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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 月刊 11月 第19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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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多舛的国民政府

作者:贺吉元 责任编辑:王封礼 版权所有:《《文史天地》》2013年第11期 总第194期


在广州越华路举办国民政府成立典礼,政府于1926年12月迁往武汉。
图注:在广州越华路举办国民政府成立典礼,政府于1926年12月迁往武汉。

国民政府是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的中央政府机构与最高行政机关。它成立于1925年7月1日,终止于1948年5月20日,存续时间达23年之久。历经了广州、武汉、沦陷前的南京、重庆和抗战胜利后还都南京等几个时期。期间也曾有过短暂的南昌、北平、洛阳、广州国民政府的小插曲。1948年5月20日,蒋介石依循《中华民国宪法》,经国民大会选举,就任行宪后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国民政府即改为总统府,国民政府主席一职也改成中华民国总统。至此,国民政府使命终结,走进历史。

一、国民政府的发端

在袁世凯称帝83天死后,军阀割据的南方各省逐渐脱离北洋政府。1918年7月,云南和两广人士退出国会,在广州成立了军政府,从而形成一个较长时期的南北对峙局面。1925年,孙中山应冯玉祥之请,北上商讨国是。不料孙先生因肝病复发在北京逝世。为了统一全国,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议筹组国民政府。经过多方艰辛努力,中华民国第一届国民政府终于在1925年7月1日于广州宣告正式成立。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政府采用委员制取代大元帅府的一长制。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宗智、于右任、林森、古应芬、谭延闿等16人为委员(以后又陆续增选蒋介石、李宗仁、李济深、冯玉祥等为委员),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并聘苏联驻华代表鲍罗廷为政府高等顾问。同时设置了军事委员会,以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为常务委员,汪精卫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政府公开宣布它的职责是: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消灭帝国主义势力;对内,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消灭军阀势力。成立后的广州国民政府果断决定取消各地方部队名称,统一称国民革命军。同时作出了立即进行北伐的重大决策。 

二、命运多舛 几易府址

自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的10余年里,由于军阀混战,利益驱使,日寇入侵,使之蒙受了重大创伤,走过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曾先后出现过不同时期的南昌国民政府、武汉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洛阳国民政府、北平国民政府、重庆国民政府和最后还都南京的国民政府。

1926年,国民革命军先后攻克了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省的主要城市,10月占领了武汉三镇。11月8日,广州国民政府联席会议决议将国民政府北迁武汉。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亦作出将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入武汉的决定。12月5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停止在广州办公。明令各机关工作人员急速分批迁往武汉。经过一系列充分准备后,1927年1月1日已迁都武汉。2月21日,武汉国民政府对外宣布在武汉正式办公。然而,这时在南昌由蒋介石把持的南昌国民政府,迟迟不肯迁往武汉,与武汉国民政府发生了一次迁都之争。武汉国民政府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至1927年8月25日迁入南京。

北伐军在攻占了上海与南京后,蒋介石于1927年3月抵达上海。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受苏联及共产党影响,使国民党右派对左派亲共十分不满。于是,蒋介石决定实行“清党”,后来竟发展到对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实施大屠杀,是为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在蒋介石操纵下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在成立大会上,发布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关于定都南京的宣言。南京国民政府与此前的广州国民政府一样,也采取委员制,由蒋介石、胡汉民、张静江、吴稚晖等12人为政府委员。胡汉民为政府主席,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设有内政部、财政部、外交部、民政部、司法部等政府机构。政府辖区包括江苏、浙江、安徽(一部)、福建、上海、南京、广东、广西等省市。与武汉国民政府形成短暂的宁汉分裂局面。后来,由于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执行分共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加之蒋在汪的要求下辞去了总司令职务,终促成“宁汉合流”,武汉国民政府自行解散。8月25日,武汉国民政府迁往南京,与南京国民政府合署,形成统一的南京国民政府。政府内设内政、外交、财政、交通、司法、农矿、工商等7部及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监察院、大学院等机构。谭延闿为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主席,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又决定以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组成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


国民政府大门
图注:国民政府大门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平。国民政府在15日发表全国统一宣言。12月29日,东北奉系将领张学良通电南京,宣称接受国民政府管辖。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获得国际社会承认。

