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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衍:不该小觑的“百日宰相”

作者: 来源: 版权所有: 时间:2017-05-19 15:15:50 阅读  205

刘隆有


杜衍(978-1057年),字世昌,封祁国公,世称杜祁公,北宋著名政治家,仕真宗、仁宗两朝,历任地方和中央要职。宋仁宗庆历年间,初任枢密副使、枢密使,庆历新政后期,任同平章事兼枢密使。杜衍人品高,官风正,能力强,善决大事,所至政声皆佳,特别是在庆历新政中为相,最受时贤和史家颂美。

宰相乃封建时代辅助皇帝,统领群僚,总揽国务的最高行政长官,时政之美恶,常取决于宰相。好的宰相,主观上必须德才超群,客观上也须有一定时间,让其施展抱负,历朝历代的名相贤相,大多如此。杜衍为相仅120天,史称“百日宰相”。

杜衍于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罢相,以尚书左丞出知兖州,庆历七年正月致仕。宋代著名史学家、名列古文唐宋八大家的曾巩,在庆历七年九月写给杜衍的信中,赞美杜衍任宰相时的所作所为,与“古之良宰相者无异焉”,虽说因任相时间太短,“不充其志”,功德却不可胜道,无愧于尧舜之时、夏商周三代和汉唐盛世的名相。

南宋史学家洪迈《容斋续笔》卷16《贤宰相遭谗》条,将杜衍与唐代名相褚遂良、张九龄、裴度和宋代名相赵普、寇准等并列,称之为“一代宗臣,当代天理物之任,君上委国而听之,固为社稷之福。”对其遭邪人谗言陷害,不得尽展相才,深为痛惜。

宋仁宗一朝,共任相23人,元代修《宋史》,特将杜衍和李迪、王曾、张知白为一“贤相”合传,称四人“皆贤相也。”传末发论,极尽颂美,曰:“宋之贤相,莫盛于真、仁之世,汉魏相,唐宋璟、杨绾,岂得专美哉!”

一、庆历新政,砥柱中流

近数十年出版的一些通史,谈到庆历新政,大都主要记叙范仲淹、欧阳修的事迹,兼及富弼,顺便提及韩琦和杜衍,有的甚至不提杜衍。实则在宋人眼中,杜衍才是庆历新政主要也是最高领导者。宋神宗熙宁年间陈师锡任监察御史,在奏言中,就希望宋神宗像宋仁宗“擢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韩琦,以成庆历、嘉祐之治”一样,“以兴治功。”宋神宗“善其言。”(《宋史·陈师锡传》)陈师锡所指,包括了宋仁宗两个时期的治功,一为庆历之治,一为距庆历新政11年之后的嘉祐之治,嘉祐之治,富弼、韩琦主之;庆历之治,杜衍、范仲淹主之。宋神宗一生都在革新,更是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他与陈师锡这次对话,距庆历新政不过20余年,其看法的准确性当属无疑。

历史的真实的确如此。在皇权专制,官制等级森严的时代,任何一次全国性的变革,既必须得到皇权的支持,变革主持者也必须获得相权,否则,在皇权和变革主持者中间,必然横着一道相权梗阻,给变革之路平添无尽麻烦,山重水复,险象叠加,难有所成。

北宋政务由中书门下掌之,最高长官为宰相,称中书门下平章事,副相称参知政事;军务由枢密院掌之,最高长官为枢密使,次为枢密副使。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为宰辅,统领全国政务和军务,而以宰相为首,枢密使次之,庆历年间,宰相还一度兼枢密使。在庆历新政期间——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到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的一年左右时间里,最活跃的范仲淹的职务是参知政事,富弼和韩琦的职务是枢密副使,欧阳修的主要职务,先是知谏院,后是河北都转运使、权真定府,已不在朝廷。范仲淹和富弼虽受宋仁宗委任,具体主持新政的制订和实施,但这期间,他们头上还有三位宰相,章得象、晏殊、杜衍,章得象和晏殊均不支持新政。晏殊在新政急需言官造势的关头,故意将知谏院的欧阳修由朝廷外派地方。章得象尤为阴毒,既授意几个追随他的言官攻击范仲淹和富弼,又暗中使坏,最终误导宋仁宗罢掉范仲淹参知政事之职,而以范仲淹的政敌宋庠代之。唯有杜衍对新政积极支持,热情参与,特别是在范仲淹和富弼被流言所污,被迫离京,而宋仁宗又开始动摇,想免去范、富二人政事之时,偌大一个中央朝廷,唯杜衍一人,砥柱中流,充分利用其宰相和枢密使的地位、职权和影响,对变革和变革者“独左右之。”(《宋史·杜衍传》)范仲淹和富弼相继于庆历四年六月、八月外出任宣抚使,自此到庆历五年正月新政戛然告终的七个月时间里,只有先任枢密使,后又升任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的杜衍和枢密副使韩琦在京。显然,所谓庆历新政,最后的也是其整个历程近一半时间,主要主持者就是杜衍,既非范仲淹,也不可能是韩琦和富弼,当然更不会是欧阳修。欧阳修当时的职务,离中央政务核心领导圈——宰辅,尚有相当大的距离。事实上,欧阳修对庆历新政的贡献,主要也就是发发议论,写写文章,造造舆论而已。

