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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团事件九十祭

作者: 来源: 版权所有: 时间:2017-05-23 14:31:30 阅读  116

 叶曙明


广州是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商埠。明清两代的十三行、七十二行商总商会、九大善堂、广东自治会等等,都是很有影响力的商人组织。广东商人和海外华侨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曾经是孙文反清革命的有力支持者。凡商业发达的地方,市民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广州的市民阶层,对中国现代化转型,起过不可忽视的作用。

在晚清立宪运动的激荡与熏陶下,民间社会迅速崛起,组织商会、商团、公安维持会一类社团,形成一股纷扰和喧嚣的潮流,在民国初创时,高潮迭起。广东也在1911年成立商团。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大兴党狱,各地商团受到政府摧残,相继凋零,唯独广东商团,还能一枝独秀。究其原因,与广东的地理与历史,不无关系。粤商较其他地方为成熟,而自治的力量,亦较各地为强大。

广东商团第一任团长,是丝业巨商岑伯著。1916年岑死,由出口洋庄商行总经理、广东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继任。陈氏出身工商世家,父亲是中国近代机器缫丝业的开山鼻祖陈启沅。1873年,陈启沅在家乡南海西樵开办继昌隆缫丝厂,为中国第一家蒸汽缫丝厂。他也是中国第一位采用机器缫丝新法,使中国缫丝业从手工作坊走向企业规模化管理、机械化生产、系统化经营的实业家。

在陈廉伯的血液里,似乎天生有搞政治的基因。早在清末,他就想拉起一支商人武装,被两广总督制止。接掌商团后,陈廉伯雄心勃勃,整顿、振兴团务,干得有声有色。然而,当时各路客军云集广东,地方治安恶劣,土匪蜂起,萑苻遍地。每一次北伐,都给民间造成沉重的负担——不仅是金钱上的负担,也因为军队的集结而造成地方的糜烂——政府无力保护商民,客观上,为商团的发展,提供了市场需求。“官之卫民,不如民之自卫”,遂成为一响彻城乡的口号。商团、乡团、工团、农团等大小山头,纷纷拿起武器,向政府申请为合法拥有武装的社会团体。

▲陈廉伯

由于商团负责捕匪缉盗,维持市场治安秩序,组织商户联防救火、救济赈灾、举办善堂、兴办商业学校,还筹办体育会,出版月报,推广文化体育,受到商界衷心拥护,踊跃加入,到1924年夏季,全省商团人数,号称10万之众。

商团又设立评议会,作为商团内部一切重要事宜的议决机关。评议会由各分团派代表与粤商维持公安会正副会长共同组织,职权包括议决总团预决算、订立规章制度、纠举各种不良及违规行为等;提案、讨论、表决,一切程序,无不循规蹈矩。商团团长只有执行评议会议决事项之权,同时受评议会的节制与监督。其鲜明的代议政制色彩,俨然模仿美国联邦制度,认真推行起来,亦未始不是对“民治社会”的一种训练。

在国民党看来,民间组织的作用,只能限于行会范畴,任何想监督和制衡政府的企图,都是大逆不道的,必须扼杀于萌芽状态。商人阶级财力雄厚,尤其和英国关系暧昧,既可载舟,亦可覆舟,引起政府的严重不安。

1924年5月,广州发生了一起全城罢市事件。事件起因,在于1924年5月下旬,广州市政厅宣布推行“统一马路业权”案,目的是向商户抽收铺底捐,引起商民强烈反对,于是全市商团联络附近各县民团,集中广州,决议于5月28日实行全城大罢市,宣布戒严,反对政府的决定。 

在商界压力下,政府同意永远取消“统一马路业权”案,罢市风潮,遂暂时停止。但聚集在广州的98个商民团体,以为这次风潮,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亦非只因一事而发,故于5月31日议决组织“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而政府对商团的恶感,也在急遽升级。

8月,商团向香港南利洋行订购枪械,事前向政府缴纳了五万元,并于8月4日获军政部长程潜签发“务字53号”护照,准予分饬沿途关卡查验放行。8月9日,军火由挪威商船“哈佛号”运抵广州,孙文却突然下令海关截留,由蒋介石派永丰、江固二舰,将全部军火监押起存于黄埔军校,并在黄埔岛实行戒严。

扣械事件引发了大地震。陈廉伯当天宣告辞职,到香港去了。政府更加认定陈廉伯背后,有英国的支持。

政府扣械的初衷,不外两层意思,一是找个理由,敲商团一笔,要它为革命政府出一分力;另一层意思,是挫一挫“中国华盛顿”的嚣张气焰,以收敲山震虎之效。因此,政府以高调下令,通缉陈廉伯,并查封他的住宅。廖仲恺更主张对商团严厉镇压。

