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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那些优秀的县令

编辑: 来源: 版权所有: 2017-04-27 16:58:12 阅读  780

时隔20年,中央再次表彰一批优秀县委书记,意义非常,说明中共深得“郡县治,天下安”之深意。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县集而郡,郡集而天下,郡县治,天下无不治。”其实西周本无郡县,周朝搞的是分封制,但时间长了,天下之乱由分封而起,诸侯争霸,周室衰微,变成可怜虫。这前车之鉴诸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自己要是再行分封制,就等于走老路、走邪路,那样分封下去,谁能保证被封者有一天不造自己的反,把自己当玩偶?为了吸取周王室的教训,各国诸侯不得不寻找新的统治方法,在夺得新的土地、人口时,不再分封亲贵,而是委派官吏去管理,分封制转变成郡县制。

在郡县制下,地方政令制于中央,郡守、县令等地方官员均由国君任命,并可视其政绩优劣随时擢升撤换。他们只是作为君主的代理人来暂管当地事务,并不具有该县的归属权,自然也就无法以此为据点形成盘根错节的私家势力。

通过郡县制削弱了地方贵族势力,形成了一个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形权力结构。帝王站在塔尖上,总揽权力,各级官吏,都要向皇帝负责,官吏的德行政绩、提拔任免、奖罚升降最终由皇帝评判掌握,各级官吏不得不俯首听命于中央,不易出现分封制的诸多弊病。

“楚邦之法,禄臣二世而收地”。由于郡县制采取委派官员代理管理,不同于分封宗亲自治,官员的职位不行终身制,多数不世袭,可以防止权力固化,增加社会流动。“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行伍”,这是一大进步。

在传统社会中,皇权止于县政,县是最基层的行政建制,县政是一切政事的开端,“万事胚胎,皆在州县”;县制具有完整性、规范性、法理性和条文性等特征。“官治”的秩序和力量基本到此为止,行政机构的管理基本没有渗透到乡村一级,那里主要依靠宗族特有的势力维系。“官治”能够做到县一级安稳,基本上可以保天下太平。过去,新科进士去赴任知县,皇帝要与之亲自谈话,对于干得好的县官,朝廷也会大加提拔重用。

县委书记在古代就相当于知县、县令,一县最大的长官。而一提起古代的优秀县官,似乎总绕不过海瑞。海青天在做知县的时候,如果要做全国评选,应该算是优秀的县委书记之一,可以拿奖的。


话说这海瑞在做淳安知县时期,不仅以清廉闻名,而且可谓一个能吏,推行了一系列非常有力度的改革。他“度田定税”,解决“有田者无税,无田者反当重差”、“苦乐不均,民穷为甚”的现象,使“赋役均平、民得安生”。此一善政赢得了百姓的极大赞誉。

当时,每当朝觐之年,地方官都会“盛辇金帛以奉京官”,这一陋习带来的费用都摊到老百姓身上,是一项不小的负担。比如淳安县民众为此每年额外增加负担白银400多两,另外还有许多不能以白银数量计算之米石、纸张、夫役等。海瑞到任后,取消了朝觐进奉京官的诸多旧例,他自己在淳安任职期间,两次晋京朝觐,一路旧服素食,路费仅用银48两,其他一概裁革。

此外,当时县衙陋规盛行,吃拿卡要之风已成积弊,老百姓找官吏办事,不得不奉献钱财,被称为“常例”,比如礼房吏的一种常例为“童生入学,每人三钱”,兵房吏的一种常例为“均徭每十两银一钱”。海瑞严厉地清查县衙六房积弊,革除一切陋规,老百姓无不拍手叫好。

他对于官场上的迎来送往,不惜以民脂民膏结交上司的流俗也十分厌恶。

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当时浙江总督胡宗宪,他是权相严嵩的党羽,势力很大,他的儿子胡公子仗着父亲的权势,横行乡里。有一次,胡公子冶游到淳安,因为驿站招待从简,胡衙内竟吊殴驿吏,砸坏驿馆。海瑞闻讯,即令捕快将其拿下痛打一顿,并没收敲诈渔利的全部银两。但是,胡公子毕竟是胡宗宪的儿子,打胡总督的公子,不是闹着玩的。不过,海知县想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他修书一封,连同胡公子一起押解送给胡宗宪治罪。内称:此刁民胆敢冒充总督大人之公子胡作非为,明显违反胡总督关于“驿费务从简”、“体恤民瘼”之官箴,败坏总督大人的官名、家风,请求胡大人严惩。胡宗宪看完文书,再看看被打得鼻青脸肿的儿子,吃了哑巴亏,有怒不敢发。