二、令青史生辉的“但道杜衍不可”

范仲淹和富弼拟定的新政十项内容,核心是改革吏治,革新吏治的核心,则是抑制侥幸。而侥倖的根源,却是皇帝的“恩降”,对官吏任命、升迁,不走正常程序,而是皇帝直接下一诏旨,由枢密院和中书门下奉旨落实。吏治昏乱和腐败,竟由皇帝带头!很显然,要刹住这股歪风,作为参知政事的范仲淹干不了,作为枢密副使的富弼和韩琦更干不了,唯有宰相兼枢密使的杜衍了。杜衍当仁不让,大义凛然地和皇帝叫上了板。宋仁宗一方面批准新政,下诏要“明黜陟,抑侥倖”,一方面又继续皇恩浩荡,“多恩赐,请求无不从”。杜衍针锋相对,“每内降恩,率寝格不行。积诏旨至十数,辄纳帝前。”举凡皇帝批的任官条子,一律挡住,拒不执行,等积累到十几张,便径直交还给皇帝。宋仁宗有个重要姻亲,想求一官,宋仁宗碍于面情,批条恩准。杜衍头天见到御批,第二天一上朝,就拿着条子质问宋仁宗:“昨日何忽又降此批?”宋仁宗心内有愧,只好说:“卿止勉行此一批,盖中有无可奈何者。”语中颇含乞求。皇帝已这样了,宰相杜衍却原则依旧,“正色奏曰:但道杜衍不可!”宋仁宗只得将自己的御批收回作罢。后来,宋仁宗凡遇私下向他讨官者,都要说:“朕无不可,但这白须老子不肯!”白胡子老头儿,即指杜衍。宋仁宗曾对欧阳修感叹道:外间都知道杜衍封还我批出的任官条子吧?其实,我在内宫,有向我请求恩泽的,我常常以“杜某不答应”而拒绝,这种情况,比杜衍封还我的条子还要多。在抑制侥倖方面,杜衍“助我多矣!”

从此,杜衍拒“恩降”,遂成为吏治史上的经典,被广为传颂和取鉴。南宋高宗时,一次“内降差除四人”。殿中侍御史周葵奏言:“愿陛下以仁祖为法,大臣以杜衍为法。”宋宁宗时,国子录王介上疏批评当时任免官员“悉出内批”,称赞“杜衍为相,常积内降十数封还”。宋理宗淳祐二年,杜范任右丞相,“时亲王近戚多求降恩泽”,杜范“引前朝杜衍例”,将皇帝此类内批“皆封还。”

庆历新政“明黜陟,抑侥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向各路(约相当于今天的省)选派转运按察使,由其选任该路的知州,再由知州选任该州的知县,将原来不称职的州、县官一律罢免。范仲淹为了选好转运按察使,严审预选名单,将不合格者一笔勾掉。富弼觉得范仲淹搞得过于严格,建议道:您一笔勾去很容易,可被勾者一家人会因此而哭呢。范仲淹反问:“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坚持标准不放松。这个故事,一直传为吏治美谈,近年来更被一些文章频繁援引。但范仲淹“明黜陟”,是以副相的身份审查、敲定省级干部任命,把关虽严,却是居高临下,挥笔即定。杜衍“抑侥倖”,则是直面皇帝,以下纠上,要冒天大风险,没有极大的担当精神和超人的胆识勇毅,不能为,也不敢为。“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固然掷地有声,“但道杜衍不可”却尤令青史生辉。