然商团态度强硬,不肯屈服,亦作出高调回应:从8月20日晚上起,每天晚上关闭广州西关闸口,断绝交通。21日,联防总部迁往佛山,摆出抗争到底的架势。陈恭绶下令全省实行总罢市。由佛山首先发难,所有商店一律上板关门。 

▲孙中山

这时,双方已陷入了一个两难选择的困局。政府方面,当然希望把军火统统没收充公;商团方面,则要求政府无条件归还。如果双方都绝不让步,则必定导致双输结果。博弈双方,必有一点利他主义精神,才有可能双赢。

8月24日,军队在广州实行戒严。孙文指陈廉伯勾结陈炯明,意图谋反。当时,大部分官员和将军,认为罢市影响政府财政至巨,饷源一绝,军心涣散。为免陈炯明乘虚而入,都主张和平调解,但孙文断然表示:“陈炯明得政,革命党尚可复起,商团民团胜利,则革命党不可复起。”必须先打商团,后打陈军。25日,广州加入罢市行列,全省有138个埠响应罢市。26日晚上,广州总商会、商联会、九大善堂代表七人,到大本营进行调停。孙文斩钉截铁宣布:“目下枪械一支都不能发还,须即日开市,始有商量之余地。如果明天还不复业,我当派遣大队军队,拆毁西关街闸,强制商店开市;如有一泥一石伤及军队,我即开炮轰西关,使之变为泥粉。”

商团拒绝复市,矛盾再度升级。28日,警察逮捕了商团第九分团中队长邹竞先,并于当晚枪决。商团总部曾计划派出武装人员和巡逻车,在惠爱中路、惠爱西路、维新路埋伏,一旦看到维新路公安局押出邹竞先时,立即截车营救,实行“抢犯”。不料公安局已秘密处决邹竞先,“劫法场”一幕未能上演。邹妻其后发表公开信,称“氏夫为团械而死,即为广东而死”,引致商界群情汹涌,一发不可收拾。

在局势最后溃决之前,曾出现了一个转机。滇军将领出面调停,与商团达成两项谅解:一、政府取消陈廉伯通缉令,发还被封财产,发还扣械,撤退市内军队;二、商团把“商团联防总部”进行改组,并将改组章程,于七日内送交政府批准立案,陈廉伯通电悔罪,报效政府50万元。

8月29日,各地陆续复市,气氛一度缓和。讵料,英国总领事致函广州交涉员,声称如果政府炮轰西关,英国炮舰也将炮轰大元帅府作为报复。这种公然的干预,大大激怒了孙文,汪精卫说:“这般通牒,比之民四日本提出之二十一条,实是同等的国耻;以总理之志气,此时更愤到不可言状了。”孙文绝不向压力屈服,一面命令永丰舰驶入半塘海口,卸去炮衣,派人通知沙面外人避难,一面召见范石生、廖行超,宣布拒绝调停条件。

转机一闪而逝,形势再陷危殆。

▲广东商界走上街头,号召罢工、罢市

9月1日,孙文发表对外宣言,强烈指责英国,是要摧毁以他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此间就有一场反对我政府的公开叛乱,其首领是英帝国主义在华最有势力的机构的一名受到信任的代理人”。9月4日,报纸刊登孙文措辞更为激烈的反英宣言:“自广州汇丰银行买办公开反叛政府之始,余即疑其此种反国民运动,必有英国帝国主义做后盾……本政府否认有炮击无防卫都市的残暴举动,因为在广州市中,本政府须用武力镇压的地方,只有陈廉伯的叛党作为根据地的西关一隅之地。”

宣言一出,人心为之震撼。西关,这个广州最繁华的百年商业中心,已进入了炮火射程范围之内。   

1924年9月,北方直、奉两系爆发第二次战争,孙文和张作霖、段祺瑞订有反直密约,9月12日,孙文移师韶关,策应直奉战争。9月10日,孙文发表《告广东民众书》宣布:一、在最短时期内悉调各军实行北伐。二、以广东付之广东人民,实行自治,广州市政厅克日改组,市长付之民选,以为全省自治之先导。三、现在一切苛捐杂税悉数蠲除,由民选官吏另订税则。

这本是解决官商冲突的良方,可惜最后又成一纸空文,广东人迎来的,是一个血与火的时代。历史上许多看似可以避免的悲剧,到最后都无可避免地一幕幕上演,是人为欤?是天意欤?实在让人扼腕叹息不已!