海瑞后来调往兴国任知县,原兵部尚书张鳌退休在南昌颐养天年。其侄子张魁、张豹到兴国以买材为名,到处坑蒙拐骗,巧取豪夺,气焰嚣张到“白日越货”的地步。有百姓告发,海瑞派人拿下交有司治罪。张鳌上下活动,二人竟被宣判无罪。海瑞非常生气,将二人的种种罪行具状上报州府,并附信揭露张鳌“持贵”到处写信游说,为子侄开脱,“书谏无一衙门不重叠投递,过往赣州的士大夫无一不请脱求情”。还算州府开明,按《大明律》行事,使二犯伏法,海青天的形象自然也大涨一截。

如此一位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不仅自身清廉,又敢于整顿官场弊风的知县,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堪称优秀。

有一个人叫郑板桥,读者都知道他是著名画家,却未必知道他也是一个优秀的知县



乾隆六年(1741年)春,年近五旬、因科举及第考中进士的郑板桥被派往山东范县任县令,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官宦生涯。由于他出身贫寒,做官之前,以卖诗文字画谋生,长期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所以特别能体味民间疾苦,处处为民着想。



  他自己出行不许鸣锣开道,不许打“回避”“肃静”的牌子,身着便服,脚穿草鞋到乡下察访。夜间去查巡,也不是随从前呼后拥,而是派一个人提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引路即可。因为他常常微服到“陇上闲眠看耦耕”,而不是坐在府上享清福,以致“几回大府来相问”,都找不到他的人。

  他还时时处处都替老百姓着想,在主政范县时,村民曾将一对“伤风败俗”的青年男女扭送至县衙问罪。审讯才知道,男的是和尚,女的是尼姑,皆出身贫苦,年龄相当,真心相爱。郑板桥当场拍板,“令其还俗,配为夫妻”,成就一对美好姻缘。

  郑板桥做知县,最为人称道的事,是在任潍县县令上干的开仓济民之事。他当时在潍县干了7年县令,居然有五年发生水旱灾害和蝗灾,民生涂炭。他一面向朝廷据实禀报灾情,请求赈济;一面以工代赈,兴修城池道路,招收饥民赴工就食,并责令邑中大户轮流开厂煮粥,供妇孺耄耋充饥。同时,责令囤积居奇者迅速将积粟按通常价格卖给饥民。他自己也节衣缩食,为饥民捐出官俸。

  在最危急之时,他毅然决定打开官仓放粮。僚属劝他不要贸然行事,等呈报上司批准后再作决断,他凛然答道:“待到层层报批,延误了时日,恐怕老百姓都饿死了,还要我这个县令干什么?”他的善意之举毕竟违反了规定程序,也因此得罪了上司,大户富豪对他也有意见,几方力量排挤,让他郁郁不得志。乾隆十七年(1752年),他愤然辞官,回到故乡江苏兴化定居,继续以诗、书、画为生,直到终老,但他为政之优秀终被时间所证明。

大家都知道王安石是个大政治家,可能不知道他也曾是个优秀的“县委书记”。
  1047年,27岁的王安石被派到鄞县做县令。他刚到任没多久,就体现出了强烈的实干精神,深入基层,调查走访,他在《鄞县经游记》中写道:“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也就是说,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徒步走遍14个乡。
  深入的调查,了解民风民情,为其施政提供了可靠依据。他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地经济非常脆弱,农民穷苦,年成好时尚可勉强糊口,一旦遇到灾害,就要靠高利贷度日,于是他清理县库存粮,救济灾民。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此,他实施了一件改善民生的政策措施,即“贷谷于民”,就是当农民青黄不接时,可向政府借贷粮食,到收获之时以低息偿还。后来王安石在朝中当政,推行青苗法,基本就是这个意思,可见知县的历练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有非常大的帮助。
  王县令做的另一件事是兴修水利工程,在抗风险极低的社会,发生干旱是要命的事。在鄞县任上,王县令就遇到“鄞县大旱”,他大胆提出组织民众“大浚治川渠”的施政方略,这一方略记录在他的《上杜学士言开河书》中。在他带领下,各乡民众积极响应,兴起治水热潮,极大地提高了地方的抗风险能力。
  王安石还非常重视全县的教育工作,他在《慈溪县学记》提道,“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建议大兴儒学。当地没有师资,他就遍访山野硕老,找到杜醇、楼郁、杨适、王说、王致五位饱学之士,史称“庆历五先生”。在王安石的倡导下,形成了官学、书院、蒙学三个教学系统。从那以后,鄞县文教之风大兴,开始出进士,大批文人进入朝廷高层,到了南宋,更有“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之说。
  此外,王安石还在鄞县进行了兵农结合、加强治安等系列改革举措,这些实践,都成为他以后执掌中央,进行变法的“初稿”。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从政以廉,在鄞县时,他曾拒收别人赠送的一方砚台,留下了“纵得一担水,能直几何”的铿锵之语,确确实实是一个既能干又清廉的“县委书记”,这样的人后来被提拔为朝中大臣尽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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