三、对新政骨干无私的“扶持树植”

曾巩在《上杜相公书》中,极赞杜衍在庆历新政期间为相,“能以天下之材为天下用”。当“豪杰魁垒”之士遭“邪者恶之,庸者忌之,亦甚矣”之时,独有杜衍“唱而助之”,百般呵护,使其“皆若素由门下以出”,与之一起力行新政,辅佐人主“致天下治”。当英才们备遭庸众排挤诽议,杜衍“复毅然坚金石之断,周旋上下,扶持树植,欲使其有成”。实在无力回天,“则引身而退,与之俱否”。

诚如曾巩所述,庆历新政中的一些骨干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孙甫,都得到过杜衍的热情栽培、大力提携和竭诚维护。

范仲淹因力揭宰相吕夷简弄权误国,深深得罪吕夷简,被贬官数年。好不容易被起用知延州,负责西北边事,又因在处理西夏问题上,被朝中大臣误解,让政敌找到了攻击的话柄。吕夷简为相20多年,手段阴狠老辣,私下怂恿参知政事宋庠,在皇帝面前恶毒诬陷范仲淹,说:“范仲淹可斩!”时为庆历元年,杜衍正任枢密副使,力为范仲淹辩解,曰:“仲淹之志出于忠果,欲为朝廷招叛虏耳,何可深罪?”义正词严,与宋庠“争之甚切。”宋庠辩不过杜衍,以为吕夷简会帮他说话。岂知吕夷简已被杜衍的正义和正气震慑,一直“默然,终无一语。”直到宋仁宗问他的意见,才开口说道:“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范仲淹这才得免大难,要不然,就不会有两年以后的庆历新政,也不会有著名的《岳阳楼记》。

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都是名副其实的热血君子,以天下为己任,而不顾其他,同是为国为民,对具体的人和事,却常有不同看法,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不依不饶,乃至出语伤人。诸人中,杜衍官位最高,年龄也最长,大范仲淹11岁、孙甫20岁、欧阳修29岁。诸人素常对杜衍既敬仰,又感恩,以父辈事之。但在议论和处理军国大事上,范仲淹、欧阳修、孙甫曾误解过,乃至恶语伤害过杜衍,杜衍均不计较,照样真诚关爱,呵护有加,情怀之博大,境界之高迈,在华夏数千年政治家中,堪称一流。

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以参知政事的身份,宣抚陕西、河东,误以为辽朝将发兵侵宋,欲发大兵备之。杜衍时任枢密使,不同意范仲淹的判断,认为辽兵绝不会来,宋兵不可妄出。范仲淹发怒,与杜衍“争议帝前,诋衍,语甚切。”此前,范仲淹一直“以父行事衍”,如今竟然当着皇帝的面,这般放肆无礼,如对仇雠,这要放在一般人,肯定要对范仲淹打击报复,至少也要记仇怀恨,断绝交往,杜衍却“不为恨”。特别当退朝以后,范仲淹牛脾气继续发作,力争不已。而事实很快就明了:辽兵根本就未动,杜衍拒不发兵,绝对正确,范仲淹的判断绝对错误。即便如此,杜衍对范仲淹仍关爱如初。

较之范仲淹,欧阳修更曾多次“触犯”杜衍。宋仁宗嘉祐八年(1063年),杜衍已去世六年,欧阳修于这年所作《跋杜祁公书》中,深情怀念与杜衍的初次相见:“公当景祐中为御史中丞,时余以镇南军掌书记为馆阁校勘,始登公门,遂见知奖。”然而,欧阳修给杜衍送上的见面礼,却是一枝带着利刺的玫瑰。时在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杜衍刚任御史中丞,征辟石介为御史台主簿,石介还未到任,他的一封上疏已得罪皇帝,朝廷因此撤销了对他的征召。欧阳修是石介的挚友,此时刚任馆阁校勘,竟然写信给杜衍,指责杜衍未能替石介辩护,言辞颇为激烈:“介一贱士,用之当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举动也。”这年欧阳修29岁,杜衍58岁。欧阳修入仕才数年,刚由地方进京,仅为从七品的低级小官,杜衍则是从三品的大官高官,为人为政,早已名动朝野。从哪方面说,欧阳修都有些冒失,言辞明显过头而且失礼。杜衍虽不同意欧阳修的批评,对其勇于言事的精神,却很是欣赏,两人从此结下浓厚的师生之情,“久而愈笃”。