9月15日,陈廉伯通电拥护政府,但无悔过表示。胡汉民下令取消陈廉伯、陈恭绶通缉令,但军械仍不能发还。10月4日,全省188埠商团代表在佛山开会,酝酿第二次总罢市。国民党指商团在英国人的支持下,准备建立商人政府,与革命政府分庭抗礼。

10月3日,胡汉民接替廖仲恺就任广东省长。他向孙文建议,先发还部分枪械。孙文曾询问谭延闿,万一官商开战,会有什么结果。谭延闿说了八个字:“胜则无民,败则无兵。”孙文勉强同意发还5000支枪械给商团,但要商团拿出20万元,作北伐军费。另外再允许政府抽一次特别捐,数目相当于广州全市一个月的房屋租金。

商团认为发还枪械不足半数,且发回的枪械都是旧的,不是被扣的那批新械,抗争未达真正胜利,复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一、将所有苛捐杂税,一律取消,永不得复抽。二、将年来政府强行投变的官产、市产、民产、庙堂,一律发还。三、将年来政府扣留变卖的大小商船,一律发还。四、将商团枪械全部发还,不得少见一枪一弹。五、恢复全省人民自治机关。六、将捕杀邹竞先的警察及区长枪毙,而厚恤邹氏遗族。随后,全市总罢市,二度响锣,刚重开没几天的西关街闸,又再关闭。

商团判断错误,意在挑战政府的底线。

10月10日,广州民众5000多人举行国庆纪念游行,工团与商团在太平路发生冲突,混乱之中,商团有人开枪,警卫军亦有人开枪,死伤十几人。事后商团与工团互相指责对方挑衅,市内到处出现反政府的标语,商团在西关架天桥、筑炮垒,封锁街道,市肆不许开张,百姓不敢出门,表面平静,但内里情势已达沸点。

一旦见血,镇压就有理由了。

由孙文圈定的革命委员会,迅即在黄埔军校成立,接管政权。革命委员会的六名成员,包括许崇智、蒋介石、汪精卫、廖仲恺、陈友仁和谭平山,孙文自任会长,鲍罗廷为顾问。11日,孙文致电胡汉民:“请立即宣布戒严,并将政府全权付托于革命委员会,以对付此非常之变,由之便宜行事以戡乱,则小丑不足平也。” 

关于军队镇压的消息,已在坊间哄传,谣言如浮云,蔽日不使照,广州成了一座危疑震惧之城。孙文致电家乡香山县县长:“如有煽动罢市之人,即行枪决;罢市之店即行充公,切勿姑息为要。”这天,商团代表往见廖仲恺,力言广州若有战事,损失必然惨重。廖仲恺厉声呵斥:“广州剩回二成人已够!”

10月15日凌晨4时,只听民团统率长李福林一声令下,李福林的福军、吴铁城的警卫军和许崇智的粤军,兵分三路,攻入西关。一时炮声隆隆,弹如雨下。理发工人在军队掩护下,沿街纵火。西关的民居,多属砖木结构的骑楼,瞬间便火烧连营,整条街、整条街陷入火海。天亮时,八面威风的商团军,已如雪逢汤,顷刻消融。军队在广州最繁荣的商业区大肆焚掠。

大火从10月15日,直烧到17日才熄灭。共计大小街道约30多条被焚,1000多商户被洗劫,损失约5000万港元以上。死伤人数约2000人,大部分是非官非商的无辜市民。以上仅为官方公布的数字,实际损失,恐怕远远不止此数。

10月15日,孙文连下数令,凡加入商团者,为首者没收财产,附从者处以罚金,由数百至万元,作北伐军费。“必将商团店户、货物、财产,悉行充公”。10月16日,孙文再下令没收西濠口大新公司充公。有记者问孙文,是否下过火烧西关的命令,孙文干脆地回答说,的确下过。因为商团多次拒绝服从政府,“这就有必要烧一下以摧毁他们的抵抗”。 

一场轰轰烈烈的官商博弈,不能为中国民主制度开一新篇章,却落得如此收场,真出乎时人的意料之外,亦出乎后人的意料之外。面对着颓垣败壁,触目凄凉的家园,历史学家,纵有风雷老将之心,也觉无词说断肠了。

商团的武器,最后大部分落到了黄埔军校的手里。蒋介石说:“黄埔军校就利用这批枪械,成立了一个教导团。”这个教导团,后来在战场上,发挥了大作用。

经此一役,作为中产阶级第一梯队的粤商,元气大伤,社团被彻底瓦解,大量财产被充公,从社会主流地位被逐到社会边缘,成为大革命时代被打倒的第一批人——地主、工厂资本家还排在他们后面,政治上从此一蹶不振。

商团事件,为接踵而来的暴风骤雨般的群众运动,做好了预演和铺垫。


(作者系著名历史学者、作家)

责任编辑:王封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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