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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张学良“九一八”不抵抗隐衷

作者: 来源: 版权所有: 时间:2017-06-21 12:50:05 阅读  106

全文乐

近年来,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张学良将军屡屡被一些人“轻薄”,并冠上卖国贼、汉奸的骂名,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尽管将军生前一再声称“毁誉由人”,不置一词。但笔者认为在西安事变八十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作为研究那段历史的人士,无法接受“污名化”张学良将军的言论,有还原历史真相、为将军正名辩解的责任和义务。

毋庸否认,“九一八”事变之夜不抵抗是客观存在的,可剖析当时的历史,就不难发现,看似荒谬的“不抵抗”背后,其实有许多被历史尘埃湮没的隐衷,现缀述如下:

一、中东路事件的影响及东北相对空虚,形势所迫无法抵抗

一是中东路事件留下的阴影。1929年7月,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为削弱东北军实力,怂恿东北军武力接管中东路。据《张学良暨东北军新论》记载:开战前“中央曾云,对防俄事,中央可出兵十万,拨军费数百万”。开战后南京政府却口惠而实不至,“一兵没出,一文没拨”,事件最终以惨败收场。该事件不仅使东北军元气大伤,张学良的能力也被全国上下所诟病。此后东北军基本对国民政府失去了信任,以至于一年后的蒋冯阎“中原大战”,东北军隔岸观火,不顾焦头烂额的蒋介石“一日三电”、手段尽出,踟蹰犹豫几个月之后才通电“调停”,可见该事件对东北军影响之深远。

▲日军在沈阳城外向中国军队进攻

中东路事件中,东北军在南京政府口头援助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尚且惨败。而“九一八”之夜,东北军在没有中央明令和援助承诺,去对抗蓄谋已久、战力极强的关东军,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不言尚有所谓的“铣电”制约,倘若张学良冒然下令抵抗,东北军或许陷入第二个中东路事件,造成更大的牺牲。其惩羹吹齑,也无可非议。诚如张学良所言:“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一个联队,他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个人及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

▲九一八事变,东北军奉命退入关内

二是,1930年为制止中原大战和平定石友三之乱,东北军的精锐部队大部已进驻平津华北地区,东北留守的部队相对空虚,根本无法与武装到牙齿的关东军正面抗衡。张学良与日本有着杀父之仇,但鉴于“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情形,抵抗“非不为也,实不能也”。就连英国公使蓝浦生也认为张学良的命令(指东北军不抵抗,避免和日军冲突),显示了张的“明智之举”(林振宇著《顾维钧与九一八事变》)。 

二、实力对比悬殊,朝野皆曰不可抵抗

在国际上面对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弱小一方为了减少无谓的伤亡而不抵抗,是有先例的。如1939年3月,捷克面临百万纳粹军队的入侵放弃抵抗,德军开进布拉格。1968年,还是捷克尝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苏联联合东德、匈牙利等华约五国军队入侵。捷克领导人下令不抵抗,“布拉格之春”随之被扼杀。

在中国,“不抵抗”政策也并非始于“九一八”。自八国联军入侵以降,包括在我国境内发生的“日俄战争”、日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德宣战后在山东的杀掠、1928年的“济南惨案”,以及“九一八”后日军在山东半岛的挑衅等事件,中国政府在军事上皆采取“不抵抗”政策。最后列强都会以蚕食中国部分国土或掠取一些利益结束,如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其原因:一是中方以国力之差距,直接对抗无宜,反丧失更多利益;二是中国土地辽阔,列强全面占领的成本太大;三是列强之间相互掣肘。

据辽宁省档案馆藏《日人中村案》第一○四号档案记载:“九一八”事变前夕,即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拍“铣电”给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随即于9月6日,电告东北的臧式毅代主席:“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事变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一再强调不可抵抗:“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2年1月21至23日,在上海《时世新报》刊登的《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一文中,蒋再次指出:“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吉、辽之范围,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先总理孙先生言:中国若与日本绝交,十日内便可亡国。”军政大佬何应钦也言:“日本有多少烟囱,日本人有多少工厂,我们如何能比,不抵抗还可支持几天。”

政界说法如此,学界也有此心:“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召集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等外交委员,以及胡适、李石曾等27名社会名流研究东北问题,出席人士“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可见,当时的“不抵抗”基本是军政界、学界的主流共识,绝非张学良自作主张。唯一例外的是在野的汪精卫,他为“买名复出”而呼吁抵抗。全国庶几皆曰“不可抗”,那种情况下,让张学良以东北一隅之地去独自对抗日本,无异于痴人说梦。