然而,后来连续发生了几个小插曲,使国民政府蒙受创伤。其一,在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不久,国民党内各军事实力旋又再次爆发武装冲突。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联合反对蒋介石南京政府,中原大战爆发。战争期间,汪精卫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决议在北平成立“国民政府”。选举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汪精卫等7人为委员,阎锡山为主席,并于9月9日9时9分宣告成立。这时的张学良明确表态支持蒋介石,并于9月23日带领东北军进驻北平,北平国民政府一度迁往太原。11月,北平国民政府随着阎锡山、冯玉祥宣告下野而解散。其二,1931年,蒋介石在南京汤山软禁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同时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约法草案,引起国民党内其他实力派的严重不满。党内胡汉民派、汪精卫派、李宗仁桂系、孙科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仿照孙中山护法战争时的做法,于5月28日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汪精卫为主席。“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谋求合作,最终粤、宁两派息争。到12月22日召开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广州国民政府取消。这次会后,林森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蒋介石宣布下野。1932年,蒋介石复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任行政院长。这种架构一直维持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到年底日军就占领了东北三省全境。为了扩大对中国的侵略,1932年日本军国主义又发动“一·二八”事变,突然袭击中国上海驻军,强占闸北。蒋光鼐、陈铭枢、蔡廷锴即率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拉开了淞沪抗战的帷幕。日军来势汹汹,若上海沦陷,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即行暴露在日军面前。因此,国民政府不得不另觅安全之地。遂于1932年1月30日仓皇宣布迁都洛阳,但军政部、外交部仍留在南京办公。3月1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在洛阳召开,会议决定以洛阳为国民政府的行都,以西安为陪都。国民政府在洛阳时间不长,是年11月又折回南京。

三、最为艰难的一次迁都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南京已岌岌可危。国民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迁都。然而迁往哪里,这是国民党党部和国民政府思考得最多的问题。谋划来谋划去,最后确定迁往重庆。为什么确定在重庆?这是经过较长时间酝酿选择的结果。

随着四川和西南各省的统一问题渐趋解决,国民政府逐渐将国防中心转向西南,转向四川。其时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能长期支撑。早在1935年3月2日,蒋介石由汉口飞抵重庆。4日,他在讲演时称:“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同年7月,蒋介石面对即将到来的大规模中日战争再次指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线以西地区为主要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核心,甘、滇为后方。”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的一次讲演中又指出:“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而在四川,当时最重要的城市首选重庆。因为重庆为西南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经济中心,与西南各省联系密切,且有三峡天险为屏障,有西南、西北两大国际交通线为依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后,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11月中旬,在上海淞沪抗战失败已成定局,首都南京遭受巨大威胁的形势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自料南京无法坚守,为坚持长期抗战,遂决定依照既定方针,作出了迁国民政府于重庆的重大决定。

随后即紧锣密鼓地运作着。15日,作为当时国家最高决策机关的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决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会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沙以南之地点。”16日,南京国民政府各机关除其最高长官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余均自当日起离开南京转武汉赴重庆。17日,作为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国民政府直属的文官、主计、参军三处的部分人员乘“永丰舰”启碇西上,从而揭开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序幕。11月19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并在会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明确告知与会者:“现在中央已经决议,将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了。”11月20日,林森一行抵达汉口,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国民政府“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11月26日,林森一行抵达重庆,受到四川、重庆地方政府及重庆市民的热烈欢迎。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重庆正式办公。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党部也正式在重庆上清寺“范庄”举行西迁重庆后的第一次执监联席会议并开始在重庆办公。 

1938年夏,当武汉战役紧张之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7月17日紧急命令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机关,限五日内全部移驻重庆。奉此命令,先前迁到武汉的各党政机关,开始了又一次大规模的西迁。9月下旬,驻武汉各军事机关也相继向湖南南岳等地迁移,并于武汉失守前迁移竣事。11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又决定驻南岳各军事机关迁重庆。12月8日,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桂林飞抵重庆,从而结束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都城自东向西的大迁徙。 

这里,说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是如何引领政府机关迁徙的?当年随行西迁的国府文官处书记官丁绍兰女士记述了迄今75年前大迁徙的全景:国民政府本身的机构只有文官、参军、主计三处直属于主席领导。全府员工不下千余人。筹迁工作中,限于财力、物力的拮据,交通运输的困难,不可能全部迁移,只能是既迁移,又疏散。当时以军事委员会海军部特为国府首批西迁,调派了内河装甲的“永绥号”兵舰作为林森专轮,泊于下关码头以备随时派用。除主席林森居于专舱之外,其余员工以职位高低,依次乘坐不同的舱位,并允许携带家属。随身行李携带有限制,不得携带家具。装船工作整整进行了1天。自上午开始,先搬重要档案、文件、印信;然后人员陆续登船。迁徙中,有直属的侍卫队随船护航,军乐队随行,还携带了医疗器材和药物。全船有一个临时船长,由参军处总务局局长、海军中将田士捷担任,负责航行的指挥和保卫。


