹如一个隔世的梦。我的“长征”及其据此写成的《小长征队》,虽然没有造反、夺权、破四旧、批斗走资派,就是学习红军精神,但它是发生在那扭曲年代的事,背景荒唐,没有社会价值。虽然如此,但它毕竟是是历史,把它记录下来,让今后的人们知道在“文革”荒诞岁月中,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仿“长征”步履,对形象地了解“天方夜谭”似的那段“文革”岁月,不无意义。

(作者为贵阳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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