庆历新政期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欧阳修也常与杜衍意见相左。如在处理边将滕宗谅、张亢使用边费不当问题上,杜衍力主重惩,欧阳修和范仲淹则坚决反对,认为两人没错,最后只好折中,给了两人较轻的处罚。在如何对待辽朝驸马刘三嘏叛辽投宋问题上,欧阳修和几位宰相都主张厚待之,“以诘契丹阴事”。杜衍则主张拒不接纳,纳之于国不利。最后杜衍获胜,将刘三嘏遣返辽朝。从当时军国大局来看,杜衍的意见,无疑要比欧阳修和范仲淹等正确得多。杜衍去世后,欧阳修在为杜衍所作墓志铭中,对杜衍立朝“善决大事”,也是由衷佩服。而杜衍也从未反感过欧阳修一次又一次的“冒犯”,总是以长者之态,谅解之,关爱之。欧阳修在《再与杜欣论祁公墓志书》中述及此,感慨颇深:“公之知人推奖,未有若修之勤者;修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

孙甫一直被杜衍看好,在其还只是个知县时,以刑部侍郎知永兴军的杜衍,即将其辟为司录,事无大小,都放心地交其主办。如此信任,孙甫却不领情,以为杜衍小瞧了他,竟耍起牛脾气,说什么“待我如此,可以去矣!”杜衍得知,就再不拿小事烦他了。而且愈发器重他,主动与之结为忘年交,高兴地说:“吾辟属,乃得益友。”杜衍升任枢密副使后,又举荐孙甫为秘阁校理。不久,保州发生兵变,孙甫按循职问责的思路,上言“枢密使副当得罪”,应向杜衍问责。重用之,屡荐之,得到的回报却是“不少假借”,要朝廷处罚知己。这要放在别人,能不恨之入骨,报之以牙还牙吗?杜衍却不,他因此更看重孙甫的“鲠亮不私”。秘阁校理为朝廷谏官,职在言事,孙甫一心为国,言事不避不忌,敢于碰硬。宋仁宗欲任陈执中为参知政事,孙甫与同事蔡襄争着上言阻止,曰:“执中刚愎不才,若任以政,天下不幸!”孙甫又指斥皇帝近臣丁度言事怀私心,“请属吏”,要宋仁宗予以严惩。陈执中和丁度人品既差,又是庆历新政的反对派,岂能容得孙甫等人如此?立即予以回击,在皇帝面前极言孙甫和蔡襄之短,两人被逼,只得请求外任。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事下中书省,杜衍时任宰相,在其影响下,中书省以谏院缺人为由,上奏皇帝,留二人继续担任谏官,宋仁宗听罢,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杜衍回到中书府,立即召吏员拟就剳子:令蔡襄、孙甫照旧供职。按程序,剳子须几位宰相和参知政事都署名,方能执行。杜衍和另一位宰相章得象署名后,吏员拿着剳子请参知政事陈执中署名,陈执中恨透了孙甫和蔡襄,拒不署名,还说刚才皇上并无明确旨意,应当再次上奏,怎能着急如此!话语中,明显露出阴狠和威胁。吏员回来告诉杜衍,杜衍已觉察到宋仁宗轻信了陈执中和丁度的谗言,再奏必遭否定,本想利用一下皇上刚才的暧昧态度,尽最大可能保护孙甫和蔡襄,可惜其间苦衷,竟被陈执中识破。只得取过剳子烧了。杜衍不知道,就在此时,被谗言搞昏的宋仁宗,已对范仲淹和富弼及其主持的新政心生反感,而杜衍又处处庇护二人,所以,一面下诏罢免范仲淹和富弼宰辅职务,一面正令翰林学士院锁院草制,罢免杜衍的宰相之职,贬官地方。执笔者,正是被孙甫刚痛斥过的翰林学士承旨丁度。第二天,杜衍就被贬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而且“即日发遣”,不容在京城稍留。杜衍既已遭贬,孙、蔡二人再也无人救援,很快,蔡襄就被贬福州,孙甫被贬邓州。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随之告终。

作者单位:陕西汉中日报社

责任编辑:谢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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