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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改行医的岁月

作者: 来源: 版权所有: 时间:2017-06-15 15:18:21 阅读  1078

姜俊禄(口述) 王大庆(笔录)

我今年83岁,从1957年7月被错打成“右派”到1979年4月正式平反摘“右派”帽,20多年最宝贵的光阴都是在荒凉偏僻的劳改农场度过。回首往事,感慨万千,而最令我难忘的是在劳改农场行医的恩师及许多山村百姓的不解之情。

蒙冤屈发配农场劳改

1951年我高中毕业后被安排在上海正泰橡胶厂工作,3个月后我考取原上海震旦大学。1953年毕业后仍回原单位工作。1957年4月,我写了一篇文章谈对人民公社的看法,发表在当时的《文汇报》上,同时我又写了一些大字报(当时时兴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单位个别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任人唯亲的做法进行了抨击。没多久,我就被隔离反省,并被批斗,随即又被当时的杨浦区人民法院以对现实不满、污蔑革命干部等罪名判刑5年,发配到安徽花凉亭水库10大队劳改。

邂逅同学巧学医

花凉亭水库是一个在建工程,位于深山之中,十分偏僻和荒凉。和我在一起的劳改犯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右派”。我们的劳动任务是每天推4车土送到近20里远的大坝,途中还得经过几里长的沙漠带。沙漠带上铺着狭长的木板供装土的独轮车辗过,人走在上面担惊受怕,生怕翻了车,再吃二遍苦。由于每天来回推车要走100多里路,因而早晨天不亮我们就得起床,2车土运到大坝,才能领到一根饭筹。整个劳改队有一人完不成4车土任务,全队都不得收工。常常是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往牢舍赶,到了牢舍,躺在铺了稻草的地上,浑身都散了架,动弹不得。不时有劳友挺不过去生病、累死。想想自己有一天也要累死在这荒山之中,心里就非常害怕。

一天,我气喘嘘嘘地推着独轮车行到半路上,迎面突然走来一个人,我一看,这不是我高中的同学孙铭吗,他怎么会在这里?我无脸认他,扭过头,装着不认识。孙铭也认出了我,很是惊讶,主动喊我,问我什么原因到这里的。我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很同情我的境遇。告诉我他从上海二医大毕业后,就分配在大坝支队卫生科。他说你这么干瘦的身体怎么吃得消这么重的活计,我想办法把你弄到我那里去学医,并告诉我一些必考的医疗常识,如体温、脉搏,血压、人体解剖知识等,嘱咐我接受考试时,一定要说是上海二医大毕业的,和他同学。我感激地连连点头。

没几天,果然来了调令。大队教导员把我叫去先是一番训话,问我为什么隐瞒上海二医大这段经历,是不是不想为人民服务?这里也缺医生啊,但他又阻拦不了我,因为支队是上级,只好让我调离。

我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走了40里山路,到支队卫生科报到。主考的是卫生科科长,他问了我哪个医校毕业的以及一些基本的医疗常识后,便让我进行实践考试:做一个病人的阑尾手术。我慌神了,我平时连鸡都不敢杀,哪里敢做这人命关天的手术?穿上手术衣到了手术室,我心里才有了底。原来我的同学孙铭早就在这里等候。孙铭见我来了后,便打发两个护士离开,然后给接受手术的患者打了全身麻醉(按照常理只打局部麻醉,他这样做是防止患者知道实情后检举汇报),让我站在主刀手的位置上,他站在助手的位置上,以便别人从窗口观察看不出破绽。整个手术都是由孙铭完成。做手术时孙铭又嘱咐我,等病人手术后进了病房,病历上应该怎样写,医嘱又应怎样写,我牢牢记在心上,并复述了一遍给他听,他才放了心。

第二天早上查病房,主考的卫生科科长掀开阑尾患者的被单,看术口只缝了2针,点头称赞,因为一般阑尾手术都要缝4针。接着又翻看病历,见病情、手术经过、医嘱都写得很规范。很是满意,与孙铭商量要安排我到结核病房。孙铭听了赶紧否决,避开我对卫生科科长说:“此人情况我了解,业务虽精,但思想反动,不宜让他独挡一面,还是让他跟在我后面做助手,由我管制他。”

孙铭当时是主治医生,又是党员,卫生科科长很信任他,一点儿也没有往其他方面想,就点头同意了。

就这样,我跟着孙铭学医、当助手整整5年,不但学会了内、外科,而且学会了内、外科的常规手术,什么阑尾、疝气、良性肿瘤、胃切除等手术都能做。当时和我同在一起的还有被打成右派的蚌埠医学院的黄教授、马鞍山医院的外科主任万德章以及上海中山医院的内科主任(姓名记不清了)等,他们做手术时,我有时也去帮忙,他们在一起探讨病例时,我更是侧耳聆听,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不少东西,这对提高我的医疗水平大有裨益。