抗战期间重庆国民政府人员用餐情景
图注:抗战期间重庆国民政府人员用餐情景

国民政府的西迁行动,虽在10月即着手部署,但究竟何时正式启程,却因前线战况,而在15日临时发布。准备时间只有一天,“故离宁之日,一般员工都是行色匆匆,没有思想准备,精神状态紧张得很”。1937年11月17日凌晨,这艘满载千余名中央政府官员及眷属、物资的主席专轮,就不事声张地启碇西上。时局已不允许举行任何仪式以记载这一历史时刻。

船行三日,途经武汉,中央通讯社才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第四天驶抵长江三峡门户的宜昌。川江航道本来狭窄险峻,又当枯水季节,致使这艘重载专轮不能溯江上行,只得逗留一天换乘川江客轮。23日,林森率文官、参军、主计三处长官和高级官员,先乘“民风轮”启行;其余人员、物资则另乘“民贵轮”随后跟进。两轮昼行夜泊,当晚即宿四川巫山,次日宿万县,25日泊涪陵,26日清晨,“民风轮”先期进入重庆航段。

26日下午4时,“民风轮”过铜锣峡、经唐家沱,出现在朝天门江面。早已泊江迎侯的海军巴渝、长江二舰,齐鸣礼炮21响,并随侍两侧,为“民风轮”护航。此刻,重庆行营主任贺国光、重庆警备司令李根固、代市长李宏锟等,齐乘“民律轮”,出港趋前迎迓。报载当时盛况:民风轮开抵太平门仁和码头后,林主席换乘“民律轮”,驶至储奇门码头登岸。此间各军政首长、各机关法团代表,及各学校学生两万余人,齐集储奇门码头迎侯。林主席下轮登岸后,即向欢迎人员颔首答礼。其时军乐大作,情绪至为热烈。

林森率国民政府迁抵重庆,是中国抗战由被动退却向主动运作的开端。作为中国元首,林森自到重庆即倡言抗战图强。他在一次题词中写道:抗战图强,义动瀛海,旖助中兴,倡言是赖。千钧共举,大厦同支,凛兹来轸,任此艰危。斡运启元,歼彼穷虏,同心同德,神州永固。

局限于当时中华民国的体制,林森不负有实际的政治责任,但他迁抵重庆,力主抗战,却具有不可替代的稳定民心、维系国脉的作用。

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得悉国民政府决定移驻重庆,其反应更为热烈。1937年11月28日,发表了《欢迎国府主席暨各委员莅渝告民众书》,对政府当局毅然移来重庆的非常举措,表示衷心的拥护。对大批中央机关的到来,重庆市民及团体纷纷让房、让地、搬迁转移,给予了切实的支持。

中央机关在重庆选址,以国民政府主席办公之地为最急迫。当移渝宣言发表之际,林森已过武汉。当他23日在宜昌转船入川时,省市当局才勘定国民政府在重庆的办公地址——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当天,省府教育厅接到重庆行营转来教育部下达的命令:“高工职校原址,供国府移渝办公之用。”为此,省教育厅特将原省属高级陶瓷职业学校并入高工职校,转令高工职校立即迁往陶瓷学校,3天之内迁徙完峻,腾出校舍。奉令迁出的高工职校师生员工,闻风而动,将必要器材物资,临时搬到牛角沱省公路局车场,因陋就简,照常上课。市府当局一面迁校,一面改建,仅用一周时间,于12月1日正式交付国民政府使用。在八年抗战、十年陪都的岁月里,驻在该地的国民政府,成了中华民国岿然不屈的象征!是执政的国民党所掌握而获得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的所在地。

随林森抵渝后,国民政府各院、部人员机构,经武汉、宜昌、水陆兼程,分头迁往重庆。到1938年,政府部门、民间团体、新闻单位与外国朝野在华机构,潮涌云集。当时,所有内迁单位,大都是利用原重庆各界公私房舍,稍加修缮,匆匆进驻。国民政府所属中央各行政部门的办公机构,集中迁建于重庆新市区的上清寺、曾家岩及大溪沟、罗家湾约两平方公里的地界内。

作为战时首都,重庆在八年抗战中肩负了重大的历史责任,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1946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以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决定在重庆恢复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重庆作为战时首都的历史使命随之结束。