客观地说,不抵抗固然是大错,但不是张学良一人之错!也不该让他一人担责!当然,即使有蒋介石明令和不可抗的主流共识,张学良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抵抗是敌人打到家门时必然的亮剑行为,哪怕打而后输,总比不打就输要好。何况“九一八”事变时在东北仍有不少部队,仍有一战之力……

三、寄望国联,试图做“‘不抵抗’的‘抵抗’”

当记者问晚年的张学良“‘九一八’为何不抵抗”的问题时,张的回答很耐人寻味:“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是不抵抗的抵抗!”这话乍一听没道理,但细细思来,似乎有着鲜为人知的东西在里面。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署《马关条约》,被迫割让辽东半岛。其后,俄、德、法三国为了自身利益,以提供“友善劝告”为借口,迫使日本把辽东还给中国,这就是历史上的“三国干涉还辽”。历史先例在,国民政府是否要循旧例,再找“国联”来调节“九一八”事变呢?

答案是肯定的。“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告全国民众书》中郑重声明:“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同年9月21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余主张:日本占领东省事,先提国际联盟与非战公约国,以求公理之战胜;一面则团结内部,共赴国难,忍耐至相当程度,以出自卫最后之行动。”次日,蒋介石又在《在中国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演讲词》中再次重申:“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的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在蒋介石等政治人物看来,军事战争只是政治的延续,假若能够用政治手段解决的问题绝不会用兵!但他们忽略了弱国无外交的道理,况且当时德意日咄咄逼人的气势,也不容奉行绥靖路线的英法美招惹,“干涉”的结果最终以日本退出国联而不了了之。

▲张学良与蒋介石等人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拜会张学良

笔者认为:抵抗虽是“用力量制止对方的前进”,但其中的力量包括武力和政治(或外交)力量两重含义。权衡之下,“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下令军事上不抵抗,但在外交上配合国民政府全力以赴,期冀国联解决争端,其意图是“不抵抗”的“抵抗”,希望既把损失降到最小,更大限度地保护东北父老,但其后续演变没有如其所愿,这也是张学良事先所没有意料到的。

四、关东军先斩后奏,张学良判断失误

关于列强在中国的挑衅事件,如“济南惨案”、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柳条湖事件、皇姑屯事件等,当时国民政府皆没有即时军事抵抗,而是采取外交应对,以满足列强一些利益要求,息事宁人。鉴于此,1990年,张学良接受日本广播协会采访时说:“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达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

说起判断失误,当时中国朝野上下也都认为日本短期内不会大规模进攻中国,若有也只是局部挑衅行为,所以不能立即反抗,而是应以受害者的形象诉诸于国联,求国联主持公道。事变发生时张学良认为只是局部的小冲突,循以往冲突旧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下达“不抵抗”指令,当时若换他人大概也会如此。

此外,日本军政界高层也没料到会发生“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朝鲜的日本驻军甚至怕关东军会完蛋,急电国内“不能不救关东军”(出自日本祢津正志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对“九一八”事变,天皇和首相事先根本不知情,而军部上层希望由他们主导完成侵略满蒙的“大业”,不希望关东军“轻举妄动”。就在事变前,军部特派建川美次前往关东军,传达陆相、参谋总长的指令,让关东军按照“军部规定好的计划行事”,制止侵华事件发生。

但所有人忽视了日本军界的一个奇葩的传统:一些狂热的“少壮派”比较胆大妄为,经常无视上峰指令,擅长以下克上、先斩后奏。如河本大作擅自发动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及后来的诺门坎战役,都是日本军政上层事先不知情的一场场“豪赌”。不难看出,“九一八”事变是关东军激进分子擅自发动的一场“豪赌”。只不过这次豪赌他们又赢了,赢得几乎是出人意料。面对战绩,陆军总部不吭声,天皇也乐于为这次违令行为背书。随后关东军蚂蚁吞象,把事变扩大化,攻占整个东北!

唯大英雄能本色!与历史上的岳飞、于谦、袁崇焕一样,张自忠和张学良也同样受过冤屈。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自忠奉命与日军和谈周旋,为二十九军主力撤离赢得了时间,却成了全国一片骂声中的“汉奸”与“卖国逆贼”。幸运的是,张自忠将军后来有了上战场以一死洗刷骂名、证明自己的机会!而对已失去自由的张学良而言,却终成奢望。

可悲可叹的是,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兴存,张学良将军以牺牲大半个世纪的自由为代价,却换不来哂骂他的“国人”最起码的理解和尊重。笔者相信,一切“轻薄为文”的指控和哂笑,势必将沉寂于历史的洪流。


作者单位:辽宁省抚顺市元帅林文物管理中心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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