破愚昧,山区百姓信医生

1962年9月我服刑期满,右派帽子也同时摘除。我被调往北浮农场青山采石队医务室,开始享受38元的月工资,不久又从青山调到缺口舞龙墩采石队医务室。

舞龙墩采石队和青山采石队一样,队里全是摘帽的“右派”及其他劳改期满就业人员。采石队有200多号人,而医务室就我一个医生,我每天吃过早饭就背着药箱上工地。采石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危险性也大,每天在我手头包扎抢救的伤员都有10至20人,几乎都是被石头砸伤的。

这一带是北湖农场外围,附近山区有不少老百姓都患有血吸虫病、结核病,患疟疾的就更多。由于这一带交通、信息闭塞,老百姓思想不开化,加之缺医少药,山民们得了病除了自己采草药外,大多是请巫婆到家驱邪,画张符烧成灰掺在水里喝,结果是小病酿成大病,大病送命。

我来到这里后,由于山区百姓对西医缺乏了解,因而还不敢来找我治病。只有个别胆大的山民有病来找我医治,见我给他几个药饼,打两针,病就好了,感到很神奇,但脸上仍充满疑惑。我就对他讲,巫婆是看不好病的,我们上海原来有个一贯道,但不能帮人看好病。解放初期上海徐家汇附近有条水沟,有人传说这沟里的水是仙水,可以治百病,引来不少人争相舀喝,结果病不但没好,还引起了肠胃炎。只有医生才能治好病。这个山民回去后就把这些话告诉其他山民们听,大家还是将信将疑。

一次,相邻大山有一姓刘的12岁小女孩,因不听话常挨父亲打,以至屁股发炎,人也发高烧,说胡话。父亲认为是中了邪,请来巫婆跳大神,画了驱鬼符烧成灰放在水里让这个小女孩喝,喝了几次不但不见好,反而伤口愈加严重,屁股上的炎症成了蜂窝,里面全是脓。这时,小女孩的在大队做会计的叔父看到侄女病情严重,情知不妙,赶紧叫小女孩的父亲请我来。小女孩的父亲仍执迷不悟,说她中了邪,请医生来有啥用?小女孩的叔父没听他的,跑了十几里山路请我去救这小女孩,我一看伤口,蜂窝已经肿成一个大馍头那么大,并伤及筋骨,再晚一步将有生命危险。我赶紧先用碘酒消毒,切开蜂窝瘤放脓液,脓液放清后用氯化纳生理盐水进行清洗,再用雷佛奴尔浸泡的纱布条填充引流,最后进行包扎。配合消炎药、抗菌素治疗,前后治疗了两个多月,小女孩的屁股伤口上终于长出了新肉。

小女孩的父亲感激不尽,逢人便说是姜医生救了他女儿的一条命,周围的山民由此也不相信巫婆了,有个什么病都来找我求治。

重新戴上右派帽

1969年5月,我所在的舞龙墩采石队撤消,我又来到姥山采石队。

当时的姥山十分荒凉,方圆20里都无人居住。最伤脑筋的是山里的毒蚊子,多得不计其数,全是像小苍蝇大的黑蚊子,在你身上一咬一个小红包,疼痒无比。我实在坚持不住,便写了一封信给上海的母亲,叙说了这里的艰苦情况,要她寄一顶蚊帐给我。信写好后,正好采石队有人去东大圩(我所在的地方是西大圩,没有邮局,相隔六七里远的东大圩才有邮局),我就托他将这封信带到邮局发。谁知这个人将我的这封信送到了采石队大队部,大队部干部随即拆开检查,一看内容,认为我对社会现实不满,改造不彻底,特别是看到我信中有这么一句“我现在犹如荒山陈殍之珠”,更认为我思想反动,又重新将我打成右派,关进白浮农场监狱。

关押期间,不少被我医治过的山区百姓闻讯跑几十里山路来看我,他(她)们根本不相信这个义务为他们治病,用自己的工资买药送他们的姜医生是个坏人。

后来大队部的领导左查右查,实在没有查出我有什么新问题,关了我5个月后不得不释放了我,但右派帽子不摘,让我“戴帽”行医。

平反摘帽享度后半生

科学的春天来临后,历史冤案大白于天下,我也于1979年4月接到了杨浦区下达的平反摘帽通知,当地山区的一些老百姓闻讯后,自发地赶来为我送行,有些被我救治过大病的山民陪着我走了很远很远的山路,在我一再恳谢下,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回到上海正泰橡胶厂后,由于不愿勾起对往事痛苦的回忆,加之我有个姐姐在江苏东台县工作,我便要求到东台工作。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我被安排到东台县橡胶厂干自己原来的橡胶专业,直至退休。

回想在劳改农场的20多年生涯,我最忘不了的是同学兼恩师孙铭和广大山村百姓。孙铭不但在我危难之中救助我,教我行医,更教会了我如何做人,这也是我义务为成千上万的山区百姓治病送药的内在动力。广大山村百姓的善良和在我蒙冤期间的冒险探望更让我体会到人间真情。


笔录者地址:江苏东台市

责任编辑:姚胜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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